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最卑下的堂仔,大伙计休息,他却要呆在茶楼侍候。
李嘉诚对儿子谈他少年的经历:“我那时,最大的希望,就是美美地睡3天3夜。”
茶楼是个小社会,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他们与先父所说的古代圣贤相去甚远,但一个个都是这么实在,富有鲜明的个性。他们或贫,或富;或豪放,或沉稳。也许是泡在书堆里太久的缘故,李嘉诚对茶楼的人和事,有一股特别的新鲜感。他会揣测某一茶客的籍贯、职业、财富、性格。他由此而养成观察人的习惯,这对他日后从事推销工作大有裨益。
李嘉诚尤其喜欢听茶客谈古论今,散布小道消息。他从中了解了社会和世界的许多事情。不少事,在家庭,在课堂,闻所未闻;不少说法,与先父和老师灌输的一套,大逆相忤。李嘉诚发现,世界原来是这么错综复杂,异彩纷呈。李嘉诚的思维不再单纯得如一张白纸,又因为先父的训言刻骨铭心,他在纷纭变幻的世界没有迷失自我。
听茶客谈天,是排困解乏的最佳疗法。有一次,李嘉诚听得入迷,竟忘了侍候客人茶水。他听到大伙计叫唤,慌慌张张拎茶壶为客人冲开水,不小心洒到茶客的裤脚上。
李嘉诚吓坏了,木桩似地站在那里,一脸煞白,不知向这位茶客赔礼谢罪。茶客是茶楼的衣食父母,是堂倌侍候的太爷。若是挑剔点的茶客,必会甩堂倌的耳光。
李嘉诚诚惶诚恐,等待茶客怒骂惩罚和老板炒鱿鱼。在李嘉诚进来之前,一个堂倌犯了李嘉诚同样的过失,那茶客是“三合会白纸扇”(黑社会师爷)。老板不敢得罪这位“大煞”,逼堂倌下跪请罪,然后当即责令他滚蛋。
这时老板跑了过来,正要对李嘉诚责骂,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这茶客说:“是我不小心碰了他,不能怪这位小师傅。”茶客一味为李嘉诚开脱,老板没有批评李嘉诚,仍向茶客道歉。
茶客坐一会儿就走了,李嘉诚回想刚刚发生的事,双眼湿漉漉的。事后老板对李嘉诚道:“我晓得是你把水淋了客人的裤脚。以后做事千万得小心。万一有什么错失,要赶快向客人赔礼,说不准就能大事化了。这客人心善,若是恶点儿的,不知会闹成什么样子。开茶楼,老板伙计都难做。”
回到家,李嘉诚把事情说给母亲听,母亲道:“菩萨保佑,客人和老板都是好人。”她又告诫儿子:“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积善必有善报,作恶必有恶报”。
李嘉诚再也没见过那位好心的茶客,他成为巨富后对友人说:“这虽然是件小事,在我看来却是大事。如果我还能找到那位客人,一定要让他安度晚年,以报他的大恩大德。”
这是李嘉诚一生中惟一一次“饭碗危机”。一年后,李嘉诚辞去茶楼的工作,去了舅父的中南钟表公司。
他已经熬过最艰辛的一年,老板给他加了工钱,他能够向其他堂倌一样,轮流午休或早归。茶楼工作出息不大,但他感谢茶楼老板,老板成全了李嘉诚养家糊口的基本愿望,给予他极好的人生锻炼。
为去舅父的公司,李嘉诚犹豫了好些天。他渴望从事新的职业,尤其是跟复杂钟表打交道的行当。李嘉诚迈向社会,曾拂逆了舅父的一番好意。现在李嘉诚又觉得,他似乎不应再有太多的顾虑。自己是在社会闯荡和磨炼过的人,进舅父的公司,不是接受恩赐,而是为舅父做事。
庄静庵回忆少年李嘉诚时说:“阿诚的阿爷谢世太早,故阿诚少年老成,他的许多想法做法,就像大人。”
李嘉诚进了舅父的公司,舅父不因为嘉诚是外甥而特别照顾。李嘉诚从小学徒干起,初时还不能接触钟表活儿,做扫地、煲茶、倒水、跑腿的杂事。李嘉诚在茶楼受过极严格的训练,轻车熟路,做得又快又好。开始,许多职员不知李嘉诚是老板的外甥,他们在庄静庵面前夸李嘉诚,说他“伶俐勤快”,“甚至看别人的脸色,就知道别人想做什么,他就会主动帮忙”。
李嘉诚进中南公司的目的,是学会装配修理钟表。他利用打杂的空隙,跟师傅学艺。他心灵手巧,仅半年时间,就学会各种型号的钟表装配及修理。
舅父对嘉诚的长进心喜不已,但他从不当面夸奖他。
1945年8月,日本投降,黑暗的日治时代结束,但香港的殖民地位依然不变,只是太阳旗重新换成米字旗。战前,香港人口163万,日治时期锐减为60万。大批的房屋遭破坏,英国接管香港,有17万人无家可归。战时逃出香港避灾的人,以每月10万人的数量回流香港。食品短缺,燃料不足,住房匮乏,港英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市民供给,复兴香港经济。
庄静庵预见香港经济将有超常的发展,于是扩大公司规模,调整人事。李嘉诚被调往高升街钟表店当店员。
李嘉诚在茶楼,已学会与人打交道;进中南公司,经过装配修理的学艺,对各类钟表了如指掌。他很快就掌握钟表销售,做得十分出色。与李嘉诚同在高升钟表店共事的老店员,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道:
“嘉诚来高升店,是年纪最小的店员。开始谁都不把他当一回事,但不久都对他刮目相看。他对钟表很熟悉,知识很全,像吃钟表饭多年的人,谁都不敢相信,他学师才几个月。
当时我们都认为他会成为一个能工巧匠,也能做个标青(出色)的钟表商,还没想到他今后会那么威水(显赫)。“
少年时的李嘉诚,就显示出与众不同。只是他的社会地位低下,不引人注意。他在茶楼打工,常常利用短暂的空闲默读英语单词。他怕遭茶客耻笑和老板训斥,总是靠墙角,迅速掏出卡片溜一眼。他深知眼下吃饭比求知更重要,只能给自己定下最低目标——不遗忘学过的单词。
大凡成大器者,聪明是其一,重要的还是勤奋。
进了中南公司,晚上的时间全是自己的,白天做工不那么劳累。李嘉诚给自己定下新目标——利用工余时间自学完中学课程。他年少位卑,骨子里却有股不屈的傲气,渴望出人头地,像舅父,像茶楼遇到的“大粒佬”(大老板),干一番大事业。虽是在战时,科技的力量无所不在,中国遭受日本侵略,日本在太平洋战场最终败在美国手里,无不与科技有一定的联系。进入和平年代,科技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日新月异。
没有知识,很难做成大事业,这是极浅显的道理。
李嘉诚尽管有十分强烈的求知欲望,却为买教材而发愁。他的工薪菲薄,要维持全家的生活,还要保证弟妹读书的学费,他希望弟妹能一帆风顺读完应读的学业,而不是像他这样。李嘉诚想到一个绝妙的办法,购买旧教材。许多中学生,将用过的教材当废纸卖掉,或当垃圾扔掉,就有书店专门做旧书生意。
李嘉诚谈起节省几港币买新书的钱,言谈表情,比现在赚几亿港元还兴奋:
“先父去世时,我不到15岁,面对严酷的现实,我不得不去工作,忍痛中止学业。那时我太想读书了,可家里是那样的穷,我只能买旧书自学。我的小智慧是环境逼出来的。我花一点点钱,就可买来半新的旧教材,学完了又卖给旧书店,再买新的旧教材。就这样,我既学到知识,又省了钱,一举两得。”
从这件小事,可见少年李嘉诚,已开始具备商业头脑。
1946年年初,17岁的李嘉诚突然离开势头极佳的中南公司,去了一间小小的名不见经传的五金厂,做行街仔(推销员)。
同事大惑不解,阿诚是老板的外甥,是一个不可小觑的叻仔(有本事的青年),在公司前程无量。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他为的是哪般?莫非他神经出了毛病?
第四章 不安现状 频频跳槽步步高
性格沉稳的李嘉诚,实际上是个不安分的人。他去五金厂做推销员,但打开局面就跳槽去了塑胶公司。他很快成为公司出类拔萃的推销员,18岁当部门经理,20岁升为总经理,深得老板器重。他春风得意时,突然又要跳槽!
1946年上半年,香港经济迅速恢复到战前最好年景—1939年同期的水平。战时遭破坏的工厂商行都已恢复生产营业,香港人口激增到一百多万。市景日益繁荣,入夜之后,港岛九龙的霓虹灯交相辉映,满载货物的巨轮,昼夜不停地出入维多利亚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