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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1页)

找你去,他说去找你,他说他想你。”

妈妈把手往玻璃上拍:“傻孩子啊,你上哪儿找妈妈啊?我知道妈妈需要你,你也需要妈妈。”

儿子把头磕在玻璃上:“妈,你不要哭了。”

妈说:“不管咱再哭再难,咱要坚持下去,熬下去,听见了没?”

儿子说:“听见了。”

旁边的女警背过身,用警服的袖子擦了一下眼。

每年的三八妇女节,这些女犯中或许有人可以因为平时表现良好而得到减刑,那样有生之年也许能够看着孩子长大,小豆对我说,她热爱这个节日,“但是,一年,为什么只有一个三八节呢?”

我想了解这些死去的男人,但是每家的老人都烧毁了跟死者有关的照片。从没人跟孩子们谈起父亲,被母亲杀死的父亲。

我问孩子:“有想过他吗?”

“有。”

“想念什么呢?”

“他笑的时候……他给你一个微笑的时候,简直就像把世界都给了你的那种感觉。”

她脸上的伤痕,是父亲用三角铁砸的,就在鼻梁和眼睛之间。我找到了小豆丈夫的哥哥,问他有没有弟弟的照片。这个男人叹口气,从门后边拽出一把扫帚,举起来,往中间那根粗房梁上一扫。飘下一张身份证,他拿抹布擦了一下递给我,眼睛一湿:“看吧,八年啦,没舍得扔,也不想看。”

我很意外,这不是张凶恶的脸,这是一个看着甚至有点英俊的男人,笑容可掬。

我问安华的孩子:“你知道你爸爸为什么会这样总是喝酒,总是打人吗?”

“不知道。”

“这个世界上有人链接他吗?”

“唉,不知道他。”

“你觉得他除了暴力之外,有没有其他能跟别人交流的方式?”

“喝酒。”

他们几乎都是村子里最贫穷的人,几乎都酗酒,喝的时候咒骂赚了钱的人,回家打老婆孩子。有人说:“这些人,只是农村的失败者,城市里没有。”

二〇〇〇年我在湖南卫视时,主持过一个“年度新锐人物”的评选,“疯狂英语”的创始人李阳当选,节目散后,他在大巴车给满车人讲笑话,内容不记得了,但车内大笑的活力和气氛还记得。十一年后,他的美籍妻子Kim在网上公开遭受家庭暴力的照片:体重九十公斤的李阳骑坐在妻子背上,揪着她的头发,在地上连续撞了十几下,头部、膝部、耳朵多处挫伤。

当天他们争吵的很久,Kim是美国人,原来是“疯狂英语”的美方总编辑,结婚后在北京带着三个女儿,两年来她的驾驶执照过期,教师执照作废,母亲在美国病了,要带孩子回去探望,但李阳全国各地演讲,说他没时间陪着她办手续:“我一个月只回来一两天,不可能办好这些事情。她觉得我不能感受她的感受,我在外面这么跑,冒生命危险,女人应该隐忍一点。”

“这个说法是不是太大男子主义了?”

他打断我:“大男子主义也是这个文化给我的,不是我自己大男子主义。”

吵了数小时后,他大喊“闭嘴”。Kim说:“我生活中所有的东西都是你控制,你不能让我闭嘴。”李阳说:“我当时想我就不能让她有反抗,我要一次性把她制服。”他抓住她头发摁在地上时,喊的是“我要把一切都了结了”,说如果再严重一点,“我可能会杀了她”。

“坦白地说,那一瞬间是人性的恶?”我对李阳说。

“是,人性的魔鬼,”他眼睛避开了,眯起来看向旁边,又瞥向下方,“魔鬼完全打开了。”

Kim之前一直不接受媒体访问,老范把女子监狱调查的节目视频发给她,她看完同意了。“我不知道在中国有那么多女人这样活着,如果我沉默,将来也无法保护我女儿。”

片子里我问过这些女犯:“你们在法庭陈述的时候,有没有谈到你们承受的家庭暴力?”

每个人都说:“没有。”

没有人问她们。

有女犯接受检察官讯问的时候,想要说说“这十几年的咋过的”,检察官打断她:“听你拉家常呢?就说你杀人这一段!”

Kim被打后曾去报警,有位男性以劝慰的口气说:“你指的,这儿不是美国。”她说:“我当然知道,但肯定在中国有法律,男人不能打女人。”他说:“是啊,你说得对,男人不能打女人,但老公可以打老婆。”

李阳曾经在一个电视综艺节目上说过二女儿脾气不好,因为“可能她妈妈怀孕的时候我打过她”,他做了一个抽耳光的动作,在场几位嘉宾呵呵一笑过去了,镜头前一位女学生对他说:“你能影响这么多人,在家庭里犯这么一点点错,Kim老师也会原谅你。”

三十年前,“受虐妇女综合症”在北美已经从社会心理学名词成为一个法律概念,只要获得专家鉴定就可以获得轻判甚至无罪释放,但这在中古还不被认同。在女监片子的开头和结尾,老范用了同一组镜头,镜头摇过每个女犯,他们说自己的刑期:“无期,死缓,十五年,十五年,十五年……”

有人已经被执行了死刑。

Kim说:“我有钱,我可以回美国,这些女人呢?她们没有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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