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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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明光光星欲堕，欲来不来早语我！（《地驱乐歌》）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折杨柳枝歌》）

腹中愁不乐，愿作郎马鞭。出入擐郎臂，蹀坐郎膝边。（《折杨柳歌辞》）

北方民族保存着较多的原始风俗，在两性关系上，远没有汉族那样复杂的礼数。在他们看来，男欢女爱，男婚女嫁，原是很简单的事情，没有什么需要羞羞答答、扭扭捏捏的地方。“天生男女共一处，愿得两个成翁妪”，这是对婚姻之事最简单直截的看法，爽快无比。《地驱乐歌》咏唱幽会，情人不至，却毫无哀伤，只是简截地指斥对方，同南方民歌中的情调大不一样。还有那些女子埋怨家中不让她们及早出嫁的歌，更是以口道心，毫无遮掩。像上面那首《折杨柳枝歌》，前二句起兴，意思说岁岁年年，树不见老而人易老，下面不说自己，却利用老人喜爱孙辈的心理打动对方，写得真淳而有趣。有的甚至唱道：“老女不嫁，蹋地呼天！”（《地驱乐歌》）这样的泼辣简直是南方人想都不敢想的。总之，这些表现爱情与婚姻的民歌，都直接表现了热烈的生命冲动，很值得珍视。不过，在北方情歌中，个别也有婉媚的风格，可能是受了南方民歌的影响。上面所列的最后一首，就可以看出。

将北朝民歌与南朝民歌相比较，可以大略概括如下：在感情表现上，北朝民歌以直率粗犷为特征，少有南方民歌那种婉转缠绵的情调；在语言风格上，北朝民歌以质朴刚健、富有力感见长，没有南方民歌那样华美的文辞、精致的手法，更不用双关隐语的技巧。在诗歌形式上，也以五言四句体式占优势，约为百分之六十。其余多为整齐的七言、四言诗，杂言体较少。但这里要指出一点，即许多诗是经过翻译的。如《敕勒歌》，《乐府广题》说：“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指汉语）。”又《折杨柳歌》有“我本虏家儿，不解汉儿歌”二句，则可见原非汉语。翻译是一种再创作，这方面的成绩也值得赞美。

最后，再专门来谈《乐府诗集》中收于《梁鼓角横吹曲》的《木兰诗》。这首诗宋初编的《文苑英华》题为唐韦元甫作，其他宋人著作也有认为是唐人作的，所以其产生年代尚有争议。不过，多数研究者认为它是北朝民歌，而可能经过唐代文人的修改润饰。这是一首叙事诗，一向被认为是北朝民歌的代表作。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在民风勇悍，战争连年的北朝社会中，完全有可能发生过女子扮男装从军杀敌的真实事件。这种事情最容易引起社会中的好奇心理，因而流布开来，逐渐形成一个文学故事。在这首诗中，故事的传奇性，人物的英雄性格，收尾的喜剧色彩，都反映了普通民众的生活理想和审美趣味，反映了人们在平凡生活中对不平凡事物的爱好。木兰这个人物，被塑造成十分美好的形象。她有对父母的挚爱，有勇毅的个性，也有女子对家庭的眷恋，归来后一节，又写出她的美貌和富有生活情趣、机智活泼的一面。总之，作者把自己所要求的人物品性都赋予了她，使她成为一个健康明朗、充满人情味的女英雄。所以，自古及今，她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

诗歌的语言，有着浓郁的民歌风味。那些浅近、轻快的叙述文笔，和口语化的、穿插在全篇中的对话，造成了活跃的气氛。“东市买骏马”以下四句，“旦辞爷娘去”以下八句，“爷娘闻女来”以下六句，连用排比重叠句式，显得节奏明快、音调和谐。中间“万里赴戎机”以下四句，文字精整，高度概括，从全篇的剪裁来说，起了重要作用，只是锤炼的痕迹很重，与全诗不太统一，可能是经过文人改造的。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小说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高美之名声），其于大达亦远矣。”此所谓“小说”，指卑琐无价值的言谈，还不是指文体。《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这才有了文体的意义。大要而言，古人所谓“小说”，原指篇幅短小、意旨无关宏大、带有传闻性质的记载。其中只有一部分与文学中所说的小说有关。

在古人所说的“小说”著作，以及这以外的著作中，有许多纷杂的、面貌各异的东西构成了中国古小说的源头。大抵古代神话、杂史、民间传说、人物轶事、寓言等等，凡带有一定故事性、有意无意包涵着虚构成分的东西，都与小说的形成有关。这一类琐杂的内容，有些产生复又消失，有些散布在各种书籍里，不为人们注意。直到魏晋南北朝，才集中出现了一批专谈神异灵怪与人物佚事的著作，于是成为中国小说史上第一个重要的阶段。

就小说的发展过程来说，历史著作、尤其史传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史书与小说，性质原本不同。但中国古代史书，常在细节上运用虚构手段。尤其是，中国文学中叙事、描写及刻画人物形象的技巧，首先不是在“小说”的范围而是在史传中培养起来的。一直到很久以后，小说家仍然在史传中吸取养分。

第一节　志怪小说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这里指出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兴盛的原因，是受了民间巫风、道教及佛教的刺激，而作者的态度，是将怪异传说视为事实来记载。作为一个基本的概括，鲁迅的总结是正确的。但也要注意到，志怪小说的来源和实际面貌比较复杂。着重于宣扬神道，还是倾心于怪异事迹，以及小说中表现人生情趣的多寡，其间的区别还是很大。

现存志怪小说中，有署名汉人之作，主要有题为班固作的《汉武帝故事》、《汉武帝内传》，题为郭宪作的《洞冥记》。

以前研究者多认为出于六朝人的伪托，但近来也有提出不同意见的，对此尚有深入探讨的必要，本书中暂存疑。三种都是讲有关武帝的神仙怪异故事，其中《内传》叙西王母下降武帝宫中之事，篇幅颇长，文辞华丽而铺张。年代确定的志怪书，当以题名曹丕作的《列异传》最早。现此书已亡，在几种类书中有引录。其中“宋定伯卖鬼”故事很有名。宋定伯少年时，夜行逢鬼，便诈称自己也是鬼，一路同行，巧妙地消释了鬼对他的疑惑，并骗得鬼怕人唾的秘密。其后他把鬼强行背到市场上，鬼化为羊，他唾羊使其不能变化，卖得一千五百钱。这故事很有幽默感，也颇能反映中国民间的一种心理，便是造出鬼来吓人，又想出法来骗鬼，俗云“糊弄鬼”即是。另外，《谈生》叙一书生与一美丽女鬼为婚，因不能遵守三年不得以火照观的禁约，终于分离，留下一子。这故事优美动人，后代还有新的演变。因不能抑制好奇心而受到惩罚，这是各国民间传说中最常见的母题，由此可以见到人类的一种普遍心态。

魏晋志怪小说中，《搜神记》是保存最多且具有代表性的一种。作者干宝（？—３３６），字令升，新蔡（今属河南）人，是两晋之际的史学名家，著有《晋纪》，时称良史。又好阴阳术数、神仙鬼怪。《搜神记》序中，自称作此书是为“发明神道之不诬”，同时亦有保存遗闻和供人“游心寓目”即赏玩娱乐的意思。此书原已散佚，由明人重新辑录而成，现为二十卷，四百多则，其中偶有误辑。

《搜神记》的内容，一是“承于前载”，但并不都是照旧抄录，有些文字上作了加工；二是“采访近世之事”，出于作者手笔。其中大部分只是简略记录各种神仙、方术、灵异等事迹。也有不少故事情节比较完整，在虚幻的形态中反映了人们的现实关系和思想感情。尤其有价值的，是一些优秀的传说故事。如《李寄斩蛇》、《韩凭夫妇》、《东海孝妇》、《干将莫邪》、《董永》、《吴王小女》等，都很著名，对后代文学有较大影响。

《东海孝妇》叙一孝妇为冤狱所杀，精诚感天，死时颈血依其誓言缘旗竿而上，死后郡中三年不雨。关汉卿的名作《窦娥冤》即以此为蓝本。《董永》叙董永家贫，父死后自卖为奴，以供丧事，天帝派织女下凡为其妻，织缣百匹偿债，而后离去。《天仙配》的故事由此演变而来。以上二则，本意都是表彰孝行，但又不尽于此。前者还控诉了官吏的昏庸残暴，后者又表现了穷人对美好生活的幻想。而这两点，分别成为《窦娥冤》与《天仙配》的中心。

《韩凭夫妇》写宋康王见韩凭妻何氏美丽，夺为己有，夫妇不甘屈服，双双自杀。死后二人墓中长出大树，根相交而枝相错，又有一对鸳鸯栖于树上，悲鸣不已。这故事控诉了统治者的残暴，歌颂了韩凭夫妇对爱情的忠贞。结尾是一个民间故事中常见的诗意的幻想，后世“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的结尾可能受其影响。这种幻想是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