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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追求语言的通畅易晓，也正是因为过于深奥曲折的语言，在表达和理解两方面都造成阻隔，使畅达抒情变得困难。

这些要求自然地贯彻于他们的创作实践中。《梁书·庚肩吾传》说，自齐永明中王融、谢朓、沈约诸人“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梁代，以萧纲为中心的文学集团，其中包括庚肩吾、庚信父子，徐摛、徐陵父子，“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往时”。也就是说，他们把诗歌的律化又推进了一步。并且，在诗歌（也包括一些辞赋和骈文）中运用声律手段，不仅是上述诸人，而是扩展为普遍的现象。另一方面，梁代文人的创作中，模仿民歌的成分也在大量地增加。所以，梁代文人诗的语言，或以清新见长，或以轻靡流丽争胜，而很少有滞重生涩、深奥曲折的毛病。可以说，西晋以来文人诗过度雅化，语言繁密深重的现象，经过宋代的鲍照、汤惠休，齐代的谢朓、沈约等人的努力，到了梁代得到全面的改变。梁代诗风的演变，决定了此后诗歌语言风格的主导方向，其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在上述背景下，在梁代出现了七言诗蓬勃发展的局面。因为七言诗比五言诗更为舒展而富于音乐感，也更为和婉动人。在此以前，除鲍照以外，几乎没有人特别注意这一诗型。而在梁代，以现存资料而言，七言诗的作者有十余人，作品数量在百篇以上（包括含七言句的杂言诗）。这就扩大了七言诗的阵营，使之成为堪与五言诗比肩的重要形式。梁代七言诗与鲍照的作品颇有不同。即使是杂言的，句式组合也较有规律，不像鲍照《行路难》那样，节奏错综变化，而大多是齐言体。从中产生了一种篇幅较长、隔句押韵、数句一转韵的极富于音乐感的七言歌行（如吴均的《行路难》，萧绎、王褒的《燕歌行》等），以后成为陈、隋及唐人常用的一种形式。如卢照邻《长安古意》、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等，均由此生。

七言歌行通常不注重对偶，但个别篇也有向五言诗取齐，以八句为一篇、讲究对仗的情况（如萧纲和庾信的《乌夜啼》），这就形成了七律的雏形。所以清刘熙载《艺概》说庾信《乌夜啼》“开唐七律”（此诗作于梁）。此外梁代还出现了许多七言四句的短诗，与后代七绝也有一定渊源关系。所以说，梁代是七言诗发展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时代。

由于梁代文人的文学观，实际是以诗歌的标准为中心，所以当时辞赋也有很明显的诗化倾向。尤其是一些抒情小赋，大量掺用五、七言诗句，有时甚至超过半数以上。而长篇的七言歌行，也往往使用辞赋的铺排方法，形成诗赋相互渗透的现象。这对初盛唐七言歌行的特点，影响甚大。

一、萧衍父子

萧衍（４６４—５４９）即梁武帝，字叔达，南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与齐帝室为同宗，乘齐内乱，起兵夺取帝位。晚年因自东魏归降的大将侯景叛乱，攻破都城，他饥病而死。萧衍在齐时为“竟陵八友”之一，称帝后对于文学的爱好依然不衰。他精通音乐，爱好民歌。现存诗作九十余首，半数以上是乐府诗，而且大都模仿南朝民歌。如《子夜四时歌》十六首，与民歌可谓无所区别、维妙维肖。除了仿作，他还依照西曲制作了《襄阳蹋铜蹄》、《江南上云乐》、《江南弄》等新曲。其中《江南弄》七曲均以七言句与三言句组合而成，有固定的格式，故后人论词的起源，或追溯及此。其音节轻快优美，如第三曲《采莲曲》：

游戏五湖采莲归，发花田叶芳袭衣，为君艳歌世所希。世所希，有如玉，江南弄、采莲曲。（和云：采莲渚，窈窕舞佳人。）

除了乐府诗，萧衍的其他一些诗篇，也有模仿民歌风格的。以他的特殊地位而如此爱好民歌，对梁代诗风的演变，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萧统（５０１—５３１）字德施，武帝长子。立为太子而早卒，谥“昭明”，故后人习称为昭明太子。史传称其“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坟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可见他对文学的兴趣。围绕着他的太子东宫，一度形成一个兴旺的文学集团。《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也曾参与其中。但萧统本人的创作，以现存的几首诗来看，都是平庸无奇的。只是由他主持编纂的《文选》，却是文学史上一部重要的典籍。

《文选》又称《昭明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所录始于先秦而迄于梁，而以魏晋以后作品占据较大比重。按文体和题材分类编排。在编选中明确注意到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所以除了诗、赋二大类，对于文章，主要选能独立成篇而又富于文采的。儒家的经书、诸子书，以及历史著作，均被排除。这种区别方法，不尽符合现代的文学概念。比如对历史著作，不收人物传记，而只收录了一部分史传的论赞，因其较讲究文采。这是当时人对文学的一种认识。但不管怎样，其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的意识，还是非常重要的。至于收录作品的标准，则明显偏向文人化的典雅华美，与当代重视雅俗结合的新风气有所不同。所以收入辞赋特别多。在诗歌部分，各时代分别最受重视的诗人是曹植、王粲、陆机、潘岳、谢灵运、颜延之诸人。民歌以及风格近俗的文人诗则选得很少。因此全书成为传统的文人文学的一次总结。尽管有这样的不足，《文选》毕竟汇集了历史上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不但起到保存和流布的作用，也为后代文人提供了较好的学习范本。在唐代这部书就受到高度重视，有所谓“文选学”之名。杜甫写给儿子的《宗武生日》诗中，也叮嘱他“熟精《文选》理”。

萧纲（５０３—５５１）即简文帝，字世缵，武帝第三子。萧统死后，他被继立为太子。及至侯景叛乱，武帝去世，他又做了两年傀儡皇帝，终于被杀害。由萧纲倡导而兴起的宫体文学，不但风靡了梁、陈、隋、初唐，而且在晚唐、五代及至更后来的诗与词中继续留下它的痕迹。所以，不管后人评价如何，它的存在是不容忽视的。

所谓“宫体”首先是指诗歌而言。“宫”即太子东宫。萧纲为太子时，围绕着他形成一个以东宫僚属为主要成员而影响颇为广泛的文学集团，他们的一部分诗歌，专写男女之情（包括传统的闺怨题材），以及女子的容貌、举止、情态乃至生活环境、所使用的器物等等，形成显著特征，即被称为“宫体诗”。同时，宫体诗也有特定的语言风格，主要是辞采秾丽、描写细巧、音乐性强。五言诗普遍注重声律的和谐，是永明新体的进一步发展；七言诗轻快流转，具有民歌风格。除了诗歌，他们的部分辞赋也有上述特点，有时也被称为“宫体赋”。后人在使用“宫体”这个概念时，并不很严格。有时兼指内容和风格两方面而言，有时仅指其中的任何一方面。除了萧纲等文学集团外，萧绎的文学集团以及萧子显等人，也有类似的创作，可以归于广义的宫体派。

宫体诗常常被认为是当时宫廷内荒淫生活的反映。然而，帝王在妃嫔成群的后宫中私生活是否严肃，实在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若以一般封建道德标准去衡量萧纲文学集团中的主要人物，其生活态度至少没有特别可以指责的地方。以萧纲本人而言，《梁书·简文帝纪》称其“养德东朝，声被夷夏，洎乎继统，有人君之懿”，评价颇高。所以我们还是应该从当时整个文学背景来寻找原因。《梁书·徐摛传》（徐是萧纲的老师）述“宫体”之称的来由，说：“摛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文体既变，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由斯而起。”

由此可见，宫体诗首先是梁代文人普遍的“新变”意识的产物。而萧纲的文学观，是明确反对儒家伦理的约束，在他们看来，文学中描写男女之情以及女子的体貌，是一种有价值的美的创造。还有，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从齐代的艳情诗开始，这一类诗歌的产生同南朝民歌的影响有密切关系。通常用以概括宫体诗的“轻靡绮艳”四字评语，也完全可以用来概括南朝民歌。当然，宫体诗与民歌之间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下面是萧纲的一首比较典型的宫体诗《咏内人昼眠》：

北窗聊就枕，南檐日未斜。攀钩落绮障，插捩举琵琶。梦笑开娇靥，眠鬟压落花。簟文生玉腕，香汗浸红纱。夫婿恒相伴，莫误是倡家。

这首诗描写一个青年女子睡态的美。为了不过分越轨，末二句特意点明：在一旁相伴的是其丈夫。

以本篇为例，拿传统的表现女性美的文学作品与宫体诗相比，可以看到以下区别：前者通常需要伴随一个或真实或仅作为虚饰的道德性主题，而宫体诗没有这样的主题，仅是单纯地描绘女性之美；前者多用比喻、象征的手法，以造成品赏心理上的距离，宫体诗则用切近的眼光和真实、细致的笔法来表现，得到不同的效果。由于儒家文学观特别强调文学的政治与道德功用，而且萧纲的特殊身份照理更负有维护传统道德的责任，所以宫体诗从唐代开始，一直受到严厉的批判。以今天的眼光客观地看待，应当承认单纯表现女性体貌之美，是文学中可以而且应该存在的内容。至于说“色情”成分，至少在梁代宫体诗中并不显著，无论比汉魏的辞赋还是南朝的民歌，都不见得更突出；萧纲这一首典型的宫体诗，恐怕也谈不上“色情”二字。其实，宫体诗真正的缺陷，主要在于它大抵是以男性的品赏眼光来描绘女性，而且缺乏民歌中那种率直、大胆、热烈的情感，显得柔靡无力。

但尽管宫体诗存在一些缺陷，它毕竟扩大了中国诗歌的审美表现的范围；尽管它在理论上遭到严厉指斥，仍旧在事实上广泛影响了后来的文学创作，即以唐代李白、李贺、李商隐三大诗人为例，他们的作品中无不留有明显的宫体诗风的痕迹。

除了宫体诗，萧纲还有许多咏物写景之作。他好像是一个感觉神经特别纤细的人，喜欢也擅长写细微的景象。如《赋得入阶雨》：

细雨阶前入，洒砌复沾帷。渍花枝觉重，湿鸟羽飞迟。倘令斜日照，并欲似游丝。

全诗尤其最末两句的纤巧细腻，令人惊叹。这种写法在萧纲诗中很常见，应该说这也是一种美、一种特点。

不过，在理论上，萧纲也很注重文学的力度。他在《答张缵谢示集书》中，列举适宜于诗的素材，特别强调了边塞生活。他也写了不少边塞诗，只是未能真正表现出激烈、雄壮、开阔的意境。显得力不从心。但从边塞诗的发展，尤其是从边塞诗的审美追求过程来说，应该提到一笔。

为了张扬自己的文学主张，萧纲还命徐陵编了一部诗歌总集《玉台新咏》，专收自汉迄梁关于女性和男女爱情的诗歌，中心部分是当代的宫体诗。它与《文选》似有对立的意识，如《文选》崇雅而《玉台》趋俗，《文选》不重民歌而《玉台》收录尤多。所以有许多《文选》未收的优秀作品赖此得以留存，其中包括古代最杰出的叙事长诗《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即《孔雀东南飞》。

《玉台新咏》的编排，按五言诗、七言诗（包括杂言）、五言短诗（即后世的五绝）分列。这也表明：七言诗与五言短诗在梁代已经发展得相当充分，足以区别于传统的五言古诗而各自独成一体了。

萧绎（５０８—５５４）即梁元帝，字世诚，武帝第七子。初封湘东王，镇守江陵。平侯景之乱后即位称帝，西魏军攻破江陵时被杀。他的文学观念及创作风格，均与萧纲相近。七言乐府《燕歌行》音节流荡，在梁代同类诗中较有代表性：

燕赵佳人本自多，辽东少妇学春歌。黄龙戍北花如锦，玄菟城前月似蛾。如何此时别夫婿，金羁翠眊往交河。还闻入汉去燕营，怨妾愁心百恨生。漫漫悠悠天未晓，遥遥夜夜听寒更。自从异县同心别，偏恨同时成异节。横波满脸万行啼，翠眉暂敛千重结。并海连天合不开，那堪春日上春台！乍见远舟如落叶，复看遥舸似行杯。沙汀夜鹤啸羁雌，妾心无趣坐伤离。翻嗟汉使音尘断，空伤贱妾燕南垂。

这也是一首宫体风格的诗作。全篇分为五小节，除开头一节六句外，其余均四句一转韵，转韵时第一句押韵脚，整齐中见变化，增加了诗歌的音乐感。后世长篇歌行四句一转韵的格式，即由梁代这一类诗作而来。此外，萧绎的《荡妇秋思赋》（“荡妇”指游子之妇），也可以代表所谓“宫体赋”的风格。语言浅显，色彩艳丽，描写细致，音节流畅，情意婉转。开头部分，“登楼一望，惟见远树含烟。平原如此，不知道路几千？”中间“重以秋水文波，秋云似罗，日黯黯而将暮，风骚骚而渡河；妾怨回文之锦，君思出塞之歌。”能以浅语写深情，情景的衬托也是成功的。

二、沈约、范云、任昉

沈约、范云、任昉，原都是“竟陵八友”中的人物，由齐入梁。沈约和任昉，当时又有“沈诗任笔”的并称。尤其沈约，是齐代和梁代前期文坛的领袖，对齐梁文风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沈约（４４１—５１３）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武康镇）人。家世仕宦。父沈璞于刘宋元嘉年间被诛，约潜逃得免，后乃遇赦。他自幼流寓，孤贫无助，而笃志好学，博通群籍。仕宋、齐、梁三代。萧衍篡齐时，他参与决策大计，为佐命之臣，建梁后封侯，官至尚书令。沈约学兼文史，著述丰富。除诗文辞赋外，主要尚有《宋书》、《四声谱》等。

在齐梁文学中，沈约一直是领风气之先的。这表现在许多方面。第一，他是齐永明时代“竟陵八友”的首要人物，是声律论的主要倡导者和“新体诗”的主要实践者之一。第二，他很早就提出诗歌语言应当浅易易懂，注意雅俗结合。颜之推《颜氏家训》引沈约的话说：“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第三，他的诗歌中有很多模仿民歌的作品。钟嵘《诗品》说他“宪章鲍明远《鲍照》”，“长于清怨”，主要是指这一点而言。在这些作品中，有十几首七言诗，又有好多首艳情之作（如《六忆》、《夜夜曲》等），直接影响了宫体诗风的形成。萧纲也把他和谢朓视为楷模。第四，梁代诗、赋的相互渗透，也与沈约有关。他的《愍衰草赋》、《天渊水鸟应诏赋》，都大量使用诗句，显示新变。沈约既是文坛的前辈，政治地位又高，所以在文学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还特别喜欢奖拔人才。刘勰写成《文心雕龙》，特地献给沈约，受到赏识，因而见称于时。

不过，作为诗人，沈约并不算很杰出。胡应麟《诗薮》说他“诸作材力有余，风神全乏”，意思说，沈诗富于学识素养，但感人的东西却不多。总体而论，这批评是中肯的。但并不能说他没有好作品。沈约是梁代留存诗篇最多的作者之一，加以精选，光彩自见。如《伤谢朓》、《别范安成》均是真情流露之作。后者如下：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尔同衰暮，非复别离时。

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

范安成即范岫，齐代为安成内史。此诗前四句言年少时视离别为寻常事，及至衰暮，来日无多，则恐一别之后，再见为难。后四句情意深长，令人感动。杜甫怀念李白的诗，也曾化用本篇中的句子。

此外，沈约几篇写景诗，语言清秀明丽，声韵和谐，意境也很美。如《早发定山》、《石塘濑听猿》等一向受到较高的评价。前一首如下：

夙龄爱远壑，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