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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部分(第1页)

不过,尽管《大人先生传》等文章有着尖锐激烈的一面,但作为作者人生理想之化身的“大人先生”,却是一个魁然独存,超世绝群,飘飖乎天地四极,与造化相推移的神人。也就是说,作者对周围切近的矛盾冲突,仍然采取隔远和逃离的态度。因为,他对于自己所厌恶的现实社会,终究是无能为力的,他只能在幻想中追求绝对的自由。

魏晋是散文进一步骈化的时代,阮籍的文章,也喜用铺排之笔,辞采富丽,又使用很多对偶句,并以单行散句交错其间,使之奇偶相生,整齐中见变化。偶句的句末,大多用韵,易于口育。

嵇康(223—262)字叔夜,谯郡铚(今安徽宿县西)人。

他崇尚老庄,性格高傲刚直,不抱礼法。又受道教影响,喜谈服食养生之事。通音乐,善奏琴。曾官中散大夫,故世称嵇中散。有《嵇中散集》,又鲁迅辑校之《嵇康集》。嵇康与阮籍是好友,同为“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思想多有相近之处,但性格为人、处世态度、颇有不同。嵇康娶魏宗室之女,与曹魏政权的关系,比阮籍更为密切;对司马氏的阴谋、他的反对也更为明白激烈。所以当正始末司马懿执政之后,他就脱离政坛,不像阮籍那样,仍虚与斡旋,以求自保。并且,他也不能像阮籍那样,借哲学的观照与思考,隔远了现实中的矛盾与痛苦。以他的社会联系、政治态度以及刚傲的性格,自然难以为司马氏所容,所以终究被构陷杀害。传说他临刑时,太学生三千人请求宽赦他,并以他为师,可见他在当时所享声望之高。

嵇康是魏晋之际最著名的论说文作家。《三国志》注引《魏氏春秋》说:“康所著文论六七万言,皆为世所玩咏。”其特点,一是思想新颖,好标异说,对传统的儒家思想富于批判精神,二是说理缜密而透彻。主要作品有《声无哀乐论》、《管蔡论》、《难自然好学论》等。其中《声无哀乐论》是一篇逻辑严密,辨析细致的论文,颇为难能可贵。不过,从文学意义上说,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更为重要。

山巨源即山涛,“竹林七贤”之一,与嵇康为知交,后投靠司马氏。他从吏部郎转迁为散骑常侍时,举荐嵇康以自代,希望嵇康放弃与司马氏对抗的立场,以免遭到危险。嵇康作此书断然拒绝,并宣布与之绝交,表示自己决不屈节妥协。当然,他不能公然从政治上表示对立。信中陈述自己不能就职的理由,是推崇老庄,任真纵放,无法忍受礼法的羁勒和俗务的纠缠。借这种表白,显示出桀傲不驯的态度。他要求对方尊重自己的个性和志趣,提出“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又譬喻说:“此犹禽鹿,少见驯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汤蹈火;虽饰以金镳,享以佳肴,愈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这种个人意识和追求个性自由的精神,正是魏晋文学最显著的特色,在中国古代文学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辉。

在自我表白的同时,作者还辛辣地讽刺挖苦山涛和整个司马氏政治集团。他说山涛:“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又描摹官场景象:“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尖锐地斥责了山涛及其他依附司马氏的人们毫无操守、投机多变。更有甚者,他还宜称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实际是讥刺司马氏为了篡权而制造礼教根据。据说司马昭读了这几句话,对嵇康很痛恨。嵇康最终被杀,与此有直接关系。

总之,这篇书信全面反映了作者的人格。虽非正面立论,却毫无闪烁含糊之辞,放言无惮,辞锋犀利,风调峻切。用生动的语言,写出作者的真实感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嵇康的诗歌成就虽不如阮籍,但四言之作仍有特色。其《幽愤诗》作于因友人吕安的冤案被构陷入狱时,自述身世、志趣和耿直的性格。《赠秀才从军》更是激昂有气之作,第九、第十四两篇尤其受人喜爱:

良马既闭,丽服有晖。左揽繁弱,右接忘归。风驰电逝,蹑景追飞。凌厉中原,顾盼生姿。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这组诗原是嵇康为了送哥哥嵇喜从军而写的,但诗中借想象嵇喜从军后的生活,实际表现了作者自己的人生情趣。“风驰电逝,蹑景追飞”写得何等有生气。“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又是那样潇洒脱俗,充分体现了作者高远的情怀。所谓“魏晋风度”,于此生动可见。

“竹林七贤”的其他几人,都很少有作品流传,只有刘伶的《酒德颂》和向秀的《思旧赋》比较有名。《酒德颂》赞美纵酒任诞、蔑视礼法的生活,可以看出当时风气。《思旧赋》是向秀思念故友嵇康、吕安的抒情短赋。全篇总共不足二百字,几乎刚开头就结束了。但从这种欲言而难语的文章体制和文中悲凄的感情气氛,可以看出作者心情的沉重,以及当日政治的黑暗与恐怖。

第三节 西晋诗文

公元二六五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取代魏室,建立了晋王朝,史称西晋。此前蜀汉已灭。晋立国不久,又攻灭东吴,结束三国分裂,重新统一中国。但以司马炎为首的统治集团,未能建立起良好的政治秩序,就沉湎于享乐,而司马炎以曹魏宗室孤弱、不能救助王室为戒,分遣同姓诸侯统率精兵镇守要地,又从另一面种下了祸根。他死后不久,就由一场宫廷内的权力之争演变出宗室间的大混战,史称“八王之乱”。趁此机会,汉、魏以来大量内迁的北方少数民族的首领纷纷自立,摧毁了晋朝在北方的统治。西晋从立国到覆灭,总共只有大约五十年。

晋朝建立统一全国后,造就了盛大的事业和短暂的繁荣,原来就屡遭打击的反对派更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一般文学之士为了家族和个人的利益,纷纷向统治集团归拢,成为其中一分子,或权贵门下的宾客。于是士风发生了改变。正始士人的纵诞任情,多少包含着对现实不满及拒绝与权势者合作的意味。而现今的士人既然立身于统治集团之中,就不能不有所检束。纵或小有越规,也仅只是文人的风流。其个体意识,在新王朝令人慑服的威势下必然地发生了减退。

文学同样发生着变化。此前,无论是刚健明朗的建安文学,还是隐晦曲折的正始文学,都充溢着内在的热情,作品大多富有生气和力度。因为建安文人和正始文人是在冲突与对抗中生活的,无论是追求建功立业,还是在被压迫中痛苦挣扎,都可以说是自我意志与外部力量的抗衡。而西晋时期社会表面上是稳定的,文人自身的利益又与统治集团的利益一致,因而他们的生活就缺乏冲突与对抗,文学因而普遍显得松弛而平缓,少有激动人心的力量。换言之,文学的“风骨”在这时明显地减弱了。当然也有例外,左思、刘琨的诗歌是表现了冲突与对抗的,并且向来被誉为有风骨。不过,他们不是西晋文学的主流派。

但是,西晋文坛并不冷落。无论作家还是作品的数量,都远远超出前代。尤其是诗歌,在士人生活中的价值进一步得到肯定,上层文士几乎没有不写诗的,而在正始时期,诗歌创作在社会上层还没有如此普遍。

西晋文学也不是没有继承前人的地方。其实,导致西晋文学不同于建安、正始文学的原因,主要是前面所说的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是作家创作观念的变化。表现人生的伤感仍然是文学的中心主题,文学的抒情性,在主观意识上甚至比前代更为受到重视。陆机的《文赋》比前人更明白地说明了文学是感情活动的结果。只是,由于社会的压抑,作家缺乏对抗的意识,文学中感情往往只是表现为无奈甚至是空泛的低沉,很少有激烈、紧张、丰满的内涵。而文学作为修辞艺术的一面,受到更多的重视,因此,建安文学追求华丽的倾向被发展到极端。语言明显地趋向书面化,雕琢刻画的功夫更深了。建安诗歌中出现的对偶现象,这时也高度发展起来。使用偶句的普遍性,一首诗中偶句所占的比率,以及对仗的工整程度,都远远超过建安诗歌。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写景的成分在西晋诗中也有明显的增加,并且写得更为细致工巧。《文心雕龙·才略》称陆机“思能入巧”《诗品》称张协“巧构形似之言”,又称张华“巧用文字,务为研冶”,主要都是表现在写景方面,可见这是一种普遍的风气。他们的作品缺乏壮阔的情怀,于细微处感觉却很敏锐,能准确地捕捉景物的特点并加以精细的表现,这是前人未曾达到的,对于提高古诗的语言表现能力和审美价值是重要贡献。并且,从建安到西晋,诗歌中写景成分的增加和表现力的提高,也为山水诗的出现提供了必要的准备。西晋的年代不长,主要作家几乎都一起相处过。不过,从他们重要作品的写作时间来讲,也可以勉强地加以区分。大致傅玄、张华文学活动开始最早。武帝太康、惠帝元康时期文学兴盛,除张华仍在世外,又有所谓“三张(张载、张协、张亢兄弟)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两潘(潘岳、潘尼叔侄)一左(左思)”之目。刘琨、郭璞的主要作品都是在西晋末年写出的。其中,陆机、潘岳并称“潘陆”,在当时评价最高,代表了西晋文学的主流;左思、刘琨则表现了与潘陆不同的风貌。

傅玄(217—278)字休奕,北地泥阳(今陕西铜川市东南)人。仕魏、晋两代。他精通音乐,今存诗篇大多是乐府。内容多模仿汉乐府民歌,主要写男女爱情及妇女的不幸,语言也比较朴素,与西晋盛行的风格有所不同。其诗少有新意,感情也很平弱。不过《昔思君》、《车遥遥》等篇仍有取喻巧妙、辞意宛转之长;《豫章行苦相篇》反映重男轻女的习俗给女子带来的痛苦,有一定社会意义。张华(232—300)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固安县南)人。晋时历任要职。他学问广博而好为奇谈怪说,著有《博物志》,属于志怪小说一类。

其诗亦多写男女之情,以《情诗》五首、《杂诗》三首为代表,语言华艳,稍入排偶,格调柔弱。所以《诗品》谓之“儿女情多,风云气少”。“房栊自来风,户庭无行迹”(《杂诗》),“密云荫朝日,零雨洒微尘”(《上巳篇》)之类诗句,可以看出他写景的细巧。由于张华身居高位,成名又早,他的诗歌风格对同时人必然有所影响。

作品多、影响大,能够代表西晋一代文学风气的是陆机。陆机(261—303)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

祖父陆逊、父陆抗,均为东吴名将,地位显赫。东吴被灭后,陆机与弟陆云以文才被召入洛阳,很受北方士大夫的器重。惠帝时宗室相争,他为成都王司马颖率大军讨伐长沙王司马乂,兵败,为司马颖所杀。有《陆士衡集》。

陆机才冠当世,诗、文、辞赋都有成就。赋体的文艺批评著作《文赋》,是论文的名作,其形式也是前所未有的。此外他还写过历史著作《晋纪》、地理著作《洛阳记》等,均已不存。

《诗品》谓陆机诗“其源出于陈思”。可以说,陆机是曹植之后又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他以“缘情绮靡”(《文赋》)的准则,将诗歌进一步推向文人化、贵族化,引导了华丽雅致的诗风,流播久远。

总体说来,陆机诗有如下四个特点:一是内容多模拟。陆机写了不少乐府诗,大多是严格按照乐府古题的题义、仿照早期歌辞写作的,除少数几篇,难以看出其个人生活的内容。另外又有《拟古诗》十二首,按照各篇原来的内容用不同的语言重写了一遍。这一类作品,用力全在于修辞。二是文辞繁缛。前人于此早有所论。《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张华对陆机的批评说:“人之作文,患于不才;至子为文,乃患太多也。”

由于陆机的创作本有表现文学才能、标榜学问的意识,所以不避辞赘。三是语言华美典雅。即选择词汇注重色彩和声调,又多用书面语及古书中的成句,而加以精心雕琢,使诗歌带上更明显的贵族文化的特征,同时也更依赖于阅读而脱离歌唱(陆机的乐府诗同曹植的一样,也是不配乐的)。四是多用排偶。建安诗中偶句通常只占很小的比例,而陆机诗中往往占一半以上,像《苦寒行》、《招隐诗》等已接近通篇对仗。这四点在西晋其他诗人的作品中也多少有所表现,并且对南朝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由于陆机的诗歌过分注重于修辞,雕琢太重,难免造成繁冗乏力的毛病。前人对此多有讥评,如沈德潜说,到了陆机,“西京以来空灵矫健之气不复存矣”(《古诗源》)。但也应该看到,诗歌的发展并不是一条直线,要把朴素简单的民歌式语言提高到精美而富于表现力的程度,像陆机那样的过程(包括其弊端),恐怕是难免的。因此,我们更需要注意到陆机在语言艺术上的创造力。譬如陆机很强调物候对感情的引发作用,他的诗写景成分也特别多,而且意象描绘得工巧细致。如“轻条象云构,密叶成翠幄”(《招隐诗》),“崇云临岸骇,鸣条随风吟”(《猛虎行》),“和风飞清响,鲜云垂薄阴”(《悲哉行》)等等,感受的敏锐和刻炼之功,明显超过了曹植、王粲,增加了诗的美感。

前人对陆机的另一个严厉批评,是抒情效果差,在这方面也应加以分析。就主观意识而言,陆机其实很重视抒情的表现,不仅《文赋》中有明确的论述,其诗歌主题的选择,也相当注意这一点。就陆机的生活经历来说,他作为东吴勋臣、高级士族的后代,在国破之后到权力斗争激烈的中央朝廷去做官,心情也很复杂。但由于特殊的处境,矛盾的心理,他的诗中通常缺乏鲜明的自我形象,因而诗歌的情感难以表现得警醒深切。语言过于深奥典雅,也造成一层疏隔。

但陆机毕竟是一位才华出众的诗人,有些作品仍然写得很出色。如太康末年他应召北上,在途中所作《赴洛道中作》二首就是。下面是第二首:

远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广。振策陟崇丘,案辔遵平莽。

夕息抱影寐,朝徂街思往。顿辔倚高岩,侧听悲风响。

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抚枕不能寐,振衣独长想。

诗中描写行途景象和客游的哀伤,突出表现了孤独与寂寞的心情。他并非单身远行,而诗中的自我形象却好像是孤零零的一人,这主要是为了抒写内在的孤独感。“夕息抱影寐”,不但造语新奇,表现力也很强。“清露”二句,一方面以景衬情,同时也写出了凝视着露珠下滴的寂寞的人。清绮的语言与深沉的情感在这里得到很好的结合。

陆机的乐府诗也不全是模拟,有时在传统的主题中,隐约掺杂了个人的忧患。如《猛虎行》赞美志士不苟得的精神,抒发了自己入洛后功业无成、进退维谷的苦闷。《门有车马客行》写久居在外者与家乡来客的对话,虽是虚构的写法,诗中“市朝互迁易,城阙或丘荒。坟垅日月多,松柏郁芒芒”等句,却显然流露着对破灭的故国的怀思。

前人对陆机诗歌的看法很不一致,而对他的文章,则普遍评价较高。代表作有《吊魏武帝文》、《辩亡论》、《豪士赋序》等。《吊魏武帝文》感慨曹操雄视一世,临终却絮絮嘱托身后琐事,见出无论何等伟大的功业,总不能慰解人对生命的留恋,立意新而富于哲理,在吊祭文中也是少见的。《辩亡论》分上、下篇,论述东吴之所以兴亡。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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