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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部分(第1页)

而书陈合州荒芜困苦状况。郡守自知理亏,不但未怪罪他,反而裁革了十余件对合州不合理的摊派。

康熙十七年,于成龙因政绩卓著,迁福建按察使,主管福建司法事务。福建自宋代以来,便是市舶重地,当官发财甚易。于成龙先后任两司长官,已是封疆大吏,他仍然不改初衷,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外番贡舶或有所献,公悉屏斥。或呈样香,一嗅即还之。贡使皆啮指作礼,谓译使云天朝洪福,我侪实未见此清官也。”“随征满汉大臣朝使者,时或来过,径入卧内,或绕署闲行,曲房阿阁,无不历览,几案间惟蛛罗鼠迹,一竹笥贮朝服,二釜备炊爨,文卷书册数十束,此外都无一物。”

这时,于成龙不仅以他的廉洁,也以他的政绩卓著蜚声朝野。康熙十九年,于成龙迁直隶巡抚。直隶在皇帝辇毂之下,满汉军民杂处,豪强兼并,地方无赖动辄投允入旗,白日杀人,莫可穷诘。八旗庄头呼噪公堂,有司敢怒而不敢言,只能仰天叹息。俗称京兆难当。于成龙却以他的廉洁、果断、刚正不阿,将直隶治理得井井有条。他“编保甲,严连坐,以清盗源。锄豪强,严隐占,以苏穷困。令下各属奉行惟谨,公仍不时单骑行旅肆中,密切廉访,诸有违抗,立置之法,无所假贷,自是人人惴惴,无敢有干公法令者,而盗以息,民以安。”他还罢免当地州县私加馈遗上官旧习,免除宣化一千八百顷水冲沙压地的钱粮,主持治赈救灾,疏劾贪墨官吏……不久,于成龙的治绩传遍京师。康熙二十年,于成龙依例进京入觐。召对时,康熙皇帝褒奖他“清官第一”,并询问黄州剿抚情状。于成龙十分谦恭,对曰:“臣惟宣布上威德,未有他能。”当年冬天,于成龙被提升为江南、江西总督。

这一年,于成龙已六十五岁。他久居高位,但勤于政事、克己奉公,丝毫不减当年。母亲去世后,他先请假回家葬母,然后雇了一辆骡车,与幼子同坐,各袖制钱数十文,沿途住饭店不入公馆,悄无声息地到达江宁任所。于成龙上任后革加派,剔积弊,整饬风化,劝导吏民。在《饬励学政事宜》结尾处,他用朱批写道:“衡文者爱惜人家好文字,尔子孙有文字定为衡文者爱惜,若一味爱钱,只恐子孙纵会做文字,决不出头,更恐神鬼怒恨,生出瞎眼子孙,上长街唱莲花落,要看字也不能够了,莫笑老夫迂谈。”他的细致,认真,用心良苦,由此亦可见一斑。

两江是赋税重地,人文渊薮,日常政务繁剧,于成龙处理政务常常通宵达旦。他性好饮酒,但由于政务繁重致使他常常累月不得一醉。他常利用公事之余,微服出访,了解民间疾苦,属吏操行。一些平日鱼肉百姓的地方官遇见白发伟躯者便胆战心惊,以为是于成龙私访,亦不得不有所收敛。

于成龙做官从不带家属随任,这时因年事已高,才带小儿子在身边侍奉。他每日粗茶淡饭,江南人给他起外号为“于青菜”,以示亲切、景仰。江南风俗原本好奢侈艳丽,但于成龙如此以身作则致使上行下效、民俗大变,人们摒弃绸缎,以穿布衣为荣,“士大夫家减舆从,毁丹垩,婚嫁不用音乐,豪狡率家远避……政化大变。”

康熙二十三年,于成龙卒于官,终年六十八岁。临终前,将军、都统及属吏入视,见于成龙生活清苦,私人财物只有一袭绨袍,几罐盐豉。于成龙去世的消息传出,百姓罢市聚哭,家家绘像奠祭。康熙皇帝闻知于成龙临终前的状况,十分感慨,赐予和他的操守相符的封号“清端”,以示褒奖。

做领导当不取民一钱

张伯行,康熙三十一年入都,补内阁中书,步入仕途。在二十多年的宦海生涯中,伯行以居官清正名闻于朝野,老百姓称誉他为“天下第一清官”。

是年,张伯行调迁江苏按察使。按惯例,新任官要馈送总督、巡抚币礼,约合银四千两。对此腐败现象,张伯行严加杜绝。他说:“我为官,誓不取民一钱,安能办此!”时扬州有六秀才得罪郡守,抚军为逢迎上官,欲褫六秀才衣巾。张伯行知悉,从爱惜人才出发,为六秀才据理详辩,方使六秀才免遭罹难。他任江苏按察使仅两月,“廉惠之声已深入民隐”。

张伯行赴任福建巡抚时,台湾旱灾,他力请捐粮赈济,“全活甚众”。福建田少人多,一岁收入不足一岁之用,市米腾贵。针对这种情况,他每年派官到江、浙等省买米平粜;又多设社仓,积贮粮食,以备凶荒,禁米下洋,以绝粮食外运。“终闽任,民无阻饥之患焉”。张伯行大张纲纪,明察利弊;整饬属员,褒廉纠墨;访得猾吏豪强之为民害者,悉置之法。“一时官吏士民兢兢奉法,教化大行。”

康熙中叶,朝野官吏贪贿、舞弊之风渐盛。两江总督噶礼更是虎噬狼贪。张伯行莅任江苏巡抚,即发布檄文,严禁属员馈送。并明确指出:“一黍一铢,尽民脂膏。宽一分,民即受一分之赐;要一文,身即受一文之污。虽曰交际之常,于礼不废;试思仪文之具,此物何来?本都院既冰蘖盟心,各司道亦激扬同志;务期苞苴永杜,庶几风化日隆”。他还虚心延访地方利弊,并要求所属人民,对于一切利弊,“勿吝忠告”。

康熙五十年秋,苏省乡试,副主考赵晋与提调马逸姿,内外勾通、大肆舞弊,总督噶礼也受贿于科场。榜发,苏州士子哗然,千余人抬财神入文庙,供奉明伦堂。康熙帝遣户部尚书张鹏翮,会同总督噶礼、巡抚张伯行,安徽巡抚梁世勋共审此案。因事涉噶礼从中受贿索银五十万两,审讯月余不得定案。对此,张伯行异常愤慨。次年正月,不顾身家性命,上章弹劾噶礼的不法行径,力主彻底清察科场案。噶礼密购张伯行疏稿,捏造事实,上章诬陷张伯行。审讯官员因惧怕噶礼权势,皆附意于噶礼,致使案情趋于复杂,真情不得大白。康熙帝无奈,降旨:噶礼和张伯行俱解任,交审事大人一并审明。扬州百姓闻张伯行将解职,皆罢市、撤业,数千人围集公馆,哭声震扬城。苏州等郡,也相继罢市。第二天,扬州士民又扶老携幼至公馆,拿水果蔬菜以献伯行,伯行辞而不受。士民皆泣曰:“公在任,止饮江南一杯水;今将去,无却子民一点儿心!”不得已,张伯行收下豆腐一块、菜一束。随之,“远近馈饷者不绝”。四月,审讯完毕,张伯行回苏州听候结果。在路途中,扬州士民虑途中不可测,数万人集江岸护送。至苏州,张伯行暂寓枫桥,苏州士民得知伯行至,皆云集枫桥,“纷纷送果蔬不绝于扬城”。案审结果,张伯行应革职治罪,噶礼免议。康熙手批不准,降旨:张伯行留任,噶礼革职。闻此,江苏士民欢声如雷,皆写红幅于门旁曰:“天子圣明,还我天下第一清官”。而福建全省士民,闻张伯行“解组,皆奔号呼吁”。

康熙五十二年,张伯行监科场考试,严格纪律,杜绝弊端,“士情大悦”。次年正月,他又奏准,免收商民落地税,使商民免去无穷之累,城镇商业愈加活跃。江苏以前无书院,生徒无所容,他乃选府学中空地建紫阳书院。三月,书院落成,三吴及四方之闻风来学者,日众。“一时士风丕变,咸敛华就实,彬彬乎质有其文焉”。

张伯行任官,“操守极清”,从不贪图享受、因公肥己,始终过着简朴而清寒的生活。正如他自己所说:“臣虽历官巡抚,而服食、起居未脱寒酸故态。”他历官二十余年,从未携带家眷。初到济宁,随行只四人;抚闽,二十余人;抚吴,十三人。而当时一个官职不大的太守赴所任之地,往往随从三百余口,耗费甚大。张伯行官闽时,见衙署中帷幕皆锦绣、器皿悉金银,奇怪地问属吏是怎么回事?属吏对曰:“行户协备,往例如此。”张伯行曰:“行户即百姓,怎能拖累他们呢?况且寒素对我已成习惯,无需如此奢华。”于是令尽撤而去。官吴时,他事先就传檄禁止陈设衙署。无锡县送惠泉至,他以为是普通的水,接受下来了,后来得知此是用民船载送的,即不受。福建巡抚名下有自己支配的俸禄五十名额,江苏巡抚名下有八十名额,皆前任以给家丁者。张伯行到任,不因此肥己。他说:“我家丁无几,又庄农不谙弓马,何可冒靡国饷。”于是,悉另募壮丁补之。他任官期间,日用所需蔬菜米麦、寸丝尺布以至研麦之磨石、拉磨之牛,都从河南家乡运载至官。

做上司当不取民一钱。

做好领导的六件事

当领导的就要为了公利要不惜“心黑”。因为只有“心黑”,才能够有力地阻止私心的蔓延。《郁离子》中说,“盖以杀止杀,圣人之不得已”,意思是说,对于那些危害百姓的恶人必须予以严厉的杀戮。因此,出于公利而以杀止杀是领导者不得以而为之。确实,对于那些险恶的敌人必须采取毫不留情的手段予以顽强地抗争。所以,以杀止杀,看似没有道理,其实特别符合领导的辩证之法,但并不是说以杀止杀,要一味野蛮。所以,古人也多次告诫从政者不可随便使用暴力,并指出使用暴力的前提在于“以刑止刑”。因为表面的残忍,实际上只是为了制止社会的混乱,杀人的目的本身是仁慈的,才能使用残忍的暴力。必须牢记为人、处世、做官均艺术也,智慧也。掌握了黑脸白脸术当能屈能伸,能柔能刚,亦宽亦严,亦恩亦威。因此,对待下属既要有软的一面,也要有硬的一面。只有恩威并用,才能真正树立大正的官威。中国古书指出,治人之术以收心为上,收身为下。要想真正得到一个人的忠诚和归顺,必须从情感和良知上征服他。让人惧怕你,这只能有短时之功,而让人感激你,则会有永久的效力。有许多领导者不明白这个道理,自以为高压和淫威就能得到一切,实则无异于自戕。

做好领导第一件事:恩与施

随着社会的发展,胆大心黑,做脸皮厚的上司已成过去。仁爱与宽容变成了做领导的根本。领导者一定要有雅量、警防小人的谗言;否则,玩火者必自焚。

施恩惠不如施仁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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