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园

第12部分（第2页）

白：它不挣钱，我经常看“人物”栏目，它需要心绪非常安静地来做，这背后是一种责任。

但是，中央电视台在中国的局面却是，你好了也不会有人来表扬你，因为，是你应该的；而你不好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骂你。

而凤凰台一定会以资本为主要诉求，因为，它是上市公司，如果在盈利方面非常糟糕，很快就会关门，虽然，它背后也有其他力量，但是，它的主体取向跟我们就不同，所以，“9·11”事件它可以转播，而我们则不可以，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实。

另外，作为大众化的媒体，在让尽可能多的大众接受、在获取利益的同时，也在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制衡，观众可以用遥控器投票，电视频道就像每天接受投票的一名选手——遥控器调走，就意味着失败，媒体现在每天都在面临这种处境；同时，它也极容易导致你彻底地迎合，这是一个层面。另外一个层面，媒体还要有法律的约束。

虽然，中国一直没有新闻法，但是，前些年我却是新闻法立法的坚决反对者。为什么？

当大环境和很多理念都没有捋清楚的时候，制定法律更多的可能不是鼓励和推动，而可能是限制。——那么早地从形式上需要一个法律，这有意义吗？

当大环境改变了，许多国家理念——比如以人为本、透明度、知情权等等——都进一步增长的时候，再制定新闻法才会起到推动之作用。

所以，我认为，现在时机仍然不成熟。

另外还有一点，是我个人的看法，中国的媒体需要相互监督。

现在中国的媒体与媒体之间，太好好先生了，你好我好大家好，共同分一杯羹！

可要是媒体与媒体之间不能互相监督的话，对于假东西的制约力就会变得非常弱。——我知道昨天哪家媒体登的是假新闻，你不打它，就是纵容！若有很多媒体互相制约的话，就会战战兢兢，如果我失信、失真，其他的媒体就会揭我的老底！

因为，我们在市场上是竞争对手。那么，这本身就造成了一种制衡的力量，就是对媒体自身的制衡。

难道不是吗？你什么时候见到过中国的媒体，大范围地去质疑或打击某一家出现严重问题的媒体？——少，虽然有，但是很少，而且力度不够。通常的情况是：在导致很多媒体出了很大的差错之后，连道歉都不道歉，有时候自己登一个简单的修正，就完了。

可是，如果媒体能够互相监督的话，你就跑不了，本身对它的压力就更大了。当然，媒体还需要有内部道德。

但是，我历来又认为：道德是靠不住的，虽然它是我们追求、喜欢的东西。然而，不能光靠道德。这话不好深说了——如果道德靠得住的话，干吗还要法律呢？

法律是道德的最低底线，社会历来需要用法律去确立一个又一个的最低底线，虽然如此，我还是认为：新闻人的确需要有职业道德。

但是，我却不敢跟年轻人说这些，因为这颇像是说教！我只能告诉自己，而无法更多地告诉别人，虽然我希望他们有，而且应该永远有。

我尊重的很多新闻人，都是独立的人，我也一直强调这一点，只有独立了，新闻人才能用道德去约束自己。如果你到这里来是为了获取某种利益的话，那么就没有道德能够约束你，因为道德不是一种约束力，它顶多仅仅能修缮自己。关于这一点，我跟很多人的看法不同，我可以以德服人，但是，不能以德制人，以德改人。

就像你一开始说到的“人格”问题。人格，它归根到底是做给自己的，我常爱用的一个词是：在劫难逃。

若你拥有了这种价值观，拥有了对自己的这种要求，那你天天都是在约束自己，人格是一种内驱性的东西，它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就算你自然显露给别人看，别人看吗？

即使你拥有再优秀的人格，一个不可能跟你走到一起的人，他反而会觉得你有神经病！

所以，人格真不是做给别人看的，毋宁说它就是做给自己看的。

假如你是一个管理者，你对别人说：我道德高尚，你也应该这么高尚。有用吗？——没用。你还是需要制定一系列法制性的东西、内部条令性的东西、机制性的东西，好让每一个人都不成为坏人。

我特别在乎机制，必须首先保证你不能做坏人；而至于能不能做好人，大家一起努力吧！

沉：至少是首先不做坏人。——　一种透着某种悲凉意味的人格理念。

白：机制可以保证让人不做坏人。

我好几次在采访国家审计署署长李金华的时候，都跟他谈到过这一点。我说，不能仅仅让人不想贪，必须得让人不能贪！思想教育工作天天教育领导干部不要贪，有什么用？走在街上，我们都会看到广告牌上写着“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的责任”。但是，大部分人都偷税，没办法，你抓不到，这是谁的问题？是人们的道德感不强？不会吧。如果制定了相应的机制，让人没法偷税，还用教育吗？那样的话，大家全是合法纳税的人，在美国偷税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你在美国街头看不到“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的责任”这样的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