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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早在新中国刚刚建立、农村集体化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的1956年，温州永嘉县就有200多个公社悄悄实行了包产到户。如此“胆大妄为”的集体行为，带头实施者竟是县委副书记李云河等人。

不仅这样干，李云河等人还写了5000余字的专题报告，历数集体制公有化的种种缺陷，理直气壮地宣扬“包产到户”的好处。结果，这些冒险家随后纷纷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但是，温州民本经济的实践并没有因此中断，它们像地火蔓延，星星点点绵延不绝。

1956年4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合作社和社员都要实行包工包产》一文，使当时担任永嘉县农业书记的李云河眼前顿时一亮，早就盘旋于脑中的“按劳分粮”、“包产到户”想法再一次鲜明地跳了出来。

1956年5月，经上级批准，李云河、戴洁天、李桂茂在永嘉县燎原农业合作社试点“包产到户”。9月，一本油印的《燎原社包户经验总结》小册子面世。

但是，在农民喜庆声中迎来的1958年2月14日的永嘉县四级干部会议上，李云河的“多劳多得”、“包产到户”却成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典型。划为右派，开除党籍。李云河、戴洁天等人成了“文革”中首当其冲的批斗对象。

有一张大字报对李云河作了精辟概括：“在农村搞包产到户，在工厂搞包工到人，在家庭搞包娘教子！自己讨个老婆姓包，李家三兄弟讨的老婆都是包、包、包，靠包起家，靠包成家，日夜出入‘包’府大门……”李云河成了“目无组织”的“堕落”共产党员。

安徽凤阳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国家承认后，李云河激动不已。1981年7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一则《1956年永嘉县试行“包产到户”的冤案应该彻底平反》的简报，终于唤来了李云河放开手脚的一天。

“包产到户”发展了经济改革方兴未艾的农村形势，推动了正在起步的城市经济改革。作为“包产到户”的倡导者李云河、戴洁天等，为中国农村开辟了一条金光大道，也为温州农村成为全国最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地区之一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八个人造城记

其实，任何奇迹的发生，首先源于冒险、智慧和勇气。温州奇迹，也是如此。“违法”建成中国第一农民城应是“包产到户”冒险失败27年之后温州人的再一次集体冒险。

温州苍南县的小渔村龙港靠海，可建设优良的港区。1983年为了促进港区发展，县里报浙江省批准设立龙港镇。但是省里县里都没有钱，龙港镇新城只存在于一位乡村画家画的水彩规划图里。不久，一个名字出现在大众的视线中，这就是后来的农民城“城主”陈定模。

在温州，陈定模已经成为一个传奇式的人物。这位不入品的芝麻绿豆官以他的智慧和坚忍创造了一段令人惊叹的历史，而他的沉浮又生动地描绘出温州基层官员在某一时期的共同命运轨迹。

现在，陈定模还能够清晰地回忆起1984年夏天的情景。那是在6月，毛遂自荐的他带着7个干部和3000元办公经费到任时，眼前的龙港是一片野鸭乱飞衰草连天的蛮荒滩涂。当时，他四十出头，卷着一高一低的两只裤腿，站在一块沼泽地面前。目光所及，一条弯弯曲曲、坑坑洼洼的老街，两旁有数十间泥坯农舍，歪斜不齐，了无生机；再往前看，便是一大片滩涂。3天前，陈定模被任命为这个新规划的龙港镇的镇委书记，他身后站着的7位干部都是自告奋勇随他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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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挡不住的商业旋风（3）

在这样的地方，凭着这8个人要造一座农民城，能成吗？十多年后，记者采访陈定模。旧地重游，老陈莞尔一笑，打开抽屉掏出一张图纸，皱巴巴的，有一处还被烟烧了个小洞。他小心翼翼地展开《龙港建城规划图》。

图是当年老陈亲手绘的，街道、楼房、市场、医院、学校和幼儿园，都已经在纸上各就各位。整个新城呈“井”字形，街巷纵横，一目了然。龙港要建城，仅造路、供水、排污等３项公共设施，就起码要500万元，陈定模全指望这张图纸。

7月，一则《龙港对外开放的决定》在当地报纸上刊登出来，旁边就是陈定模绘就的那张规划图，公布的优惠政策有８条，提出“地不分东西，人不分南北，谁投资谁受益，谁出钱谁建房，鼓励进城，共同开发”的口号。

陈定模带着7个干部组成7个宣传队，带上两张“皮”（地皮、嘴皮）与一张纸（龙港镇规划设计图），分赴全县12个区镇。大海报、墙报、幻灯、广播喇叭不断搅着偌大的县城；他们搞了个“欢迎农民进城办公室”；他们在《温州日报》上大登广告……很快，一个“龙港热”形成了。只要交钱，立刻就可以成为城里人。顿时，多少代梦寐以求成为城里人的农民如潮水般涌进龙港。到1984年8月底，申请到龙港落户的农民就达2000余户，一包包的钞票、一捆捆的希望，就这样迫不及待地推到了陈定模的面前。收盘一看，共1。2亿元。中国第一座农民城梦幻般地出现在他们的眼前。

紧接着，陈定模等人率先在全国突破土地制度限制，把土地使用权当作商品来经营，按照不同地段分为不同等级，以收取市政设施费为名，进行土地有偿出让。这位闯将似的汉子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仍旧感慨万千：办公室每天都挤满了人。工作人员像门诊医生一样面对一批又一批满怀疑窦又充满好奇的农民，一次又一次回答相同的问题，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忙得连上厕所都有人跟着提问“进城后户口问题怎么解决”……最壮观的情景出现在交纳地价款时，农民们争先恐后把一捆一捆的钱往柜台里塞，镇政府只得临时组织民兵到现场维持秩序。

凭一张图纸就集得1。2亿元，这样的“空城计”今天听来无疑是令人愉悦和赞叹的，而在当时当地却潜伏着令人生畏的政治风险：按照国家法律，所有土地一律不准买卖，陈定模卖土地集资造城算不算是犯了天条？就在龙港对外开放后的第三个月，调查工作组就悄然而入，把猪皮的公文包胀鼓鼓地塞满材料后，又悄然而去。各种足以证明“毁田建房”的“证据”上报到市人大，某领导大笔一挥：严肃查处！

有意思的是，若干年后，该领导与陈定模在某场合见面时，陈定模问及此事，他居然说忘了，想不起来了。

后来，陈定模总结说，中国探索集镇化建设的路子的阻力主要来自“脑子”，一旦你迈开了步子，事情比你想象中的要容易，而意识形态的阻力又超乎你的想象。为了让龙港的路子继续走下去，他只好自己找“尚方宝剑”：翻遍了马列经典，想给“买卖土地”找个理论说法。终于，他找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引用过的威廉·佩蒂的一句话：“土地是财富之母。”他还找到恩格斯讲过的一句话：“地租，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所有权而获得的收入。”按这两条经典论述，“非农土地商品化”或许不行，可是“土地有偿使用”应该是允许的吧。在龙港干了几年，他出口成章，竟可以把马列原著倒背如流。有一回，一位中央领导考察龙港，陈定模整段整段地背“语录”。领导同志十分惊奇：看来温州干部的理论素质的确很高。

陈定模说：“官”字有两个“口”，别人一个口工作，一个口吃东西；我一个口介绍经验，一个口做“检讨”。面对一次次的质问和调查，陈定模申辩无效，论理无功，他违心地检讨自己：“土地是国宝，是很严肃的政策问题。我们把握不严，一定改正……”而与此同时，在龙港却还是春笋般地冒出高楼大厦。他以农民特有的“狡黠”的“怠工”心理，一以贯之地干他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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