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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2页）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这些不满和抱怨得到解决以后，我们的焦虑就会小一些？幸福感就会大大增强？

但也许现在的情况恰恰是物质生活越来越好，我们的内心却越来越焦虑。

我们害怕被时代抛下，害怕被周围人抛下，害怕自己的亲朋好友走在自己前头。

这就是说不能把问题绝对化，要真正把焦虑的问题从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解决好。

在我看来，幸福感涉及三个关键词：物质、情感和精神。

这三个并不是说各三分之一，它是一种动态的情形。比如说我们在物质匮乏的时候，我们的感情和信仰可能会占到70％、80％甚至90％，这个人才会有基本的幸福感。所以这三个要素并不是物质占30％，情感占40％，信仰占30％，怎么样来平衡这三个方面要因人而异。

对于不同的人，可能占据主导地位的因素会不一样，有人会更在乎情感，有人更在乎信仰，还有人更在乎物质，这都没问题，只要能在这三者之间达成一种平衡，就能获得内心平静，就能体验到幸福。

现在我们很多城市都在关注幸福的问题。很多地方都在打造幸福城市，比如江苏江阴就在编制幸福指数。编制幸福指数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因为对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宗教信仰的人群来说，幸福指数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提高老百姓的幸福感特别值得研究。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江阴就搞出了一套幸福指数，这个幸福指数是从民生角度提出来的，由老百姓说了算。这个指标体系并不是虚的，而是有60％的客观指标。比如说，“天天都有好心情”具体的客观指标就是居民文教娱乐服务占家庭消费的支出比重，还有公共文化设施的达标率，这些都有具体的指标来衡量。还有一些非常超前的指标，比如说有一个指标体系叫“处处都有好环境”，具体就讲到城市公共交通的分担率到2010年的时候要达到24％。

这些指标能够使得GDP变得更加有人性，把老百姓对整个社会的感受、邻里之间的关系、家庭之间的关系等，都编制进幸福指数的指标中。我觉得这一点应该说是我们在贯彻科学发展观方面一个很大的进步，具有人文的色彩，而且更加能够符合我们老百姓的真实愿望。

不管幸福指数编得是否准确，从领导者的指导思想方面来看，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事情，这就说明我们中国在发展理念方面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

现在大家都在追问我们发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政府必须回答这个问题，一个家庭也必须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每个人都要回答这个问题。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奋斗的目的是什么，生活的目的是什么，最后都归结到幸福，我觉得这反映了我们整个社会一个很大的进步，也是我们经济发展理念上一个很大的突破。

这是我们国家现在整个执政理念的一个重大变化，所以现在提出以人为本，人是活生生的人，不是抽象的人。如果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各级政府、我们的各个社区的街道的负责人，都在关心每一个人是否幸福了，那么每个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就得到了尊重。

我记得在美国的时候，美国在海外的两个普通士兵因为公务牺牲了。他们的遗体到达华盛顿的时候，美国总统和许多议员都到机场去接，这对我的触动很大。现在我们国家也是这样，之前的汶川大地震也好，动车事件也好，会把每一个遇难同胞的名字都公布出来，而不是简单地公布一个数字，而且我们相关部门对这些人会表示最深的歉意，这就是对个体和人的尊重。

我们整个社会开始尊重每个人的尊严、每个人的幸福、每个人的自由、每个人的权利，这是我们社会的巨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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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尊重，不幸福

◎龙永图

尊重人的问题，我觉得现在越来越重要了，现在有些人对其他人不尊重，实际上是对自己最大的不尊重。

有权力的人，在家庭里面比如父母，在社会里面比如是官或者是一些有钱的人，强迫那些比自己弱势的人来尊重自己的意志，这样就造成了很多的不幸福。

很多家长对自己的孩子是很不尊重的，一定要孩子学钢琴，一定要孩子学奥数，上各种特长班。本来教育最核心的原则是因材施教，因为每个人的智商、每个人的爱好、每个人的天赋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现在都按照同样一个模式来要求我们自己的孩子，造成了很多不幸的小孩和很多不幸福的家庭。我发现很多家庭在小孩还没有长大的时候挺好，但一旦小孩开始上学了，夫妻之间的分歧就越来越大，夫妻分歧引起姥姥爷爷也要站队，整个家庭就乱套了。实际上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尊重小孩的问题。

怎样使我们整个社会学会尊重人，包括父母怎样尊重自己的孩子，上司怎样尊重自己的部下，企业家怎么尊重自己的员工，这些尊重的问题是保障我们每一个人都幸福的至关重要的一环。现在不是都讲社会管理吗？社会管理的核心问题就是尊重每一个人。

这是对人的尊重，然后是对规则的尊重。

白岩松说过一句话：规则对于幸福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了一个规则，谁都不幸福。就像打牌，如果没有一个规则建立起来的话，输的人不服，赢的人他也不开心，最后打牌的人都是处在焦虑甚至暴怒中。

我完全赞成，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法治社会，可能是能够保证绝大多数人幸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外部条件。

前几天我跟一个来自贵州的老乡聊天，谈完话以后我感觉很沉重。他举了我和戴秉国的例子，他说我们都是从贵州的山沟里面出来的，依靠自己的努力，算是小有所成，而且也做了一点事情。但现在从贵州、从西部地区来京做官的越来越少，做到高位的人也就更少，反倒是发达地区来的官员越来越多。因为我们讲乡情，讲关系，自己爬上来了也会适当照顾一下老乡，所以来自发达地区的官员会越来越多，而偏远地区的越来越少，这是个恶性循环，造成越来越严重的不公平，那些来自偏远地方的真正有能力的人难以出来。他这一席话对我刺激很大，想了一个晚上，我觉得这个社会如果不能够保证那些真正做了贡献和努力的人得到公正的回报是很不幸的。

所以怎样建立一个公平、公正、法治的社会，使得所有的人都有机会来圆自己的梦，找到自己的幸福，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大学毕业分配的时候，我没有背景，来自最落后的地方，因为当时中国很快就要进联合国了，要一大批学英文的，所以才从贵州的山沟里面选了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