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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2页）

为了改变秦国这种被欺凌、歧视的处境，胸有壮志的秦孝公（前381～前338年），于公元前362年即位后（时年21岁），即向全天下颁布了《求贤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决心复兴秦国，再现穆公的伟业。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卫人公孙鞅就是这个勇敢的人，他从魏国跑来了，帮助秦孝公实行变法革新，并迁都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

商鞅（约前390年～前338年），战国时期政治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卫国国君的后裔，公孙氏，故称为卫鞅，又称公孙鞅。因变法有功被封于商，故又称商鞅。

商鞅年少时就喜好“刑名之学”，对当时的儒、墨、道、兵等各派学说也谙熟于心。早年的学术积淀使商鞅充满了治国平天下的壮志豪情，他即开始寻找“栖身之佳木”。战国初年，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一跃成为中原霸主。于是商鞅认为魏国是自己的用武之地，在魏相公叔痤门下任中庶子（掌管相府庶子的教育）。商鞅虽年少且身份卑微，但仍显示出遮掩不住的熠熠才华。很多人看好他，公孙痤就非常赏识他的才具和学识，认为他将来必堪大用。虽然公叔痤为了权位逼走驻守西河的大将吴起，后来西河被秦国夺去，但他在临终之际，特意向魏惠王举荐了商鞅，可惜惠王认为卫鞅太年轻了，不值得信任。公叔痤就跟魏王说，如果不用卫鞅的话，就杀了他，免得为其他国家所用。但魏王仍未听其言。恰巧此时秦国向天下颁布《求贤令》，招揽贤士。商鞅便当机立断，西行入秦。

史载，公孙鞅是带着魏国改革家李悝所写的《法经》离魏入秦的，作为创建新刑法典的蓝本。因此《法经》直接影响到了秦律的制定，而秦律又为以后历代秦君所继承。可以说，《法经》为我国古代法典的编纂体系确定了基本模式。

在孝公宠臣景监的举荐下，商鞅献上了一套“循名责实，信赏必罚”的变法计划。秦孝公大为赞赏，决心实行变法。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实行连坐法和推行县制。第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第三，避私斗，奖励战功。

其核心思想是：重刑、弱民、抑商和禁旅，尤其是按军功大小取得贵族爵位。此举打破了“世卿世禄”的官制，士兵斩一敌军官马上可晋一级爵位，较之魏国只赏铜八两的规定高得多。有了军功即使是奴隶也可以得到解放，没有军功即使是过去的贵族也只能享受平民待遇，破除了奴隶主世袭贵族的特权，建立了新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　txt小说上传分享

商鞅变法（2）

秦国平民从此有了用战功改变自身地位的希望，军人也成了最荣耀的职业。立军功者能升官晋爵，极大地刺激了秦人的生产积极性和为国作战的勇气。而攻城略地和缴获愈多也使秦国论功行赏愈有了资本……如此循环，秦军愈战愈强，成为一支令东方诸国丧胆的虎狼之师。

这次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秦国迅速从一个西方不起眼的弱国变成了“天子致胙”，连周天王也送礼给孝公，封为“方伯”（一方诸侯领袖），“诸侯毕贺”，各国纷纷前来祝贺的军事强国，成为当时最强大富足的国家。

崛起的秦国首先拿魏国开刀，多次打败魏军，甚至攻占了魏国的都城安邑（今山西），名声大振。魏国尽割西河之地与秦求和，又不得不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以躲避兵锋。魏惠王后悔地感慨：“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

商鞅变法的结果虽然令秦国变得强大，但变法的过程却相当曲折。

据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变法之初，即遭到甘龙、杜挚等旧贵族的反对，双方展开激烈的辩论。所辩论的内容是，“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在这个辩论中，商鞅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孝公听了他的话，坚定了变法的意志，说：“寡人不之疑矣”，“于是遂出垦草令”。垦草令即《商君列传》所说的“变法之令”。

商鞅重法，变法初期，为在百姓心中打下有法必依、令行禁止的信念，便采用了“徙木立信”的小策略，在城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广而告之，有人能移至北门则赏十金，开始根本没人相信，于是商鞅将赏额增至五十金。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最后有一胆大的人卷起衣袖将木头搬到北门，果然如数拿到了赏金，于是百姓炸锅般奔走相告，说商鞅变法绝不欺假，令政必行，于是变法得以推行。

孝公十年（公元前351年）商鞅又举行第二次变法，使秦国的封建化更加深入。秦孝公兑现当初《求贤令》中的许诺，重重地赏赐了他：封商地十五座城邑。从此人称商君。

商鞅相秦19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

但商鞅此人，用法刻薄寡恩，不看情面，一切以法律和制度为旨归。以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史记？商君列传》）。因而得罪了众多宗室贵族。法令公布后，有数以千计的秦人跑到国都，埋怨新法带来不便。太子师傅公子虔、公孙贾故意唆使太子犯法。当时王宫前有一条御道是属于国王专用，结果太子驾车经过，商鞅说必须惩罚，但太子至尊，不能用刑，于是杀了御者抵罪。其后，太子又犯错，商鞅秉公执法，对太子师傅分别施以劓刑和黥刑。毫不留情地割掉他的鼻子。从此无人再敢背法行事，对于那些开始毁谤新法、后又赞誉新法效用的人，商鞅以“乱化之民”尽数迁之边城，令无人再敢议论新法。

名士赵良劝商鞅急流勇退，归还孝公赏赐的十五座都邑，到乡野躬耕劳作。赵良还直言不讳地提醒商鞅：你的变法招致积怨太多，四面树敌，“亡可翘足而待”。但商鞅没有听从赵良的好意，依然坚持同反对变法势力作不屈的斗争，置个人生死于不顾。“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战国策？秦策一》），完全不给自己留退路，这无疑为他后来的人生悲剧埋下伏笔。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立，是为秦惠王。以往遭新法处罚过的公子虔等终于等到了报复的机会，纷纷上书告商鞅谋反。秦惠王派人抓捕商鞅，商鞅逃至关下，想投宿馆驿，却被主人以“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予以回绝。英雄末路，他仰天长叹：为法之弊，乃至于斯！正所谓“坐法自弊”，商鞅新法之苛可以一观矣。

太史公司马迁评之曰“天资刻薄人也”。这位叱咤秦国政坛的风云人物，竟然落得作茧自缚的可悲结局。其后他转而赴魏，魏国不仅拒其入境，还逼迫他返回秦国。穷途末路的商鞅只能回到封地，做困兽之斗。发商、於十五邑兵，连同其私徒属，约七、八万人，北进击韩，幻想要杀出一条生路来。但在秦军的进攻下，寡不敌众，兵败于渑池。商鞅最终被秦惠王车裂，尽灭九族，斩草除根。

其实，秦国的新君秦惠王恨的不是商鞅的新法，恨的只是商鞅个人，于是公报私仇。所以，此后秦并没有废弃商鞅立下的新法，反而更加认真地践行商鞅的思想和法律。

商鞅推行了战国时期最成功的变法运动，但却落得惨遭车裂的下场。这对于商鞅个人来说，当然是十分不幸的；然而对于秦国的发展来说，商鞅苦心经营的变法成果无法抹杀，其身虽死，其法未败，乃至“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战国策？秦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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