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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6章（第1页）

“你让我静一静吧，”她最后说，“最近……我们也先不要见面了。”

第64章直下“谁都救不了他。”

那天的白清嘉特别果断，甚至拒绝了徐冰砚要送她回家的请求，一个人叫了辆黄包车回到了白公馆，离开弄堂时她能感到他的目光一直在身后追逐她，让她甚至不敢回头看，内心已经感到了一阵强烈的负疚和难过。

可她还是走了，冲动的情绪占了上风，回家之后就立刻躲进了被子里，昏天黑地地睡了一整个日夜，醒来后便开始发呆，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点精神也提不起。

……她后悔了。

真的后悔了。

她不应该对他发脾气的，明明他完全与这件事无关，而且那天也第一时间就来追她了；他并没有偏袒他的妹妹，即便当时争吵时她也说了很过分的话回敬那个小丫头，他也没有跟她计较，依然很耐心地哄她安慰她，到最后甚至是恳求她，把所有主动权都让给她了。

可她却那么任性……竟然就那样转身走掉了。

她怎么会如此荒唐？她应该要理智一些的！发脾气有什么用？结果只能是损害她跟他之间原本就不甚稳固的感情，还少了一个对他陈述事实的机会，回头还不一定被他妹妹怎么造谣编排呢——哦对了，还有她妹妹的那个同学，分明是一副喜欢他喜欢得紧的模样，她现在跟他耍性子一走了之、岂不正合了那个女学生的意？简直是上赶着给人家递刀子！

她是越想越憋屈、越想越难受，只盼那些了不起的西洋人能早些发明出后悔药来、她一定现在就去买一火车存在家里备着，时不时就拣出来吃两粒，将这些个糟糕的经历一股脑儿全抹去才好。

可惜这些都是妄想，既定的事实已无法改变，现如今她唯一的指望就是他能再给她递一回台阶，只要他来找她、或者给她来一封书信，那么她保证一定会立刻跟他重归于好，还会好心地说几句软话哄他，就像猫咪会用毛茸茸的尾巴去勾住被自己挠伤的人的手；倘若他能说服他妹妹给她诚恳地道一个歉，那么她说不准也能看在对方年纪还小的份上大度地不再同她计较了。

她怀揣着这样美好的假想一日一日地等待了下去，可惜最终它们却一个都没有实现，那个占据了她一整颗心的男人好像也变得狠心决绝起来，接连大半个月都没有做出任何试图联络她的努力。

一下子……就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了。

而就在这样一段漫长的时光中，这个刚刚结束战争的国家已经又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一场更加骇人的狂风暴雨正在一步一步向它逼近，眼看就要把它整个吞噬……

1915年2月至5月，袁政府与日方共计谈判20余次，就日方提出的《二十一条》进行秘密交涉。

日方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并加以扩大，延长包括大连、旅顺、南满及安奉两铁路的租期，限制除大日本帝国外其他国家在华开采矿山及修筑铁路的权力，禁止中国将沿海港湾与岛屿租借或割让给他国，甚至要求中国政府聘用日人为国家军事与财政顾问，警政系统与兵工厂均由中日合办。（1）

此之为何？亡国灭种之大祸也！

袁政府无能，虽对日方要求多有抵触，却无能悍然中止谈判，只能采取各种办法拖延时间并将日方一系列无理要求透露给国内各界，指望着以四万万人的民意倒逼日本放弃自己荒谬的计划，同时也寄希望于西洋诸国会看不下去并出手干预。

可惜英法德俄还在欧洲打得不可开交，美利坚合众国又在遥远的美洲隔岸观火，拳头硬的强盗们没一个指得上，只有国内愤怒又可怜的民众能扯着嗓子喊一喊反对，用处却也是不大的。

1915年4月26日日方提出最后修正案，5月1日北京方面坚决要求其删除其中对国家最为不利的第五号要求，日方被迫同意，又于5月7日向袁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勒令北京于5月9日午后六时给出最终答复，否则将“执行必要之手段”；通牒发出后日本军舰便在渤海一带逡巡，又向奉天及山东一带增派兵力，日侨纷纷归国，大战一触即发。

袁政府一看大事不妙，吓得魂都飞了一半，心想怎么都可以、只要不打仗便是好中之好，于是哪还顾得上什么国体尊严？当即便匆匆答应了。大总统还在5月8日召集政府要员开了一场会议，声称：

“……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如今日人最后通牒已将第五条撤回，凡侵主权及自居优越各条亦尽力修改……因此，与初案相比已挽回许多……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故权衡利害而不得不接受日本之最后通牒，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经此大难之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希望‘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2）

这番状似十分沉痛的言语可真是振聋发聩，倘若公开说给国人去听恐怕也会引起轩然大波，毕竟众人实在不知道大总统何时“誓死力拒”了，更不信这个荒唐软弱的政府能如何“奋发有为”，众人只知道5月9日政府果然忙不迭地回应了日方的所谓“最后通牒”，还于当月25日一口气签署了13件换文。

如此国耻……

怎能不让人愤恨难平、涕泪满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