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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部分（第1页）

而书陈合州荒芜困苦状况。郡守自知理亏，不但未怪罪他，反而裁革了十余件对合州不合理的摊派。

康熙十七年，于成龙因政绩卓著，迁福建按察使，主管福建司法事务。福建自宋代以来，便是市舶重地，当官发财甚易。于成龙先后任两司长官，已是封疆大吏，他仍然不改初衷，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外番贡舶或有所献，公悉屏斥。或呈样香，一嗅即还之。贡使皆啮指作礼，谓译使云天朝洪福，我侪实未见此清官也。”“随征满汉大臣朝使者，时或来过，径入卧内，或绕署闲行，曲房阿阁，无不历览，几案间惟蛛罗鼠迹，一竹笥贮朝服，二釜备炊爨，文卷书册数十束，此外都无一物。”

这时，于成龙不仅以他的廉洁，也以他的政绩卓著蜚声朝野。康熙十九年，于成龙迁直隶巡抚。直隶在皇帝辇毂之下，满汉军民杂处，豪强兼并，地方无赖动辄投允入旗，白日杀人，莫可穷诘。八旗庄头呼噪公堂，有司敢怒而不敢言，只能仰天叹息。俗称京兆难当。于成龙却以他的廉洁、果断、刚正不阿，将直隶治理得井井有条。他“编保甲，严连坐，以清盗源。锄豪强，严隐占，以苏穷困。令下各属奉行惟谨，公仍不时单骑行旅肆中，密切廉访，诸有违抗，立置之法，无所假贷，自是人人惴惴，无敢有干公法令者，而盗以息，民以安。”他还罢免当地州县私加馈遗上官旧习，免除宣化一千八百顷水冲沙压地的钱粮，主持治赈救灾，疏劾贪墨官吏……不久，于成龙的治绩传遍京师。康熙二十年，于成龙依例进京入觐。召对时，康熙皇帝褒奖他“清官第一”，并询问黄州剿抚情状。于成龙十分谦恭，对曰：“臣惟宣布上威德，未有他能。”当年冬天，于成龙被提升为江南、江西总督。

这一年，于成龙已六十五岁。他久居高位，但勤于政事、克己奉公，丝毫不减当年。母亲去世后，他先请假回家葬母，然后雇了一辆骡车，与幼子同坐，各袖制钱数十文，沿途住饭店不入公馆，悄无声息地到达江宁任所。于成龙上任后革加派，剔积弊，整饬风化，劝导吏民。在《饬励学政事宜》结尾处，他用朱批写道：“衡文者爱惜人家好文字，尔子孙有文字定为衡文者爱惜，若一味爱钱，只恐子孙纵会做文字，决不出头，更恐神鬼怒恨，生出瞎眼子孙，上长街唱莲花落，要看字也不能够了，莫笑老夫迂谈。”他的细致，认真，用心良苦，由此亦可见一斑。

两江是赋税重地，人文渊薮，日常政务繁剧，于成龙处理政务常常通宵达旦。他性好饮酒，但由于政务繁重致使他常常累月不得一醉。他常利用公事之余，微服出访，了解民间疾苦，属吏操行。一些平日鱼肉百姓的地方官遇见白发伟躯者便胆战心惊，以为是于成龙私访，亦不得不有所收敛。

于成龙做官从不带家属随任，这时因年事已高，才带小儿子在身边侍奉。他每日粗茶淡饭，江南人给他起外号为“于青菜”，以示亲切、景仰。江南风俗原本好奢侈艳丽，但于成龙如此以身作则致使上行下效、民俗大变，人们摒弃绸缎，以穿布衣为荣，“士大夫家减舆从，毁丹垩，婚嫁不用音乐，豪狡率家远避……政化大变。”

康熙二十三年，于成龙卒于官，终年六十八岁。临终前，将军、都统及属吏入视，见于成龙生活清苦，私人财物只有一袭绨袍，几罐盐豉。于成龙去世的消息传出，百姓罢市聚哭，家家绘像奠祭。康熙皇帝闻知于成龙临终前的状况，十分感慨，赐予和他的操守相符的封号“清端”，以示褒奖。

做领导当不取民一钱

张伯行，康熙三十一年入都，补内阁中书，步入仕途。在二十多年的宦海生涯中，伯行以居官清正名闻于朝野，老百姓称誉他为“天下第一清官”。

是年，张伯行调迁江苏按察使。按惯例，新任官要馈送总督、巡抚币礼，约合银四千两。对此腐败现象，张伯行严加杜绝。他说：“我为官，誓不取民一钱，安能办此！”时扬州有六秀才得罪郡守，抚军为逢迎上官，欲褫六秀才衣巾。张伯行知悉，从爱惜人才出发，为六秀才据理详辩，方使六秀才免遭罹难。他任江苏按察使仅两月，“廉惠之声已深入民隐”。

张伯行赴任福建巡抚时，台湾旱灾，他力请捐粮赈济，“全活甚众”。福建田少人多，一岁收入不足一岁之用，市米腾贵。针对这种情况，他每年派官到江、浙等省买米平粜；又多设社仓，积贮粮食，以备凶荒，禁米下洋，以绝粮食外运。“终闽任，民无阻饥之患焉”。张伯行大张纲纪，明察利弊；整饬属员，褒廉纠墨；访得猾吏豪强之为民害者，悉置之法。“一时官吏士民兢兢奉法，教化大行。”

康熙中叶，朝野官吏贪贿、舞弊之风渐盛。两江总督噶礼更是虎噬狼贪。张伯行莅任江苏巡抚，即发布檄文，严禁属员馈送。并明确指出：“一黍一铢，尽民脂膏。宽一分，民即受一分之赐；要一文，身即受一文之污。虽曰交际之常，于礼不废；试思仪文之具，此物何来？本都院既冰蘖盟心，各司道亦激扬同志；务期苞苴永杜，庶几风化日隆”。他还虚心延访地方利弊，并要求所属人民，对于一切利弊，“勿吝忠告”。

康熙五十年秋，苏省乡试，副主考赵晋与提调马逸姿，内外勾通、大肆舞弊，总督噶礼也受贿于科场。榜发，苏州士子哗然，千余人抬财神入文庙，供奉明伦堂。康熙帝遣户部尚书张鹏翮，会同总督噶礼、巡抚张伯行，安徽巡抚梁世勋共审此案。因事涉噶礼从中受贿索银五十万两，审讯月余不得定案。对此，张伯行异常愤慨。次年正月，不顾身家性命，上章弹劾噶礼的不法行径，力主彻底清察科场案。噶礼密购张伯行疏稿，捏造事实，上章诬陷张伯行。审讯官员因惧怕噶礼权势，皆附意于噶礼，致使案情趋于复杂，真情不得大白。康熙帝无奈，降旨：噶礼和张伯行俱解任，交审事大人一并审明。扬州百姓闻张伯行将解职，皆罢市、撤业，数千人围集公馆，哭声震扬城。苏州等郡，也相继罢市。第二天，扬州士民又扶老携幼至公馆，拿水果蔬菜以献伯行，伯行辞而不受。士民皆泣曰：“公在任，止饮江南一杯水；今将去，无却子民一点儿心！”不得已，张伯行收下豆腐一块、菜一束。随之，“远近馈饷者不绝”。四月，审讯完毕，张伯行回苏州听候结果。在路途中，扬州士民虑途中不可测，数万人集江岸护送。至苏州，张伯行暂寓枫桥，苏州士民得知伯行至，皆云集枫桥，“纷纷送果蔬不绝于扬城”。案审结果，张伯行应革职治罪，噶礼免议。康熙手批不准，降旨：张伯行留任，噶礼革职。闻此，江苏士民欢声如雷，皆写红幅于门旁曰：“天子圣明，还我天下第一清官”。而福建全省士民，闻张伯行“解组，皆奔号呼吁”。

康熙五十二年，张伯行监科场考试，严格纪律，杜绝弊端，“士情大悦”。次年正月，他又奏准，免收商民落地税，使商民免去无穷之累，城镇商业愈加活跃。江苏以前无书院，生徒无所容，他乃选府学中空地建紫阳书院。三月，书院落成，三吴及四方之闻风来学者，日众。“一时士风丕变，咸敛华就实，彬彬乎质有其文焉”。

张伯行任官，“操守极清”，从不贪图享受、因公肥己，始终过着简朴而清寒的生活。正如他自己所说：“臣虽历官巡抚，而服食、起居未脱寒酸故态。”他历官二十余年，从未携带家眷。初到济宁，随行只四人；抚闽，二十余人；抚吴，十三人。而当时一个官职不大的太守赴所任之地，往往随从三百余口，耗费甚大。张伯行官闽时，见衙署中帷幕皆锦绣、器皿悉金银，奇怪地问属吏是怎么回事？属吏对曰：“行户协备，往例如此。”张伯行曰：“行户即百姓，怎能拖累他们呢？况且寒素对我已成习惯，无需如此奢华。”于是令尽撤而去。官吴时，他事先就传檄禁止陈设衙署。无锡县送惠泉至，他以为是普通的水，接受下来了，后来得知此是用民船载送的，即不受。福建巡抚名下有自己支配的俸禄五十名额，江苏巡抚名下有八十名额，皆前任以给家丁者。张伯行到任，不因此肥己。他说：“我家丁无几，又庄农不谙弓马，何可冒靡国饷。”于是，悉另募壮丁补之。他任官期间，日用所需蔬菜米麦、寸丝尺布以至研麦之磨石、拉磨之牛，都从河南家乡运载至官。

做上司当不取民一钱。

做好领导的六件事

当领导的就要为了公利要不惜“心黑”。因为只有“心黑”，才能够有力地阻止私心的蔓延。《郁离子》中说，“盖以杀止杀，圣人之不得已”，意思是说，对于那些危害百姓的恶人必须予以严厉的杀戮。因此，出于公利而以杀止杀是领导者不得以而为之。确实，对于那些险恶的敌人必须采取毫不留情的手段予以顽强地抗争。所以，以杀止杀，看似没有道理，其实特别符合领导的辩证之法，但并不是说以杀止杀，要一味野蛮。所以，古人也多次告诫从政者不可随便使用暴力，并指出使用暴力的前提在于“以刑止刑”。因为表面的残忍，实际上只是为了制止社会的混乱，杀人的目的本身是仁慈的，才能使用残忍的暴力。必须牢记为人、处世、做官均艺术也，智慧也。掌握了黑脸白脸术当能屈能伸，能柔能刚，亦宽亦严，亦恩亦威。因此，对待下属既要有软的一面，也要有硬的一面。只有恩威并用，才能真正树立大正的官威。中国古书指出，治人之术以收心为上，收身为下。要想真正得到一个人的忠诚和归顺，必须从情感和良知上征服他。让人惧怕你，这只能有短时之功，而让人感激你，则会有永久的效力。有许多领导者不明白这个道理，自以为高压和淫威就能得到一切，实则无异于自戕。

做好领导第一件事：恩与施

随着社会的发展，胆大心黑，做脸皮厚的上司已成过去。仁爱与宽容变成了做领导的根本。领导者一定要有雅量、警防小人的谗言；否则，玩火者必自焚。

施恩惠不如施仁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