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以为这个会议是总结我们取得了前3名的经验和教训,有点庆功的意思。但听完陈良宇和龚学平的讲话后,我感到我们与上海的这个城市的发展和形象并不相适应,我们距上海人民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在这个研讨会上,我心里已经暗暗下了决心,如果明年我继续带申花队的话,我们一定要拿冠军。
13。“民意测验”,我却遭到许多球员反对
1994年中国足球的第一次职业队联赛搞得非常地成功。足球水平明显要比前一年提高,场面也精彩、激烈得多。被冷落多年之后,中国足球又红火起来了,到处受欢迎。在这种情况下,当年12月中国足协在成都召开了足球工作会议。实际上,这是一次“庆功会”,足球界元老都应邀参加,会场内外喜气洋洋。这是我记忆中中国足球最令人兴奋、最团结也是最受好评的一次会议。
我作为申花队的主教练也到成都开会。刚到成都,羊城晚报的记者范柏祥挺神秘地告诉我:“根宝你知道吗?听说你的位子不一定保得住。”我听后大吃了一惊。我想,我在年初接手申花队,指标是前六名,现在我打到了第三名,超额完成了任务,自认这一年干得非常不错,还从来没有想到过俱乐部会不聘我,这个消息对我确实是非常意外。我问范相样,你这个消息是从哪里来的?可靠不可靠?他说是“从上海方面得来的,挺可靠的”。听他这么一讲,我心里往下一沉,不由地狐疑起来。晚上我给在上海带队的桑廷良打了电话,问他听到过些什么,有没有这方面的消息?桑廷良说:“这个事情我没有听说过,但是你走之后,我听说惧乐部在队里搞了一次秘密的民意测验……”噢?有这事?我一听马上神经紧张起来,队里的这些事情我作为主教练为什么不知道?我不是反对进行这种民意测验,但要搞的话,至少也得给我们教练打个招呼吧。倘若不打招呼,那肯定想避开我。桑廷良说他也是听说,并不清楚怎么回事。
我很生气。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是在搞职业队了,但在有些方面却还在搞这种“群众路线”,我对搞这种东西特别反感。我又问,他们是怎么测验的?
测验的结果如何?
桑廷良说:“测验是俱乐部通知全体队员搞的,没有通知我们教练,我们都不知道。只是事后获知,每个队员得到一张纸,上面大概印有这样一些问题,如:你对主教练的工作是否满意?你与主教练合作如何?你对其他教练工作看法如何?等等。听说测验的结果,我最差,你根宝其次,顾兆年最好。”
我听了后才感到,虽然我们拿了第三名,但俱乐部对我的工作一直没有变,范柏祥说的有些道理。我的位子看来是有问题了。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不清楚。我想,我们的工作是需要评定的,评定我们工作的优劣,一要看实际工作的过程,二要看实际工作的效果,这两点我无可厚非。我在1994年的工作实绩明摆在那里,俱乐部为什么对我还有什么看法呢?
刚到成都,就碰上这不顺心的事,我心里很不痛快。这天晚上我睡得并不安稳。第二早晨8点多,我刚吃完早餐回到房间,桑廷良又来电话,向我报告说,队里两名球员找不到了。7点30分起床吃早饭的时候人就不在了。刚才接到公安局的电话,说这两名球员在昨天晚上公安局“收网”时抓进去了。
我一听急了,忙问“你们晚上锁门了吗?”桑廷良说:“锁了,前门、后门都锁了。”
“锁了怎么出得去?”我问。“是从二楼宿舍的窗口跳出去的。”
“他们现在情况如何?性质严重吗?”我有点急了。
“现在不清楚。不过可以打听一下,我听说治安大队的一个大队长在广州出差时曾与你一起吃过饭,和你挺熟的。”
我一听便说:“那你快去问一下,他们为什么被收进去?
如果是一般的问题,你就对他们求个情,说我们两天后要与德国的凯泽斯劳腾队比赛,一定要态度好一些,求求情吧。“
桑廷良挂上电话不久,就代表球队去了公安局。我就在房间里等他的电话。不久他回来了,告诉我,情节不算严重,只是一般性的问题,已经保出来了。
我对桑廷良说,你马上向俱乐部去汇报,让郁总知道这件事。事情出在队员身上,尽管责任在个人,但影响的是申花队,要说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教育管理还存在问题。
与桑廷良打完电话后,正好9点半中国足协开会。这一天的会议有一项议程:前4名的教练员答记者问。我带着对俱乐部搞秘密民意测验和今天队里发生的这件不光彩事情的不满的情绪,参加了会议。
14。在成都会议上放炮
本来,我在会上不想更多地去讲队里存在的问题。队里出了这样的事,球队不光彩,我这个当教练的也没面子。但在记者问答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了。
天津日报记者张东站起来对我说:“我向徐教练问一个问题,你在国家队,国二队和国奥队时,大家都知道你是管理很严的教练。但昨天,我坐在你们南方明星队的车上,见到你们申花队的球员抽烟,你对这事怎么看?”
这次南北明星队,是在成都足球工作会议时举行的一个比赛,由南北两个阵营组成的球队参加比赛,我和广州太阳神队的主教练周穗安任南方队教练。申花队有5人人选南方队,他们是李晓、瓦洛佳、范志毅、成耀东和朱琪。因准备对德国凯泽斯劳腾队的比赛,成耀东和朱琪没有随我到成都,只有范志毅、李晓和瓦洛佳3人参加南方明星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