他在这座学堂里读了6个月,除国文课外,又学习了一点地理、历史知识和英文。
一学期后,在这年的秋季,他考入了顺庆府官立中学堂(现为南充市职业高中)。
那里的课程设有: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英语、修身、格致(生物)、图画、体育等,学习内容丰富,一改旧式书院式的教学,深受学生欢迎。
朱德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如此丰富的知识,让他大开眼界,懂得了世上的知识多得很,不仅仅是“子曰”、“诗云”。
顺庆府中学堂里,聚集着一批具有科学知识和维新思想的有识之士。
学堂的监督(校长)就是后来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之一的张澜先生。
那还是1903年,顺庆府在筹办新学时,选送他到日本东京宏文书院师范科学习。
他在中华留日学生会上倡议慈禧还政光绪,变法维新。
清廷驻日公使视为大逆不道,立即取消了他的留学资格,将他押送回国。
张澜回到四川后,先在成都任四川留学预备学堂学监,后返回家乡顺庆府主持教育。
他主张革新教育,提倡妇女读书。
在教学中,重视爱国维新思想的灌输和科学知识的传授,深受学生欢迎。
朱德的舅父刘寿川先生是学堂的理科教师,19岁中秀才,后留学日本。
在日本加入同盟会。
他博学多能,讲授物理、化学时,经常带来一些仪器,给学生们演示。
一次上物理课讲火车原理时,有学生问:“为什么中国不能造火车?”刘寿川万分感慨地讲述了日本的维新。
最后,他激动地说:“日本的明治维新,使日本从落后迈向先进。
科学给日本带来了生机,惟有科学才是救国之本,而只有变法维新,才能发展科学。
这是国富民强的惟一之路。”
刘寿川先生的这一番话,朱德听来并不陌生,席聘三先生不是也这样讲过吗?张澜先生讲课更具有鼓动性。
一、曲折的求学历程(10)
他在课堂上曾大声疾呼:“要亡国灭种了,现在什么都不要管,就是牺牲身家性命,也要救国家!”
张澜、刘寿川先生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言论,在朱德的脑海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由于朱德与刘寿川除了师生关系之外,还有一层亲戚关系,所以他经常邀请好友戴与龄去刘寿川的寝室,向他请教。
刘寿川除了向他们介绍亲眼在日本看到明治维新的成就外,还介绍了孙中山先生在日本创建同盟会,出版《民报》等革命活动,并秘密地借给朱德一本革命党人邹容写的《革命军》。
朱德第一次接触到“革命”的字眼,尽管他并不很理解革命的真正含义和内容,但他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领悟到就应像张澜先生说的那样,要不惜个人的身家性命,去拯救民族,去拯救国家。
朱德在顺庆府中学堂苦读一年,他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与师生广泛交往,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
他各科学习成绩都很优秀,并能写得一手好的诗文,博得师生好评。
1907年他在顺庆府中学堂毕业时,赠与同窗好友戴与龄诗一首:骊歌一曲恩无穷,今在兴亡意计中;污吏岂知清似水,书生便应气如虹;恨他虎狼贪心黑,叹我河山泣泪红;祖国安危人有责,冲天斗志付飞鹏。
这首诗,正是反映了朱德在顺庆府中学堂一年苦读中最主要的收获。
他不仅学到了科学知识,而且学到了许多救国的道理。
这一年,是他从旧学到新学的转变,也是他接受“读书不忘救国”的开端,使他读书为“支撑门户”和“光宗耀祖”而转变到“读书救国”。
这是他一生中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
也正是在“科学救国”、“教育治国”、“强身卫国”思潮的鼓动下,他接受了刘寿川先生的建议,决心去成都求学,以学得更多的知识,来开拓自己的视野。
伯父朱世连为了朱德去成都求学,又多方求情借贷,终于凑了50块大洋,作为朱德上学的费用。
1907年的初春,朱德仍然挎背着他第一次上仪陇参加县试时用的那个蓝布包袱,凭着那双铁脚板,起早贪黑,一路快走,只用了5天,赶了370公里的路,到了省城成都。
成都同顺庆府比起来,要热闹得多了。
它不仅是四川的省会,还是中国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