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喉咙作紧,吓得说不出话来。
“你还没挨够吗?说你是什么东西!”
愿上帝宽恕我没听任他杀了我。有一个想头在那阵惊恐昏沉中闪过我的心上:要是我现在死了,娜塔丽和路易斯的处境就会更加危险。
我结结巴巴地说:“我是一堆卑鄙龌龊的犹太老屎蛋。”
“响点儿,我听不见。”
我又说了一遍。
“高声叫,狗屎堆!护你的老命叫!要不我就再踢你,你这个犹太臭猪,踢到你大声叫出来为止!”
“我是一堆卑鄙龌龊的犹太老屎蛋!”
“把他的眼镜给他,”艾克曼好象没事人一样说。“好,站起来。”
我挣扎着站起来的时候,有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胳膊肘儿,扶我稳住身子。有人给我把眼镜戴上。这时,我才一下看出了爱泼斯坦的脸。在那张苍白的脸上,在那双迷惘的棕色眼睛里,结的是两千年犹太历史的疤痕。
“坐下,杰斯特罗博士,”艾克曼说。他坐在办公桌后边抽着烟,神闲气定,象个银行经理似的。“现在。我们切实地来谈谈。”
布格尔在他身旁坐下,扬扬得意地咧开嘴笑着。
这以后发生的事,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因为我当时头昏眼花,痛得要命。 艾克曼说话的腔调仍然是公事公办的样子,可是又带有一点儿椰榆意味。他所说的话几乎和这顿毒打一样叫人心烦意乱。党卫军知道我在教授犹太教法典,而关于犹太人的科目是禁止教授的,所以我可以被送进小堡的可怕的牢房去,很少有人能从那里生还。更叫人震惊的是,他透露说,娜塔丽参加了讽刺元首的下流地下演出。因此可以把她逮捕并立即处决。娜塔丽始终没和我谈过这件事。我只知道她给孩子们表演木偶戏。
显然,艾克曼告诉我这些事情,是为了加深布格尔的野蛮殴打给我的教训。那就是,我们作为美国人的权利,或者说,作为西方文明人的权利,已经不复存在了J我们已经越过了界线。由于我们所犯下的罪,我们已经无权要求恢复在巴登一巴登的身份了,而且我们随时随刻都有生命危险。他以一种特别尖刻的坦率态度又加上一句:“其实我们倒并不在意你们犹太人怎样自寻乐趣!”他要我继续教下去,并且还说,如果娜塔丽不再演那种讽刺剧的话,那对我们两个人来说只会更难办,因为我不可以把她离开党卫军总部后发生的事告诉她。我决不可以向任何人吐露出半句。要是我吐露了,他肯定会知道的,那就太糟糕了。他说爱泼斯坦会向我交代一下我就任长老的手续,然后他简慢地挥了挥手,吩咐我离开。我从椅子上几乎站不起身来。 爱泼斯坦只好扶着我一拐一拐走了出去。在我们身后,我们可以听见那两个德国人说笑话,纵声大笑。
我们一块儿离开了党卫军总部,爱泼斯坦始终一句话也没说。走过围墙那儿卫兵面前时,我强使自己象平常那样走。我发现,如果我挺直身子,大踏步走,反而痛得不那么厉害。 爱泼斯坦把我带到理发店,让我理了发,修剪了胡子。我们又走到委员会会议室。一个摄影师正在那儿预备给集合在一起的长者们拍新闻照片。有一个记者,一个穿了一件皮大衣的相当漂亮的年轻德国女人,正在问问题,记笔记。我和长老们一块儿摆好姿势,另外又单独照了一张照片。记者跟我,还跟其他人谈话。我相信,这两个一定是真正的新闻记者,他们一定会带着一篇很有说服力的报道离开——一篇连他们自己也会相信的、有关管理犹太乐园的犹太委员会的报道。这个委员会是一群神情安详、衣冠楚楚的出色人物,其中还包括《一个犹太人的耶稣》的作者,著名的埃伦。杰斯特罗博士。
这样公开利用我的姓名和让我露面,就摆明了:我和娜塔丽已经无法通过外交途径获得援救了。就算这篇报道是供欧洲人阅读的,美国方面慢慢肯定也会听说到它。我给特莱西恩施塔特增添的这一点儿光彩,似乎已经超过了国务院为了我们这件事所能给德国人增添的麻烦。 公文的往返可以一拖几年。在这种徒劳无益的进程能收到任何成效之前,我们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
在我下笔写到抵销这种种惊恐、痛苦和屈辱的那件事——我堂弟班瑞尔的死里逃生以前,我还想对上面这件事写下几句话。
我活了六十五年,简直没受到过什么粗暴的体罚。实际上,我所记得的最近一个例子,还是在奥斯威辛的犹太教法典学校读书时莱撒尔拉比打我的那下。那一次,莱撒尔拉比可以说是一下把我的犹太人身份打掉了,而这次一个党卫军军官又把我踢了回去。我回到房间后所做的事,除了对我自己外,对任何人也许都没什么意义。自从离开锡耶纳的时刻起,我一直带着一个隐藏得很好、专备急用的小钱包,里面藏着钻石,以及我少年时代改信天主教的文件的照片。感谢上帝,因为我们算是“知名人士”,所以还没被搜过身。我把这些折叠得破旧的、日期为一九零零年的文件取了出来,撕得粉碎。今天早上,我大约五十年以来第一次戴上了经厘。我是从隔壁一个虔诚的老人那儿借来的。在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上,在我余下的有生之年里,我打算一直戴下去。
这是不是重新皈依了古老的犹太上帝呢?这且不去管它。我教授犹太教法典,当然并不是为了这个。我是不知不觉教起来的。图书馆里的年轻人问我一些问题。提问题的人逐渐形成了一个小组,我发现自己也喜欢这套高雅的逻辑老把戏,于是慢慢便成了常 规。当我把那些经匣,那些里面装着摩西语录的陈旧、污黑的皮盒子缚在头上和手上的时候,它们对我并没什么智力上或是精神上的振奋作用。事实上,虽然我独自一个成还是觉得自己装腔作势,傻里傻气。但是我还是要这么做下去。这样我便答复了艾克曼。至于那个古老的犹太上帝,他和我都有账要算,要是我得说明我的背教行为,他就得说明一下特莱西恩施塔特。耶利米、约伯和《哀歌》都教导说,我们犹太人将奋起应付大难。所以要戴经匣。就让它这样下去吧。
这正好说明了人的天性——至少说明了我个人的愚蠢,因为多少年来我一直不肯相信关于纳粹残酷迫害犹太人的报道,甚至不愿相信我亲眼目睹的事,可是现在我确信最最可怕的报道全是真实无讹的。怎么会起了这么大的转变?有什么比我跟艾克曼和布格尔的这次会见更有说服力呢?
说到头,我在这儿已经看到过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