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着一种复杂且沉重的心情,刘旸打算再往外走走,帝国这么大,他想到更远的地方去看看。
不过,这个念头被近随们竭力打消了,微服渡河,离京百多里,就已经让他们紧张不已了,哪敢再让皇帝走远,出了问题谁也担待不起。
如欲远行,是必须准备好卤簿仪仗,随从臣子官兵,銮驾的安危必须得到绝对保证,这是对皇帝的负责,也是对国家,对天下百姓的负责,一番话说得刘旸都不便反驳,只能按下心中那股被激起的热潮,暂且回京。
当然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从剑南道传来了一则消息,一则噩耗,剑南道布政使潘佑死了,还不是正常死亡,就丧报上言,潘佑死于乱民刺杀。
又是剑南,又涉及到布政使潘佑,在收到这则消息的
虽然很完整,对潘佑死亡的前因后果以及遇刺情况描述得很详尽,但是带给刘旸的异样感却更加强烈,值得推敲的地方太多了,什么乱民,会想着去刺杀堂堂的布政使,一道主官,偏偏还成功了!
纵然先不深究背后的隐情,就表面来看,布政使遇刺身亡,放眼大汉立国四十七年,这都是头一次,简直是耸人听闻,离谱之极,这就是一场对朝廷赤裸裸的挑衅。
如果真如奏报上言,这真的是一干乱民所为,那他们的能量也太大了,胆子也太大了!因此,对于剑南奏报,刘旸只相信一件事,那便是潘佑之死,至于其他,都值得商榷,甚至于未加调查之前,全部表示怀疑!
急匆匆返回洛阳后,刘旸直奔政事堂,就潘佑遇刺事件进行讨论,可谓是大发雷霆,天威震动,这是必要的态度,也是这段时间糟心事多了,刘旸对臣下们的一次宣泄。
当然,宰相们也能理解,潘佑之死,事情实在太重大了,就是他们这些饱经世变的老臣,闻之也不禁瞠目结舌,倍觉惊悚。这件事情,往怎么严重了看都不为过,不管背后有怎样的隐情,这都是对帝国统治的公然挑战,是绝对零容忍的事情。
因此,对于剑南之事,众相公倒与皇帝是一致的,中央的权威必须肃立,朝廷的统治必须维护,潘佑之死以及剑南之政也必需彻查
当场,诏制便从速拟好下达,着有司选派要员干吏,赴成都调查,同时让剑南道那边把更详细的情况奏上来,朝廷必须要一个清晰而明确的交代。
另一方面,潘佑之死也难免牵动起朝廷内部的一场权力斗争,比如在廷议结束后,如赵匡义者就不住地把眼神往财政使张雍那里瞄。
政事堂的宰相们,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块“基本盘”,而张雍从成都府到剑南道布政使再到西南转运使,前前后后可在西南待了十四五年。
剑南若出了大问题,那张雍在那里的门生故吏、徒子徒孙们,岂能没有牵涉。一般的事情固然动摇不了这个先皇老臣、开宝功臣,但此一遭,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问题重大!
堂堂的布政使,一道主官,以这样的方式被干下去了,简直是无法无天。比起其他人,赵匡义就是断定,潘佑之死与剑南道某些人与势力是逃不开干系的。
采取这样的办法,固然愚蠢,但也从侧面说明剑南局面的紧张,矛盾之不可调合,而潘佑,就冲他在京畿道的那些做法,在剑南将那些权贵逼到这个份上,似乎也不那么奇怪。
潘佑这颗铜豌豆,骨头是真硬的,也是一心做事的人,而事情做得太认真,就难免得罪人,侵犯旁人利益。而剑南可不必京畿道,没有朝廷直接的权威震慑,相对偏远封闭的地理环境也造成其复杂的政治氛围,乱着呢,黑暗着呢。
不过,赵匡义并没有提出这些东西,只是附和着说了一些场面话,一则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不便多言,二者他也想看看此事还能怎样发展,剑南那边如何收尾,皇帝最终又当如何处置。
或许,与赵匡义抱有类似想法的人并不少,都是千年的狐狸,个中有什么问题,不说一眼窥破,不对劲之处总能察觉一二。
散议之时,张雍表情格外难看,也不打招呼,直接返回衙司,然后信件飞传剑南,想要搞清楚情况,显然财政使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同时,也有不少大臣把注意力放到皇帝刘旸身上,关注着他的举措变化。一些感慨也是免不了的,若是世祖皇帝,面对这等情况,只怕已经举起屠刀,只待罪魁冒头,就干脆地斩下去。
当然,更可能的是,世祖皇帝若在,这等事情根本不会发生。至少到道司主官这样级别的封疆大吏,不至于落得这样的下场。
显然,皇帝刘旸再一次面临着登基以来树立权威的战争,这一次,更没有一丝妥协的道理与空间。
刘旸也自然有其他动作,事急从权,他也没有迂腐到这种事况下还要走正统程序的地步。
回到垂拱殿后,便将武德副使林特召来,责其安排调查,将剑南事故、潘佑之死彻查清楚。
过去的一年,武德使王玄真的精力主要放在对全国刑徒营的整顿上,许多地方都需要他亲自去坐镇弹压、指挥安排,而武德司的日常事务,则由林特这个副使主持着。
毫无疑问,这就是一场权力交接过渡的过程,林特就是刘旸选择接掌武德司的人。
林特可是根红苗正的东宫旧臣,就坊间传闻,林特的经历还是比较传奇的,当初刘旸从征平南,入金陵,时年12岁的林特便拿着自己写的文章请随侍的李昉指教,李昉颇奇之。
毕竟神童不少,他5岁识字,8岁属文的,李昉都见识过,但如此善于把握机会并主动求上进者,却实在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