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三省贵州,云南和广西,人口总数加起来有四千万左右。按照方云的军事发展平衡理论,每三百万人里面可以建立一个正规师,在桂林、梧州和钦州组建三个步兵师。这样,护国军的陆军(不含禁卫队部队)拥有了13个正规师(含1个山地师)共计约25万人。
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从革命军第二、六军团出来的近千名士兵,都回到贵州要求参加护国军。这让方云感到很意外,指示当地的部队按照要求进行考核,合格的一律录用,不合格的也要妥善地进行安排,毕竟眼下云贵两省经济发展迅速,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当他得知当年自己在湘江之战中拼死救下来的牛娃还活着的时候,非常高兴,还特意邀请牛娃到家里吃了一餐便饭。这件事情在投奔过来的革命军官兵中流传开后,让他们感到了护国军对他们是真心实意的,使得原本有点惴惴不安的心安定了下来。
杜英豪借着军队的大捷之际,护国军安全安全情报局发动了对民族复兴党高层委员会、各级国民议会和各级政府机构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洗,历时七天,大约有四千多人受到牵涉被捕、财产全部没收、人关进了集中营,然后和战俘、罪犯等一起派驻到各地修筑铁路、公路和基础设施。
这次清洗被成为“红色风暴”。
清洗过后,民族复兴党主席方云的独裁统治地位更加坚固。而护国军安全情报局的首脑杜英豪,开始以一种冷血无情的面目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他有两句名言随着他冷血残酷的作风一样,在西南各级军政官员中流传开来:“凡是方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方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从西元1918年开始,德国就开始与李飞耘的国民政府合作,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军事关系。如迫使革命军离开瑞金根据地进行大规模转移的围剿计划,基本上是德国军事顾问团策划的。在德国的全球大战略中,日本帝国和大汉帝国都是他们在远东的重要棋子。
大批的德国顾问在大汉帝国军队中供职。在有的部队中,德军顾问甚至配到了营一级单位。在德国经济危难的时候,德国曾经卖了数量可观的军火,包括飞机、坦克、装甲车等现代化的装备给三民党。
在日本帝国的大东亚战略意图中,显然是不愿意德国和大汉帝国走得太近。日本帝国政府派出使团大肆游说希特勒政府,利用希特勒和共产主义不戴共天的仇恨的这一特点,指责三民党和苏联打得火热。在其国内的剿匪,不过是掩人耳目。并列举了三民党首脑的儿子在苏联学习和接受苏联援助的事实,鼓吹三民党正在逐步靠近社会党云云。
日本出色的外交挑拨加上三民党在剿匪战场上的接连失利,使德国逐步改变了对大汉帝国三民党政府的看法,认为日本才是德国在远东的最牢靠的合作伙伴,但日本地域狭小,资源匮乏,所以德国政府还是希望在大汉帝国国内扶持另一个亲德的势力。
社会党是不会考虑的,其它军阀又都听从帝国政府的命令,广东的王兆铭国民政府的背景就是亲日派势力。唯独西南边陲迅速崛起的民族复兴党政府,是个新生力量,和大汉帝国政府的矛盾比较深厚,民族复兴党的党魁方云也是一个鼓吹纯民族主义的独裁首脑,比较符合这一战略条件。
而且,护国军政府实行的经济政策给予了德国铁路公司不少实惠,也获得了希特勒政府的不少好感。当收到护国军首脑是一个年轻的会流利德语的艺术家的时候,德国政府就希望和民族复兴党政府首脑方云在柏林进行一次私人会晤。
方云收到这一消息的时候,心怀大放。卡恩是个不错的人,这次自己能有这次德国之行,估计他是在背后出了不少的力气。想到这里,方云决定以后要找个机会好好报答他。对于这次的德国之行,方云抱有很大的期望。希特勒是一个如此美妙的人,而德国又是当时欧洲最具有活力的国家,国民经济在战后的废墟上重建起来的速度是惊人的。现在的德国,已经重新成为了一个欧洲强国。
可是,德国人目前在外交上有点孤立,除开意大利这个坚实的法西斯盟友外,几乎没有什么国家支持它。所以,为了缓和与英、美的关系,德国和意大利打着反对共产主义蔓延的口号,派出志愿军队,武装干涉西班牙。
方云从桐梓秘密动身去柏林时,已经是西元1931年6月下旬。辗转到达柏林的时候,已经是8月中旬。这时德国、意大利已经派出志愿人员参加了西班牙内战。七月底,德、意开始派遣飞机到西属摩洛哥,协助佛朗哥向西本土运送叛军,并把大批坦克、飞机运往西班牙;随后打着“志愿人员”旗号派兵参战,短期内调往西班牙五万余人。
德、意的武装干涉使西班牙内战演变为国际性反法西斯战争。英、法等欧洲国家对西班牙战争采取“不干涉”政策,签署《不干涉协议》;美国则宣布延长西元1929年的“中立法”,禁止向交战双方输出武器和军用物资。但是,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得到共产国际和进步人士的支持。各国人民募集粮食、药品、捐款和武器予以支援;五十四个国家的四万余名反法西斯战士自愿前往西班牙,组成国际纵队与西班牙人民并肩作战。
德国首都柏林。
在卡恩的刻意安排下,方云一行二十多人住进了柏林郊区的一栋秘密别墅。在享用了著名的德国黑啤酒后,方云见到了卡恩的叔叔埃里希。冯。曼施泰因,柏林第三军区司令部参谋长,一位年近五十的态度和蔼的长辈。
在礼节性的交谈后,曼施泰因将军通知方云,明天德国的宣传部长保罗。约瑟夫。戈培尔将代表德国政府与他会晤。方云在来德国前,通过护国军安全情报局二处提供的情报,已经对德国的政治形势和这位二号人物有了一番了解。
戈培尔在欧洲可是个风云人物,他和希特勒亲密无间,可以说是德国的二号人物。希特勒曾经赞扬他:“戈培尔博士带有言辞和才智两件礼物,没有这些礼物,柏林的局势就无法控制……对戈培尔博士来说,他以言辞的真实感情赢得了柏林。”
西元1927年1月,希特勒被兴登堡总统任命为政府总理,奉命组阁。戈培尔欣喜若狂,迅速与希特勒“定下同赤色恐怖进行斗争的方针”。第三帝国很快就查封德国共产党的60种报纸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71种报纸,强行封闭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大楼。2月27日,戈培尔伙同戈林策划制造“国会纵火案”,以此为借口迫害、镇压德国共产党。
西元1927年3月,戈培尔出任纳粹德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不遗余力地宣传纳粹内外政策,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纳粹党对宣传的重视和纳粹宣传的成功,使戈培尔赢得了纳粹党高层领导人的信任和尊敬,原来称之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亦改称戈培尔为“我们的博士”。
西元1929年,戈培尔主持德国的反犹太人活动,宣称“我们再也不想要犹太人了”(6月),将犹太人逐出国防军和劳役部门;颁布纽伦堡法律(9月),剥夺犹太人的德国公民权,禁止犹太人和雅利安人通婚,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的任何交往均属犯罪行动。
戈培尔扬言:“只有将所有犹太人消灭干净,才能解决犹太人问题。只要还有一个犹太人活着,这个犹太人就始终会与国家社会主义德国为敌。因此,不能对犹太人讲任何宽容和人道。”这使得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一大批犹太科学家处境艰难。
会晤还是安排在方云居住的别墅进行。
“戈培尔先生,我这次来,是寻求与德国政府合作的机会。”方云在客气寒暄过后,直接对戈培尔提出了自己的来意。他还是不放心西南护国军的发展,虽说有了万全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