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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4页）

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了反对清朝的武装起义，辛亥革命爆发了。

9天以后，蔡锷和云南新军中的同盟会员罗佩金、唐继尧等人秘密商议，准备起义，并且相约“严守秘密，有泄者共殛之”。

接着，他们又在10月22日、25日、28日三次秘密召集新军中的革命分子开会，决定驻昆明的新军各部队在10月30日（农历9月9日重阳节）夜里12时同时起义，由蔡锷任起义军临时总指挥。

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编有两协人马，为第三十七协和第三十八协。

而第三十八协的革命力量比较薄弱，部队又分散驻在滇南的临安府和滇西的大理府。

驻在省城昆明的新军第三十七协、炮标、机关枪营和讲武堂，都已被革命分子所掌握，昆明城里没有足以同他们抗衡的军事力量。

当时，议定起义的部署是：驻北校场的七十三标，向省城的北门、东门进攻；驻城南巫家坝的七十四标和炮标，向省城的南门和西门进攻；讲武堂的师生为开城门做准备；机关枪营分属于步、炮各队。

三、“重九起义”，奋勇当先（3）

与此同时，云贵总督李经羲也得到了武昌起义的消息，使他心惊肉跳。

为防止云南也发生不测事件，他下令巡防营和总督署的卫队要严加防范，并同十九镇的镇台钟麟同秘密商议，拟定了一个捕杀计划：凡拥护共和者“格杀非论”。

他知道蔡锷不是同盟会员，平时深居简出，又是他请来的，所以就透风给蔡锷说：“看来为国家斗，为云南斗，亦为新军斗，不开杀戒，已难以稳定军心民心！”

蔡锷一听此话出口，就知道他要下手了。

于是，不慌不忙地劝道：“使不得，使不得，万万使不得。

杀戒一开，就逼上梁山了。

昆明就成了第二个武昌。”

在蔡锷的再三劝阻下，李经羲、钟麟同没敢大开杀戒。

但还是把七十四标的标统罗佩金撤换了。

而且钟麟同下了一道特殊的命令，各营的弹药除少数留做训练打靶用外，其余一律交回军械局。

这一招还真够狠毒。

一场光明与黑暗的较量，一场生死的搏斗，将在西南重镇昆明展开。

10月30日，预定起义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也就在这一天，突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

晚上9时左右，第七十三标第三营管带李鸿祥派了一个排长叫黄子和，带着士兵去本标军械库偷运子弹。

碰巧，被值班队官唐元良撞上了。

唐元良是北洋派的军官，他不仅阻止搬运，还大声斥责士兵，扬言追查是奉谁的命令。

双方争吵起来后，唐元良被士兵开枪打死。

但不巧在回来的路上又遇到了标统丁锦。

他是总参议靳云鹏的亲信，一看到士兵抢运弹药，知道形势不妙，立即回去拉出卫队营追了上来，向正在北校场整装待发的起义战士开了枪。

李鸿祥只得下令还击。

丁锦一看不妙，便拔腿逃命去了。

这时，李根源赶到，立即下令带着第七十三标起义战士离开北校场，火速向北门进发。

李经羲得知北校场开枪后，立即给蔡锷挂电话：“城里的风声很紧。

我这里已听到枪声，据说是北校场打枪。

不知怎么搞的，我已下令去查了。

你那里怎样？可得留点神呀！切不要高枕无忧！”

蔡锷来了个“揣着明白装糊涂”，回答说：“刚才北校场是哨兵走火，引起的一场虚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