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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部分(第1页)

他们默然走了一段,忽听前面一片嘁嘁喳喳的欢跃声,抬头一看,原来是人们最终地走出了草地,进抵白龙江畔的山谷中了。

“说到曾中生同志的事,其实老根子还在以前。”

成仿吾以亲身经历者的口吻说,张国焘奉王明之命到鄂豫皖夺权的时候,鄂豫皖的局面早已打开,根据地已经很不小了。这主要是曾中生等人的功劳。张一下就代替了曾,把曾中生贬为红四军政委,曾对此并没有怨言。可是不久就发生了分歧。分歧是由军事上发生的。在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开始第三次围剿的时候,曾中生和徐向前建议,部队应该利用这一时机积极向外发展,南下出击黄梅、广济等地,进而威逼长江,配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而张国焘军事上一窍不通,却专横跋扈,硬是不同意这个意见。后来他从右倾保守一下转为“左”倾冒险,要求占领英山后,去进攻安庆威胁南京。他就不想想进攻安庆要通过四百多里的敌占区,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曾中生自然不能接受,就在占领英山后,连续南下占领了浠水、广济、罗田等城,消灭了敌人七个多团,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苏区的斗争。可是,这个胜仗反而使曾中生犯了罪,因为它是否定了东打安庆的方针而获得的。张国焘正是从此怀恨在心,这个人是触犯一点都不行的。他立刻命令部队北返,说曾中生是“在政治上重复已经破产的立三路线”,“放弃援助中央苏区”,“违抗分局命令”。接着就把曾中生的军政委撤了,由陈昌浩接替了他的职务。接着,那个著名的“白雀园大肃反”就开始了。

“那场‘大肃反’真是可怕极了!”成仿吾沉重地叹了口气。他说,由张国焘一手操纵的“肃反”,实际上不过是剪除异己,建立个人统治。曾中生撤职不久,紧接着就把红四军两个最有名的师长许继慎、周维炯抓起来了。在行军途中,把他们捆在担架上,用白被单蒙着。因为这两个人在南下和东征的争论中都是站在曾中生这一边的。许继慎平时常骂张国焘是老机会主义,更使张国焘恼恨在心。许继慎是黄埔一期生,北伐时是叶挺独立团的营长,在汀泗桥战功赫赫。他在国民党方面也很有名。蒋介石的特务很想剪除他,就用了一个反间计,派了一个姓钟的特务来给许继慎下书。这封信的具名是蒋介石,里面还有这样的话:“匍匐归来之子,父母唯有垂泣加怜。”许继慎看了信,立即将特务逮捕起来,连人带信一起送交军部处理。这种事本来很容易判断,如果许真的有问题,怎么能把信和人交出来呢!同时根据许的长期表现看,也决不会有这类事情。可是到了张国焘那里,却是一个剪除异己的最好机会。张还把这个问题同南进联系起来,说许主张南进,正是企图带部队过江。不久,这位好同志就被杀掉了。在这同时,周维炯、戴克敏、徐朋人等鄂豫皖苏区的开辟者以及大批团以上的干部都被杀害。这股风又吹到了地方,把大批有斗争经验有能力的干部也杀掉了。张国焘一贯歧视知识分子,他常说:“工农干部犯错误要减轻三分,知识分子犯错误要加重三分,”这次“肃反”知识分子当然也难以逃过。由于大批知识分子被“肃”掉,使红四军的军事理论和作战指挥大为削弱,部队的文化程度一落千丈,在部队中还造成了一种反对知识分子、反对戴眼镜者的恶劣倾向。有人就说,在撤离鄂豫皖苏区的西征路上,全军只有两个戴眼镜的,其中一个就是张国焘自己。这次肃反使整个鄂豫皖苏区元气大伤,实际上是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你们最后是怎样离开鄂豫皖苏区的呢?”毛泽东问。

“我刚才说过,张国焘在军事上是一窍不通,政治上、思想上又是忽‘左’忽右。”成仿吾说,四次围剿前,四方面军接连打了许多胜仗,张国焘就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敌人的四次“围剿”开始了,这时本来该好好准备一下,徐向前就是这样建议的,可是他硬是不听,还命令部队继续进攻。敌人围剿开始了,他又不懂得诱敌深入,只是一味硬顶。这样很快就陷入了被动,根据地大部被敌占领。这时,张国焘吓坏了,又从极左一下跳到极右。张国焘这人有一个特点,他的鬼心思总是藏在心里,从不是一下就拿出来。他这时本来就有西逃的意思,却秘而不宣。在河口以北的黄柴畈会议上,他一再表示,为了保卫苏区,他要打到外线去消灭敌人,是决不会离开鄂豫皖根据地的。说到这里,成仿吾不由得激动起来,气愤地说:“我到现在还记得他那发誓的样子。他盘着双腿,坐在高处的椅子上,两眼半睁半闭,双手比划着大声说:”我发誓,发誓,我绝不离开你们,绝不离开苏区!‘谁知道他那信誓旦旦的样子包藏着祸心呢!河口会议以后,他就带着部队走了。过了几天,陆续有掉队的人回来,都说:“张主席带着部队一直往西去了。’我们还以为他可能带着部队和鄂豫边的红军会合。我们仍然等待着他们,根据地的群众,还做了糍粑、打了草鞋,准备迎接他们。又过了好些天,一些掉队的伤病员回来,才说:”别等他们了,张主席带着队伍一直向西去了。‘我们开始还不信,后来从缴获敌人的报纸上才看到他们确实到了陕西。对张国焘这种口是心非的作法,从省委到一般干部和群众都是非常愤慨的。“

成仿吾接着叙说了省委的困境。当时四部电台全被带走,弄得省委无法和中央联系。这才派成仿吾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临行前,省委书记沈泽民在他的衬衣上写了一封介绍信。他好不容易越过敌人的封锁线,辗转到了上海,住在一个小旅馆里。因为党中央的联络点已经转移,找了一个月也没有找到接头的人。这时他的疟疾还没有好,连上楼的力气都没有,真是贫病交加。幸亏这时他找到了鲁迅,彼此虽然打过笔仗,这时相见,却比亲人还亲。鲁迅找到瞿秋白,才联系上了。这以后他才到了中央苏区。

毛泽东叹了口气,又望着祁德林问道:“鄂豫皖的撤出,是由于打了败仗,陷于被动,这犹可说;川陕苏区发展很快,打了很多胜仗,为什么撤出了呢?”

祁德林笑了笑,说:“张国焘说,川陕苏区是挤掉了汁的柠檬。”

“挤掉汁的柠檬?”毛泽东笑着说,“那么再新建一个根据地,又成了挤掉了汁的柠檬怎么办?也扔掉吗?”

“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主要是因为他害怕敌人。”祁德林笑着说。“我们红四方面军粉碎了敌人的六路围攻,歼敌八万多人,确实打出威风来了,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张国焘胆小如鼠的毛病。他一听蒋介石要调兵遣将,组织‘川陕会剿’就胆寒了。他尤其害怕胡宗南。加上他听到中央根据地失利,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就认为革命走向低潮,难以再坚持斗争了。这才是根本原因。后来他就提出退出川陕苏区向甘南发展,这个主张没有得到支持,他就变了一个花招。”

“什么花招?”

“他乘嘉陵江战役的机会,以前方需要补充兵力为名,不断把主力和游击队向西调动,实际上是要收摊子了。”祁德林说,强渡嘉陵江成功之后,张国焘未经任何会议讨论,就把根据地的所有游击队集中起来,编成了两个妇女独立团,连同地方机关和乡以上的干部,都由他带着撤离了川陕根据地,随着主力往西去了。张国焘还借口坚壁清野,沿途烧了不少房子。等到这些部队和后方机关渡过嘉陵江的时候,在前方作战的广大指战员,才吃惊地发现经过两年浴血奋战的这块根据地已经放弃,自己的家乡已经扔给敌人了。即使高级指挥员也不例外。张国焘确实擅长这一手,他不声不响,就把生米做成熟饭,等到你察觉时,已经晚了。

毛泽东听到这里,若有所悟,长长地“噢”了一声,一面回忆着,一面喃喃自语:“确实如此!……从毛儿盖北上,兵分左右两路,就是张国焘提的,我们当时都同意了。现在看来,这里面恐怕就有文章。”

“什么文章?”成仿吾和祁德林不解地问。

“你们想想嘛!”毛泽东笑着说,“这同撤离川陕不是一样吗!?他是到了阿坝才变的卦吗?恐怕他提出兵分两路的时候,已经心中有数了。”

成仿吾和祁德林都会意地笑起来。祁德林说:“咱们在这地区呆了三个月,谁也觉得苦不堪言,西康恐怕更苦,为什么张国焘倒对这样的地方感兴趣呢?你看他的眼睛总是盯着西面,不是川康,就是西康,青海、新疆、西藏,简直就是一条向西的路线。”

“你们听说过唐朝虬髯客的故事吧?”毛泽东笑着说,“这人的思想就是这个样子。他说,中国地面这样大,你李世民是真天子,我同你李世民争不赢,我到偏僻的地方去当皇帝。他真的就把家产送了朋友,自己带着部队到了东南海边,一个突然袭击,杀了一个小国的皇帝,成功了。横竖是要当皇帝,当不了大皇帝就当个小皇帝,在大地方当不了皇帝,到角角边上也可以当皇帝嘛!”

一句话说得两个人哈哈大笑,连连点头。

前面又是一片欢跃声,原来红色战士们已经看到一个颇大的村庄,那就是俄界。

(七十二)

经过患难的朋友总是格外亲密。当一、三军团在俄界会合的时候,就象多年不见的亲人,那股亲热劲真是难以形容。

他们的话没完没了,一遍又一遍叙说着这段惊险的经历。

高层领导也是这样。在九月十二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上,与会者表现了空前的团结一致,仿佛他们之间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任何分歧和芥蒂似的。由于张国焘的干扰破坏,使得大家从心底里亲密起来了,过去所有的不同的见解、争论、斗争和不愉快仿佛都已微不足道,远远地退到历史的后面去了。

俄界是白龙江畔的一个藏族村庄。村庄外有一条数十丈深的深沟,深沟上架着窄窄的独木桥,小心翼翼地越过独木桥才能到达俄界。村庄很小,村里唯一的大房子就是一座藏族的经堂。是日上午,群贤毕至。唯一没有到会的是周恩来,因为他的身体还相当虚弱。其他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都到会了。此外还有彭德怀、杨尚昆、林彪、聂荣臻、蔡树藩、叶剑英、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朱瑞、罗瑞卿、袁国平、张纯青等二十一人。把个小经堂挤得满满的。开会之前,一直充满着欢声笑语。不少人围着叶剑英询问着他那“惊险的一幕”。不知警卫员从哪里找来一把大铁壶,在走廊上烧着开水,木柴和干树枝毕剥作响,燃着熊熊的火焰。

当然,在这欢声笑语的背后,人们的心之深处不是没有一种难堪的苦涩。毛泽东的心中更是这样。在先,他对北进是颇有一番宏阔壮丽的想象的。以十万雄师,北出甘南,只要一旦离开这恼人的地区,就会象蛟龙入海,纵横飞腾,有声有色地大干一场。西北敌兵虽众,毕竟是薄弱环节,加上敌人内部派系纷纭,足可利用。红军发挥运动战的特长,不难成军成师地吃掉敌人,将会很快打开一个局面,然后向东发展,与热望抗日的人民群众结合起来,前景是非常有希望的。然而曾几何时,这个壮阔的想象一下暗淡下来。由于不幸的分裂,他虽然把一、三军团带出来了,但人数不过七、八千人。比起江西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只不过是当初的零头罢了。想到这里,他心里怎么会没有一点苦涩呢!然而,让毛泽东悲观失望那是不可能的。他曾经称赞过别人是一块铁,实则他自己是一块铁。在他心里永远不熄的就是那团革命之火。今天,他不过依据现实条件,重新忖度一下革命的前景罢了。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他戴着软塌塌的军帽坐在毛泽东旁边。他敲了敲桌子,宣布由毛泽东代表书记处提出报告。毛泽东黄黄的手指夹着自卷的喇叭筒纸烟开始讲话。

他首先回顾了几个月来的痛苦经历。他说,自从一、四方面军会合之后,中央坚持北上的方针,而张国焘却坚持机会主义的方针。起初张按兵不动,七月中旬,党中央指示红军集中,结果由于张的阻挠而未能实现。张国焘到芦花时,中央政治局决定他任红军总政委,他才调动红四方面军北上,但未到毛儿盖又动摇了。到了阿坝后便不再北上,而要右路军南下。这时,中央政治局的几个同志在周恩来处开了一个非正式的会,决定给张国焘发电报,要他北上。张国焘公然抗拒中央的方针。现在已经无法共同北进,而只能是一方面军的主力单独北进了。在叙述这一段时,毛泽东竭力使自己的语调保持平静。

“当然,我们背靠一个可靠的地区是对的,但是我们不应该靠前无出路,后无战略退路、没有粮食、没有群众的地方。”毛泽东再次肯定地说,“向南最后是没有出路的。一两月以内或者有出路,估计打到雅安、打箭炉极少可能。在那样的地区红军只能减少无法补充,部队会大部被消灭。中央决不能带上一、三军团走这条道路。中央不能到打箭炉去,而是要到能够指挥全国革命的地区去。”

接着,毛泽东沉痛地说,由于一、四方面军已经分开,张国焘南下,使中国革命受到严重的损失。但是,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又有正确的领导,是可以战胜敌人达到目的的。说到这里,他的目光巡视了全场,神情显出无比坚毅地说:“我们即使被敌人打散,我们还可以作白区工作,我们还可以去领导义勇军,我们最终是一定会胜利的!”他的话沉痛而又悲壮,象鼓点一样使人们的心灵震颤。

随后,他又讲到了团结。他说:“团结对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重要了。”他没有多所发挥,仅此一句,已使在座的人刻骨铭心。

最后,他谈到了同张国焘的关系。不言而喻,张国焘在他的心目中是丑恶的,同四方面军的干部交谈之后,这种印象更加深了。但是今天是党的会议,他作为党的领导人,必须从党性和全局观念出发,以高度的理智来忖度当前的现实。

因此,他的语调是缓慢和清醒的。

“今天看来,同张国焘的斗争还是党内斗争。”他冷静地说道,“将来,他或者拥护中央,或者是反对中央,最后的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是,就目前说,是否马上作组织结论,是否下哀的美敦书呢?”说到这里,他向整个会场,几乎是每个同志都轮视了一眼,然后声音清朗地说:“不应该的!……我们还要尽可能地做工作,争取他们,用各种名义给他们打电报,比如说用林聂、彭李、李德等等名义打电报,要他们来。

因为我估计他们还有来的可能,自然也有不来的可能。

……“

毛泽东的话使整个会场活跃起来,可以看到人们的脸色由激动转入深深的思考。有的低下头去,有的仰起脸望着经堂微微摆动的飘带。显然,他们的内心都在进行着激烈的冲突。感情与理智的冲突,报复的愿望与党性的冲突,意气的冲动与明智的现实态度的冲突……

随后是彭德怀作关于军队组织的报告。他历述了现在部队的严重减员,战斗员已经相当少了。他提议取消营和师两级组织,仅保留团的组织。

他的报告刚完,一向负责保卫工作的政治局委员邓发,已经忍不住起立发言。他是一个工人出身的党员,细高个子,两眼乌黑有神,经常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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