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是真没有,只能等死者的化验结果,然后在失踪人口的数据库中进行匹配,看会不会有什么突破。”
“听你这口气,是认为能从失踪人口中匹配出结果的可能性不大?”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和你说的,疑点越来越多了。”李竹道一本正经起来,倒也像那么回事,“首先,从作案手法和案件结果来看,可以断定,嫌犯是一名具有变态心理,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冷静和理智的人。这两点都符合变态杀人魔的心理和性格特征。还能断定的就是,情杀
和仇杀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这两者一般都属于激情犯罪,嫌犯在事后也都会有忏悔心理。”
“此外,号房内找不到任何和死者身份信息有关的线索,再加上嫌犯将死者的面貌和指纹毁掉,我们可以进一步断定,嫌犯是要掩盖死者的身份。可嫌犯既然是一个十分冷酷理智的人,那他肯定就知道,我们极有可能通过对比,从失踪人口中匹配出死者的身份信息。而他这样的人,肯定不会做无用功,也就是说,他根本就不怕我们用死者的进行对比。这说明什么?说明死者不是失踪人口,或者不是在公安部门备了案的失踪人口。”
马支队长点头,表示认同,也认为能从失踪人口中匹配出结果的可能性不大。
“所以,疑点就在于,嫌犯为什么要这么费尽心思的掩盖死者的身份?”马支队长问。
李竹道很识趣的朝支队长竖起了大拇指:“英明睿智无人可与我处座比肩呐。嫌犯连死都不怕,为什么还会怕死者的身份曝光?换句话说,死者的身份背后隐藏了什么秘密,是什么东西,会让这样一个变态,又冷酷理智到极致的人认为比他的生命还重要?”
马支队长对李竹道这死皮赖脸的马屁功夫见怪不怪,无动于衷地说道:“你推测的很有道理。嫌犯跳楼,我们最初以为他是畏罪自杀,可仔细想想,他极有可能是不想让我们从他嘴里挖出什么线索来。所以干脆自杀,一了百了。”
“这就是此案最大的疑点,表面上我们要追究的是死者的身份,实际上我们要查的是嫌犯在守护的,或者说他在保护的到底是什么?是人,还是其他的什么东西。如果是人的话,他要保护的是谁?这人和他是不是共犯,或者说他和那人之间,是不是还犯下过其他案子?”李竹道说。
“另外,整个号房的装修,完全是按照囚禁人的标准来设计。可仔细一琢磨,总觉得哪里不对。嫌犯为什么要把死者囚禁在白土文小区?这是小区啊,囚禁一个人多不方便。那么多的囚禁案,不都是在偏远地区的地窖、地下室嘛。嫌犯这么高的智商,为什么要舍易就难?是他不具备在偏远地区作案的条件?可他都能在白土文小区全款购房,买的还是楼王,那么在偏远一些的地方,买也好,挖也好,搞个地窖、地下室之类的出来也肯定不成问题。”
马支队长掐灭烟头,说:“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嫌犯和死者之间真是情侣关系,只是李海东本人存在家暴行为,而室内的装修设计,将死者囚禁在家里只是他家暴行为的一部分。”
“这倒也有可能。”
李竹道仔细想了想,却又不那么赞同:“可这不符合嫌犯的心理。一个有家暴倾向的人,即便他再怎么变态,也干不出这种事。那现场,您是没去过,别的不说,就光说一点,就是一推门进去,血腥味呛人,是呛人呐。好不容易适应下来,然后闻到一股肉香味,这小子杀人碎尸之余还有心思给自己炖个汤?你肯定也会这么想,然后很好奇的走进厨房揭开锅,结果却发现里面是煮得稀烂的人头和双手。他妈的,当时同去的老刘和小王,还有出现场的法医,都是在刑侦干了不下十年的老油条了,足足蹲在楼梯口呕了半个小时。您说,这他妈是个人能干得出来的?”
马支队长“勉为其难”的接受了这个观点:“大胆推测,小心求证。嫌犯将囚禁点设在白土文小区,确实也算个疑点。你继续说。”
“我很好奇。假如死者确实是被囚禁在号房,那么她在这一个月内,到底有没有试图求救?如果有,为什么没有任何求救的痕迹?比如,她可以用锤子、用凳子敲墙、敲地板,或者将阳台玻璃砸烂,或者将电视机声音调到最大,总之只要她能成功引起别人的注意力就行。可这些痕迹都没有,邻居们也反馈说,平时除了偶尔能隐约听到号房里的吵架声,就没有听到过其他乱七八糟
的动静。也就是说,死者极有可能从未试图过求救。她到底是不敢,还是说,从来就不想?”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你没听说过?”
“这个我知道。可这得有前提,受害者得长期遭受施害者的迫害。可他们才搬进去一个月。”
“也许李海东之前就将死者囚禁过,之后才转移到了白土文小区。”
“这就又回到第二个疑点了,以李海东的智商,他为什么要干这种舍易求难的事?而且,这也就是我要说的第四个疑点,就是白土文小区是不是囚禁死者的第一个囚禁点?或者说,李海东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类似于这样的窝点?”
马支队长习惯性的在身上摸烟,左右两个裤兜都摸了一遍才想起烟被“打劫”了,他也懒得计较,从抽屉里又拿出一包,掏出两支,给自己点上一支,用力的吸了一口,说:“还有没有第五个疑点,有就继续说,没有就滚蛋。”
“英明睿智无人可与我支队长……”
“少他娘的一本正经胡说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