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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这就是团部了!”那个干部指了指,打了一个敬礼就回去了。

周恩来穿过铺面,是一个很精致的天井,正堂屋有雕花门窗,颇为考究。只听里面一片欢声笑语,大多是贵州乡音。他进去一看,见六团政委叶明,坐在五六个贵州人中间,正在听他们叙说什么。那几个贵州人,一看就知道是劳苦群众,衣服七长八短,破破烂烂。叶明是个小个子,聪明、活泼、爱动,今天更显得活跃。他一看进来的是周恩来,立刻站起身说:“哎呀,周副主席,你来得好快呀!我们正商量成立县苏维埃呢!”

说着,又把周恩来介绍给大家。那几个人都用尊敬的目光打量着周恩来,一时不免显得拘束。周恩来一连声说:“快坐!快坐!”说着,他自己也在人堆里坐下来。

“你们都是本城人吗?”他笑着问。

“这几个都是有功之臣呵!”叶明活泼地说,“黎平为什么打得这么快呀,就是他们几个开的城门!”

“噢,是这么回事!”周恩来有点惊讶地叫了一声;又一次站起来,同每人热烈地握手;并且用热诚的、钦敬的目光,望着每一个人。

“这都是周花脸带的头。”一个慓悍粗壮的汉子说。

“是,是,这都是周师傅出的主意。”其余几个人也抢着说。

这时,被叫做“周花脸”的这个人,却非常不好意思地红了红脸低下头去,有点腼腆地说:“都是大伙儿商量的嘛!”

周恩来仔细一端详,心里有点纳闷:这个“周花脸”,反而比较白净,为什么倒叫他“周花脸”呢?叶明眼尖,看出周恩来不明白,就笑着解释说:“这位周师傅在本城的戏班上,是一直搞文艺工作的。”“是的,是的,我从小就唱黑头。”周花脸说,“什么文艺工作!全是家里穷,混碗饭吃。”

周恩来又注视着刚才那个慓悍粗壮的汉子问:“你是搞什么的?”

“我姓张,从小就杀猪。”那汉子挥动着他铁柱子似的两条膀子,嘿嘿一笑。“刚才他们要我当苏维埃委员,我说这可不行,我别的什么也不会,就会杀猪,同志们住到这里,杀猪的事我全包了!”

大家一听,都哈哈大笑。

周恩来又指着一个手指比较白嫩的有点上了年纪的人,问:“这位老师傅是干什么的呀?”

“我是剃头的!”他有点不好意思,“在这个县城我干了大半辈子了。你叫我跑个腿行,理个发行,苏维埃委员我可干不了。我看同志们,你们一个个头发都够长了,还是在这里多住上几天,我给你们修理修理门面,以后进贵阳也好看些。”

周恩来又笑了一阵。他兴致勃勃地凝望着周花脸问:“你们这次是怎么想起要迎接红军的呢?”

“我早知道你们是干人的队伍。”周花脸颇含深意地一笑。

“什么干人?”周恩来对这个名词颇感新鲜。

“就是穷人。”叶明插嘴说,“这地方都叫干人。”“噢,干人!”周恩来吟味着说,“这说法倒很贴切,确实他们被榨得干干的了。”

“那几天,城里慌慌乱乱,”杀猪的张师傅插进来说,“有钱的全跑了;我不知道怎么办好。后来我到周花脸家一看,他正在那里不慌不忙地做小红旗哩。我说,花脸,你做这个干什么,他笑了笑说,有用。我说有什么用?他说,红军快来了,欢迎红军。我吃了一惊,就问,你不怕杀头?他嘿嘿一笑,说,现在吃上顿没下顿,苛捐杂税,弄得人活不下去,还不如死了痛快!我一想,也就是这么回事,就说,周花脸,你既是做小红旗,也替我做一个,到时候我也去。这样联络了不少人。昨天,红军来了,枪一响,王家烈的队伍就往南门跑,周花脸就领着我们往东门跑,就把城门给打开了。”“是老张打开的。”周花脸补充道,“东门上那个大杉木门栓很结实,越着急越弄不开。张师傅就说,你们看我的,说着就搬起一块大石头,咔咔几下,就被他砸断了,那柄大铁锁也呛啷一声落在地上。老张平时杀猪,确实力气不小!”

杀猪的张师傅受了表扬,黑脸上放出亮光,嘿嘿地笑。

周恩来拍着巴掌说:“这说明,同志们很有勇气,很有才干嘛!为什么说苏维埃委员不能干呢!别人瞧不起我们,我们不能瞧不起自己!”

他又讲了一番道理,说得大家心服口服,眉开眼笑。

最后,他压低声音对叶明说:“你们这个团,还要准备向前面再伸一伸,最近中央在这里还有重要活动。”

周恩来所说的重要活动,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黎平会议。这个会议几天后就在这座房子里开始了。会开的时间很短,但是颇有成效。会议经过激烈争论,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转兵贵州的主张,并作出了战略方针的决定。这一决定明确提出,在川黔边开创新根据地,这个地区首先应以遵义为中心,在不利的条件下,可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这就给红军的进军道路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周恩来在会议上对李德的主观、自大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他还建议被贬职的刘伯承,重新担任总参谋长的职务,这一建议得到热烈的赞同。

刘伯承,是共产党人物中最富有军事经验与军事素养的人物之一。就其外貌说,确实朴实而又朴实,平凡而又平凡,而其内在却蕴藏着一种惊人的刚毅的品质。一九一一年,也就是说他十九岁的时候,他就对乡里人说:“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岂顾自己一身之富贵”,而毅然剪掉了辫子,参加了反对清朝政府的学生军。一九一五年,蔡锷在云南揭起了护国讨袁的大旗,刘伯承就以四川涪陵为中心策动起义,成为护国军第四支队的领导人。第二年,也就是说他二十四岁的时候,丰都一战,他的头部连中二弹,一弹擦伤颅顶,另一弹自右边太阳穴射入,穿右眼而出。令人惊异的是,在重庆一家私人诊所手术时,由于设备简陋,只能局部麻醉,那个德国医生一刀一刀修割赘肉,尽管每一刀都可以使平常人疼得大叫起来,而他却神态安然,端坐不动,仿佛是在给别人施行手术似的。这个手术整整持续了三个小时,不用说麻醉药的作用早已消失。最后这个德国医生给他包扎时,见椅子的两个扶手上都是汗水,就问:“你疼得很吧?”刘伯承竟坦然一笑说:“不多,不多,你才割了七十几刀。”德国医生惊异地问:“你怎么知道?”刘伯承说:“你每割一刀,我都记下数的。”从此事情传开,人们都说,刘伯承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将,而简直是一位战神。

这位青年最后一直升至旅长而名震全川。可惜他纵有救国救民的抱负,在军阀混战中也难有所作为。他是在“遍体弹痕余只眼”的遭际之后而倾心共产党的。南昌起义时,他是起义军的参谋长。起义失败,党派他到苏联学习军事。那时他已三十六岁,是学生中年纪最大的人,学习俄文不能不是一件极其吃力的事。他象小学生一样把生词写在手掌心里终日背诵,俄语中的字母“P”发音很难,他用了几个早晨专攻这个字母。终于,没有几个月已经能阅读俄文书籍了。

刘伯承一九三二年初进入中央苏区,先任红军学校校长,后任总参谋长。象这样一个既有丰富战争经验,又经苏联伏龙芝学院深造的将领,任红军的参谋长本来是很孚众望的,但是李德来了却看他很不顺眼。他对李德那一套堡垒主义和阵地战,也心存疑虑,不便苟同。这样矛盾就尖锐化了。有一次,李德竟当面申斥他说:“你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参谋,白在苏联学习了几年。”当时,年轻的翻译怕双方闹僵,就翻译说:“李德同志的意思是说参谋工作做得不周到。”刘伯承听了哈哈一笑说:“老弟,你可是个好人哪,他骂我的话你没有翻译。”刘伯承是很有忍耐力的,但是有一次他却实在忍不住了。这一天,几个机要员在院子里做饭,李德认为挡了他的去路,就大发雷霆,一脚把饭锅踢了个底朝天。刘伯承怒不可遏地走上前去,用俄语严正指责道:“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这样欺负中国人的!作为共产国际的顾问,你这种行为是完全错误的,这是帝国主义的行为!”说国际的代表是“帝国主义的行为”这可不是小事,不久,博古就撤掉了刘伯承总参谋长的职务,贬到第五军团任参谋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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