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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7章 顺流而下七（第1页）

英国外交大臣寇松见到英国首相斯坦利·鲍德温的时候，心中总是有些芥蒂。但是在表面上，寇松对鲍德温首相还得保持尊敬，这让芥蒂难免的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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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利·鲍德温首相拿过英国外交部提交的报告阅读起来，寇松也有时间平复一下自己的不快。唐宁街的首相会议室很宽大，唐宁街建筑内的办公室都普遍有10-30平方，长方形的首相会议室面积超过70平方。

首相在会议室内的长桌长边的中央位置坐着，身边是首相秘书以及首相的政治顾问。内阁秘书长兼文官长则在靠近房门的长桌短边位置坐着，以方便自称‘卑微的社会公器’的文官首领进出会议室，协调首相的种种会议进程。

这个位置其实应该是寇松所有，至少寇松自己这么认为。在1923年5月，时任首相博纳·劳证实患上癌症，而且是绝症，于是他决定立时辞去首相一职。由于当时保守党主要的元老都身在内阁以外，因此就只有两位合适的人选，分别是时任外务大臣寇松勋爵和鲍德温。

然而事情却与寇松期待的不同，最终是鲍德温赢得了首相职务。寇松仔细打听后得知了一部分内情。

最终鲍德温当选了首相。寇松打听后得到了令他极为不快的内情，那些保守议员认为寇松对国内事务缺乏经验，部分人认为寇松为人讨厌。

可得到保守党议员支持的首相鲍德温却因为想推动贸易保护政策，也没能搞清楚何锐对统一中国的决心，上任半年时间就匆忙搞了重新选举，想获得议会绝对多数。却没想到英国内部并不支持搞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导致在下院的席位数位从304席跌到了只余258席。相应的，工党得191席，而自由党亦得159席，席位大增。

经历了这场灾难性的1923年大选完结后，鲍德温仍然留任首相至1924年1月的新一届国会开幕大典。及后其政府因为不信任动议获通过而垮台，鲍德温也随之辞去首相一职。

寇松一直认为，如果是自己出任首相就绝不会闹出这种大笑话。根本不用触及国内增加保护性关税的问题，只要联合日本对何锐施压，就足以让何锐无法完成统一。这样的功绩自然能够赢得保守党稳定的大优势。

心中带着这样的不快，寇松就见首相已经快速浏览完外交部的报告。寇松收拾起心情，准备迎接首相的问询。

首相鲍德温有些迟疑，这份报告本身提供的对华思路相当强硬，要求何锐政权完全接受之前的国际地位，承认全部旧有的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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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德温在进入政坛后绝大多数时间都在财政部门任职，对于何锐政权的理解自然是从财政入手。鲍德温能够非常清晰的搞明白，即便英国对中国进行贸易封锁，中国即便失去了关税收入，其国内快速好转的经济局面也使得中国财政状况整体好转。对英国来说，这个局面就呈现出另外一种形态。因为失去了在华的资产与特权，英国在这样的对峙中一直在遭受损失。从财政角度考虑，如此局面必须尽快结束。时间拖的越久，英国损失就越大。

心中做出了决定，鲍德温说道：“寇松先生，您作为杰出的外交家，难道没有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的办法么？”

寇松的确做了此类准备，但是他并不想拿出来。所以寇松答道：“阁下，您认为何锐政权不会被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绑架么？现在的外交努力只会让何锐政权认为大英帝国在示弱。”

“哦，不。我不这么认为。如果何锐政权想发展经济，他们就需要与大英帝国进行贸易。只要善于利用这方面的条件，英国就有机会让何锐政府与我们达成协议。”

“首相阁下，当下的首要任务是阻止何锐引发的连锁反应。”寇松表达了不同看法。

……

旁边的内阁秘书长看到这场面，一时不太确定首相与外交大臣是否互换了身份。本该持比较强硬态度的首相提出各种方案想尽可能的和平解决，而本该提出各种可行方案解决问题的外交大臣则持相当强硬的态度。

看了一阵，内阁秘书长决定装聋作哑一下。毕竟斯坦利·鲍德温的首相之路的确有些神奇，1924年鲍德温被迫下台后，上台的工党内阁竟然比鲍德温更加虚弱。随着英国舰队在中国被击沉，香港失陷等一系列的灾难，工党内阁在1924年10月倒台，经过重新大选，鲍德温再次上台。

在内阁秘书长看来，鲍德温是接受了工党倒台的教训，不想重蹈覆辙。如果能够用比较和平的手段解决问题，鲍德温就不想挑起无意义的战争。

最终双方都没能让对方妥协，于是鲍德温率先提出了要求，“寇松先生，请你回去看看这些经济专家的分析报告，再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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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松面对首相，天然就有地位上的劣势。既然鲍德温这么讲，寇松也只能接过报告。但寇松并不死心，将一些外交部邀请的经济专家的评估交给了鲍德温，“阁下，您如果有时间，也可以看看这些专家的建议。”

等寇松起身离开，鲍德温不快盯着已经关上的门看了十几秒，这才转过头将寇松递交的专家分析报告交给首相私人秘书，“伯纳德，你把这个看完后给我讲述一下。”

内阁秘书长看着首相私人秘书，心中不免有些同情。那些专家们的看法往往互相矛盾，想把这些对立的观点精准的描述清楚，并不容易。

外交大臣寇松回到办公室，不快的把文件扔在桌上，对自己的秘书命道：“把这些文件看完，再给我讲述一下。”

秘书立刻拿起文件看了起来，刚看完第一份的开头，他就说道：“寇松阁下，这份报告是伯明翰大学的。”

听到伯明翰大学，寇松稍微愣了愣，就已经有了想法。一般来说，文件中放在最上面的就是对方最想让寇松看到的。而伯明翰大学正好是现任首相鲍德温的母校。两者联系起来，想不多想都难。

就在寇松结果报告之时，秘书迅速的把其他几份文件浏览了一下，就把文件在寇松面前一一摆开。寇松看到这些报告都是打字机打出来的，十分整齐。而伯明翰大学那份是手写的，虽然写报告的人文字非常优美，但上面涂涂改改的部分很多。两相对比，更有内在含义。

寇松不讨厌这种手稿，与那些打字机打出来的文件相比，手稿更能体现出作者的思考过程，对于作者的思维能力也是一种深度了解。

读了一遍报告，寇松又把其他的经济专家的报告看完，大概明白了鲍德温首相的态度。来自伯明翰大学的报告是基于外交部派到中国的‘联络员’蓝普生的一份报告。蓝普生在报告中表示，他与何锐政府的商务部长莫里循长谈后，决定相信莫里循对中国经济政策的介绍。将其内容发给了唐宁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