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沉蛟:“……”
晚些时候,张春泉的姐姐和姐夫赶到,他们衣着朴素,和这座城市的光鲜格格不入,姐姐红着眼,说话的主要是姐夫。
他们说,张春泉从小成绩就很好,比同龄人聪明,也比同龄人想得多,家里不富裕,父母用双手供他吃饭上学,他却不大看得起家里。跨越大半个国家上学,一方面是想远离原生家庭,一方面是觉得夏榕市这样的大城市有更好的发展空间。
这些年,张春泉只有大一的寒假回过家,父母一问他在干什么,他都说在打工,不跟家里要钱,连学费都是自己攒的,只希望家里少管他。父母很心酸,但对外还是说孩子有出息,还在念书就已经靠自己生活。
“他从初中开始就有个想法,觉得城市里面工人的孩子是最没出息的。”姐姐说。
季沉蛟问:“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姐姐擦着眼角,“他好像是认为,富裕的家庭眼光会更长远,孩子得到的资源也更多,当然会发展得更好。而农村乡镇里的孩子有离开家乡的拼劲,城市里条件更差的孩子、没有父母的孩子等于没有退路、没有顾忌,所以也会拼尽全力。”
“唯独像我们这样的家庭,看似在城市里站稳了脚跟,其实父辈目光短浅,端了大半辈子铁饭碗,但没有什么文化,更别说眼光,说得好听点叫求稳,说得难听点叫混吃等死,上一代是这样,下一代也是这样。他不想一辈子像我们父母一样没出息,所以要脱离家庭。他这个人啊,把自己看得太清高,对任何不那么道德的现象,都要去批判一下。”
这一点和电竞会所领班的讲述类似,但提供了一个成长诱因。张春泉这个人,变得更加立体和鲜活了。
姐姐苦涩地笑了笑,“他对别人要求高,但自己其实也没做好,要不然也不会发生那种事。”
季沉蛟立即问:“什么事?”
张春泉念高中的时候,老家所在的城市爆发了洪水,城区没受什么影响,遭灾严重的是周边的乡镇。当时市里紧急调了很多战士过去救灾,人们也为了拯救家园而拼命。但从城区过去的志愿者并不多,去的基本是拉货的司机。乡镇里路不好走,去帮忙的话起码得有车。
张春泉学上得好好的,看到新闻,责任心一下子爆涌起来,居然组织了十多个男同学,坐大巴到镇里,背着包徒步去受灾最重的地方。
他们没有车,搬运物资靠的是扛和背,起初战士和相亲们怕他们这帮孩子有个好歹,不让他们参与。但他们扛起东西就跑,不给“劝返”的机会。见他们是真的想帮忙,大家也动容了。
一周多时间,山洪褪去,媒体蜂拥而至,报道救灾过程中的先进事迹。战士和相亲们的故事固然感人,但最受关注的却是张春泉等学生,因为他们完全可以不参与救灾,和其他同龄人一样坐在干净安全的教室里听课。他们的选择将人性的光芒放大,充满正能量、青春的热情与色彩。
所以全城的目光都集中在他们身上,无穷无尽的夸赞给与他们,而张春泉这个组织者无疑站在光芒正中心。那时,他就是流量,媒体和群众拿着放大镜,看清他身上的每一个毛孔。
起初,这种探究是善意的。都说现在的社会太冷漠太功利,人们迫切地需要这样单纯的奉献和少年如火的激情,即便自己做不到,看看英雄般的少年,也足以发出一声感叹——社会还是好的,人间值得。然后继续走着自己庸庸碌碌的路。
但是在关注无节制地发酵后,善意变味了。一些声音冒出来——
“张春泉?我跟他是小学同学,他经常抄作业。”
“他和有个志愿者偷过打火机。”
“他们家重男轻女,有个姐姐,为什么还要生儿子?他姐以后肯定是‘扶弟魔’,姐姐太可怜了!”
“那条围巾你们看到了吗?那根本不是他姐给他织的,是我朋友!这个渣男,拒绝我朋友,却收礼物,还对媒体瞎说!”
就是这条围巾,让张春泉经历了一段至暗日子,他和他的家庭都没有想到,无私无畏的救援居然让他们落得这样的下场。
张春泉读中学时长得干干净净,一直有女生向他告白,但他对谈恋爱没兴趣,从来没有接受过。在山洪爆发之前的一年,有个外校女孩亲手织了条围巾送给张春泉,附带的还有一封告白信。
但张春泉没有接受,女孩很难过,执意要张春泉留着围巾,“这是手织的,不送给你,我也不能送给别人。”
张春泉收下这条围巾,回家放在柜子里,从来没在学校戴过。
去救灾时,听说山上温度低,他翻箱倒柜想找点御寒的装备,看到这条围巾时还愣了片刻。虽然想起这是女生送的,戴出去不太好,但同学催得急,他实在找不到别的围巾,索性塞进行李包里。
到了灾区,果然需要围巾,他裹着这条围巾的身影被很多镜头捕捉到。围巾从亮丽的颜色逐渐变成灰黄,不再漂亮,可他的精神在人们眼中却无比辉煌。
有媒体将他称作“围巾少年”,这称呼迅速传开。热衷写故事的媒体人问他围巾的来历,盼望写出感人至深的故事。
张春泉很犹豫,他不能说这是女同学送给自己的,因为学校有明确的禁止恋爱规定,他也不想把那个外校女生拉扯进来。但面对热情的媒体,他总得说点什么。这个年纪的男生,多少还是有些自恋在,被吹捧了那么久,也难免飘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