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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部分（第2页）

第七章　唐五代词

第一节　词的起源与敦煌曲子词

词就其本来性质而言，是歌辞，是广义上的诗歌的一种。

中国古代的诗歌，向来同音乐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如先秦时代的《诗经》全部和《楚辞》的一部分，以及汉魏六朝乐府诗，原来都是配乐演唱的。不过音乐特别是娱乐性的音乐是在不断变化的，旧的音乐消亡、转变以后，原来的歌辞就成为纯粹的文字作品，而有新的音乐和新的歌辞来取而代之。譬如《诗经》到汉代就只有少数还能唱，而汉乐府到了六朝，同样多数是不能唱的了，六朝人以及唐人所写的古题乐府诗，都只用于诵读，而不是歌辞。

唐代音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实际在唐以前已经进行了很久，其主要特征是原产于西域的“胡乐”尤其是龟兹乐大量传入中土，与汉族原有的以清商乐为主的各种音乐相融合，产生了一种新的音乐——燕乐。“燕乐”的名目，在隋代就有，而在唐代大盛，其部类也经过新的修定。唐代社会经济繁荣，人们的生活丰富多彩，音乐成为唐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娱乐享受。特别是在开元、天宝年间，玄宗皇帝精通并酷爱音乐，在宫中蓄养数百人的乐团，号称“皇家梨园弟子”，更促进了社会上音乐歌舞的流行。而燕乐新鲜活泼，曲调繁多，使用各种不同的乐器伴奏，富于变化，故尤为人们所爱好。宋郭茂倩《乐府诗集·近代曲辞》论唐代燕乐，说它“盛于开元、天宝，其著录者十四调二百二十二曲。”而唐人崔令钦的《教坊记》（教坊是专掌俗乐的宫廷音乐机构，也为官场宴集提供歌舞娱乐）所载教坊曲则有三百二十四种，大都也是流行于开元、天宝年间的。这些燕乐曲调有舞曲，也有歌曲，歌曲的歌辞就是词的雏形，当时叫作“曲子词”。

所以，唐代的燕乐歌辞本来与从前的乐府歌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却逐渐形成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严格按照乐曲的要求来制作歌辞，包括依乐章结构分遍，依曲拍为句，依乐声高下用字，其文字形成一种句子长短不齐而有定格的形式。这种情况是过去的乐府歌辞所没有的。到了中唐以后众多文人用这种制辞方式进行创作，这种新体歌辞逐渐成为中国文学中一种重要的体裁，就是后来通常所称的“词”。

但尽管可以作出上述大概的描述，关于词的起源仍然是一个争执不下的问题。因为一方面词与乐府诗有割不断的联系，另一方面它的依曲拍为句、按曲谱填词的基本规则又是较晚才确立的。各人着眼点不同，对词的起源的看法也就不同。大致上我们可以说：首先，词是燕乐的产物，燕乐大盛于开元、天宝年间，这是词的发展中的第一个重要阶段，也可以说是词的雏形阶段。这时的燕乐歌辞，大约在民间已有不少是按曲调来写而长短不齐的了，但文人的创作，基本上还是齐言的，演唱时往往需要经过一定的处理。到了中唐，自觉按曲谱作词的文人不断增多，词在这时才能说正式成立为一体。

下面从二条线简单看一看词在雏形阶段的情况。

燕乐中很多曲调本来就是民间歌谣的曲调，而民间歌谣本来就是有曲有辞的，这些为曲而配的歌辞很可能原来就是长短不一或用衬字的形式。唐高宗时人许敬宗说：

窃寻乐府雅歌，多皆不用六字。近代有《三台》、《倾杯乐》等艳曲之例，始用六言。（《上恩光曲歌词启》）

可见民间早已根据曲调的要求填写新形式的歌辞。《旧唐书·音乐志》说宫廷中“自开元已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歌”，应当包含了不少这一类型的歌辞。近代在敦煌发现的钞本曲子词，有很多是因乐作辞的。其产生年代早晚不等，其中有一部分是玄宗时代的作品；它们的作者，可能包括了乐工、歌女、普通百姓以及无名文人。这些歌辞在结构上有长篇联章的，如《十二时》、《五更转》，也有单独成篇的，如《捣练子》、《菩萨蛮》；句式有长短不一的，也有比较整齐的；各种词调的篇幅也是或长或短。此外，在演唱体制上，有对话体的，如《捣练子》（孟姜女），有夹杂各种表演形式的，如《酒泉子》（犯皇宫）。可以看出，这些歌辞都是配合或依照音乐演唱要求而变化其形式的。

敦煌曲子词的发现，不仅说明了因乐写词的燕乐歌辞乃是词这一文学体裁的源头，而且保存了词的初始形态与内容特征。首先，由于燕乐是上至宫廷、贵族，下至民间都喜爱的音乐形式，所以它的歌辞内容十分庞杂，“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和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叙录》）；但它作为一种娱乐的艺术，更主要的还要让人感动，让人爱听，所以抒情、伤感的成份较为浓厚而严肃的社会政治、伦理内容相对要少。以《云谣集杂曲子》这唯一保存较完整的曲子词选集为例，可以看到“访云寻雨，醉眠芳草”的怡悦内容和征夫思妇、离愁别恨的伤感内容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与后来词的发展在题材上的偏向有相当重要的关系。其次，由于现存的敦煌曲子词大多是民间创作，因此，它给我们提供了不少自然朴实、感情直率、生活气息很浓的作品，例如《望江南》：

莫攀我，攀我太心偏。我是曲江临池柳，者人折了那人攀，恩爱一时间。

充满了怨怼愤激的情绪。而另一首《鹊踏枝》，则借思妇与喜鹊的对话，似怨非怨地写出了征夫之妻盼望亲人回归的心情，语言在轻快风趣中又透出苦涩。再一首《菩萨蛮》，则连举出青山烂、水上浮秤砣、黄河枯、白天见星星、北斗转向南、三更见太阳等六件不可能的事来表白爱情的坚贞，让人想起汉乐府《上邪》那种炽热的感情。这些曲子词的语言也很俚俗生动，如“两眼如刀”（《内家娇》）、“把人尤泥”（《洞仙歌》）的情态描写，“看山恰似走来迎。子细看山山不动，是船行”（《浣溪沙》）的景物描写，都很传神。总的说来，敦煌曲子词与后来文人创作的词还是不太一样的，前者感情真率浓烈，语言朴素生动，但未免韵味不足；后者感情委婉细腻，语言精巧典雅，但未免有些做作。

唐代燕乐歌辞的另一来源是文人的诗歌。薛用弱《集异记》记载，王昌龄、高适、王之涣雪天一起到旗亭小饮，遇上一群梨园伶人与歌妓在唱曲，他们便暗中打赌，看歌妓所唱曲词中谁的诗多，结果第一个唱的是王昌龄的绝句“寒雨连江夜入吴”（《芙蓉楼送辛渐》），第二个唱的是高适的绝句“开箧泪沾臆”（《哭单父梁九少府》。案原诗为五古长篇，或当时歌者截前四句为一绝），第三个唱的是王昌龄的绝句“奉帚平明金殿开”（《长信秋词》），最后压轴唱的是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凉州词》），这就是有名的“旗亭赌唱”故事。宋代王灼《碧鸡漫志》中说：“以此知李唐伶伎，取当时名士诗句入歌曲，盖常俗也。”这一类诗主要是五七言绝句，而尤以七绝为普遍。

这些诗在文人那里原来是文字的创作，它们怎样和音乐相配合呢？看来，唐代某些乐曲的曲拍声调与诗尤其绝句相合的似乎不少，如现存唐人《竹枝》、《浪淘沙》、《杨柳枝》等曲调的歌辞，现在看来与格律诗并无多少区别。在一些大曲中，大概也有比较严整、可以直接用五、七言绝句填入的段落。如《乐府诗集》所录《水调》的第七段为杜甫七绝《赠花卿》，《明皇杂录》所载《水调》为李峤七古《汾阴行》的末四句，或许就是这种情况。但同时不难想象，以诗入曲必然也有不相合的，为了适应曲调格式，就需要作一定的变动处理，如破句、重叠等；据宋人沈括、朱熹等的解释，在唱这些齐言的歌辞时，还需要加入“和声”、“泛声”，才能和长短不齐的曲拍相合。这最终导致文人直接按曲拍作词，如刘禹锡就在其《忆江南》二首题下注明：“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

诗入曲，影响了曲子词的抒情趋向，也改变了它的语言风格。从现在可考知的曾入乐的诗歌来看，以五、七言绝句居多，内容大多数是吟咏山水、抒写怀抱，或反映朋友情谊、别愁离恨的，很少有严肃的社会政治内容。这一方面是由燕乐的娱乐性质所决定，另一方面唐人绝句也确实重在抒情，不像古体歌行和长篇排律那么爱插足社会重大问题。这些诗一般说来，语言都浅显而精炼，韵味悠长，很适合于樽前花间、渡头长亭的演唱。而文人开始大量创作词的时代是中晚唐，此时抒情短诗更加敛约精细、曲折含蓄，这对从民间转入文人手中的词的风格产生了进一步的影响。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词逐渐形成显著的艺术特点：内容以抒写日常生活的情感为主，意境比较细巧，表现手法比较委婉，语言比较凝炼精致；诗歌特别是歌行、排律等诗体中大开大阖的结构，粗放、质朴的语言，在词中是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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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唐代文人词的创作

盛唐文人所写曲子词基本上都是整齐的五、七言形式，但个别也有是长短句的，如唐玄宗曾作有《好时光》，传说大诗人李白也写过《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忆秦娥》（“箫声咽”）（两词究竟是否李白作，向来争执不下，故在此不作详论）。但是，文人真正认真地倚声填词，则是在中唐才开始的。

据说，大历十才子中的韩翃在怀念失散的姬妾柳氏时曾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