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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说服力呢？

说到头，我在这儿已经看到过不少德国人的残暴行为了。我看到过一名党卫军士兵用棍子把一个老妇人打得跪倒在雪地里，只不过因为她在叫卖香烟头的时候给他逮住了。我听说过孩子们因为偷了食物，在小堡里给活活吊死。还有就是那次人口普查。三星期前，党卫军把犹太区的全体居民押到田野里去，在凛冽的寒风中把我们点了一遍又一遍，时间长达十二小时，而且在那个下雨的夜晚竟让四万多人在露天里站着。在那一大群饥寒交迫的人中，传播着谣言说，他们将在黑暗中用机枪把我们全部打死。于是许多人朝着城门蜂拥奔逃。娜塔丽和我避开了人流，平安归来，可是我们听说第二天早上田野里满是被踏死的老人和孩子雨打雪盖的尸体。

然而，这一切都没使我看清事实。我和艾克曼的会面，却使我看清了。这是什么缘故呢？我想，这是由于那个最最古老的心理上的事实；一个人实际上无法感觉到另一个人的苦难。更坏的是，让我在我的一生中至少有一次面对这个赤裸裸的事实吧：旁人的苦难反而会使人感到庆幸，感到宽慰，因为他自己逃过了这种苦难。

艾克曼不是一个低三下四的警察畜生。他也不是一个平庸的官僚，尽管要扮演这么一个角色时，他会扮演得十分出色。这个讲求实效的柏林官员跟那个夸夸其谈的疯子希特勒比起来，是一个更为可怕的人物。这种人物经常出没在二十世纪，促成了两次战争。他是一个有理性、有识见、生气勃勃、甚至和蔼可亲的家伙。他是我们中的一员，是西方的一个文明人。然而转瞬之间，他可以下令对一个身体衰弱的老人干出可怕的暴行来，自己还安详地拍手旁观；再一转眼，他的态度又可以重新变得彬彬有礼，象欧洲人那样，一点儿也不感到这么做是反复无常，甚至对于那个无法理解人性这一表现的受害者的狼狈相，还要报以讥讽的冷笑。象希特勒一样，他也是个奥地利人。象他一样，在这个可怕的世纪里，他也是典型的德国人。

这个不容易懂的真理我总算弄明白了。然而无论如何，我到死都不愿意谴责整个民族。在这件事上，我们犹太人已经受够了。我会想起那个历史学家卡尔。弗里施，他从海德尔堡到耶鲁来，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德国人，一个极富于幽默感的温和、开明、渊博的人。我会想起二十年代里柏林艺术和思潮蓬蓬勃勃的惊人发展。我还会想起赫格谢默一家人，我在慕尼黑的时候在他们家住了六个月，他们是第一流的好人——这点我可以发誓——在一个反犹主义在政治上甚嚣尘上的时候，他们都一点儿没反犹的色彩。这样的德国人还是有的，而且不在少数。一定就是他们创造了德国的美，以及德国的艺术、哲学和科学：这些才是所谓“德国文化”，是远在它成为一个被诅咒的、恐怖的名词之前，就被创造出来的。

我不理解德国人。　阿提拉、阿拉力克、成吉思汗、塔马兰在狂热的开疆拓土中消灭了所有反抗他们的人。在世界大战期间，穆斯林土耳其人屠杀了基督徒亚美尼亚人，可是亚美尼亚人当时投靠了敌人沙皇俄罗斯，而且这是在小亚细亚发生的。

德国人是基督教欧洲的一部分。犹太人曾经热情地信奉和丰富了德国的文化、艺术和科学。在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犹太人对德皇的盲目忠诚是有案可查的。不，这样的事是空前的。我们陷进了一个神秘的、巨大的历史进程里，一个新纪元行将诞生时的难熬痛苦之中。正如同一神教和基督教初生时那样，我们注定得呆在这场大变动的中心，首当其冲地遭受磨难。

我一生中在学术上持有的不可知论的人道主义观点实在非常好。我写的有关基督教的书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的。但是总的说来，我还是在奔波中度过了一生。现在，我才转过身站定了。我是一个犹太人。有句市井俚语说得好：“那个人所需要的，就是对他屁股上猛踢一脚。”这句话好象说中了我一生的经历。

班瑞尔。杰斯特罗在布拉格。

我所知道的几乎就只有这一点：他从一个集中营逃脱之后，就在那儿搞地下工作。他通过一个把布拉格和特莱西恩施塔特连接起来的共产党联络网，捎了口信给我。为了证明确实是他本人，他用了一句希伯来短语，这句短语到了非犹太人的口中几乎无法辨别出（捷克宪兵队就是主要的联络员）。然而，我还是猜出了它的意思：azak，emats，就是：“要坚强，要有勇气。”

我这个堂弟，这个有钢铁般意志、善于随机应变的人，居然还活着，就在附近，并且还知道我被囚禁在这儿，这真是令人吃惊的。但是德国人在欧洲造成了一场大动乱，在这片混乱中，一切都不足为奇。我已经有五十年没见到班瑞尔了，不过娜塔丽对他的描摹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他不大可能帮得了我们什么忙。我的健康状况已经经不起一次逃跑的尝试，即使有这种机会的话。娜塔丽身边带着孩子，也不能去冒这种风险“。那么，还有什么好说呢？我所抱的希望和陷在这里的所有犹太人的希望一样：就是美国人和英国人很快就会在法国登陆，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将在东西两方的夹击下彻底崩溃，这样我们就能够及时得到解救。

然而，班瑞尔在布拉格还是一件意想不到的好事。四年以前，娜塔丽在华沙即将陷落时最后一次瞧见他；从那以后，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过的该是一种多么象奥德赛式的生活啊！我能够幸存下来一定是一个奇迹；他离我们这么近，这又是另一个奇迹。这样的事情给了我希望，事实上，使我“坚强”，使我“有了勇气”。

第七十四章

帕格。亨利染上了一种波斯流行病，已经发烧好几天了。他日日夜夜乘坐火车和汽车穿过市镇和田野，穿过尘暴、酷热的沙漠，以及白雪皑皑的山口，渐渐变得昏昏沉沉——尤其是到了夜里；现实和乱梦混杂到了一起。他到达康诺利的司令部时，已经头重脚轻，甚至在跟霍普金斯和罗斯福讲话时，也不得不费了好大气力才提起精神来。在运输队走的路线上度过的那些漫长的、令人眩晕的时刻，帕米拉和勃纳一沃克象他死去的儿子和活着的家人一样，频繁地出没在他乱梦颠倒的幻象里。帕格在神志清醒的时候可以把帕米拉象把华伦那样深深埋藏在自己的内心里，可是做起梦来他就毫无办法了。

因此，在俄国使馆的别墅里看到勃纳一沃克，叫他很吃了一惊：站在那个冷静、真实的欧斯特。金身旁的，正是他发烧的乱梦中见到的一个人物。帕米拉在德黑兰！在金的锋利目光下，他一下子问不出口来：“你们结婚了没有？”他离开了罗斯福住的别墅，不知道自己上英国使馆去应该找的是勃纳一沃克勋爵夫人呢，还是帕米拉。塔茨伯利。

在帕格出来的时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沿着一条砂砾小路正走过来。莫洛托夫热切地谈着，斯大林抽着香烟，朝四下里张望。他看到帕格，点点头，微微一笑，四周起皱的眼睛里闪射出光芒，显然认出了他。帕格对于政治家的好记忆力已经屡见不鲜，可是这一次还是感到很惊讶。他把霍普金斯的信递交给斯大林，已经是两年多以前的事了。这个人一直肩负着指挥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的重担，然而他的确还记得他。他身材肥胖，头发花白，个子比维克多。亨利还要矮，这会儿他迈着富有弹性的步伐走进了那所别墅。帕格看了几乎整整一年遍布莫斯科的种种偶像——塑像、画像、巨幅照片。它们把斯大林表现成一个传奇式的、高高在上的全能救世主，跟死去的马克思和列宁合在一起，成为腾云驾雾的三位一体中的一员。可是现在走过去的是那个血肉之躯，一个矮胖的、大腹便便的老家伙，穿了一身哗叽制服，裤子两侧自上而下有一道很宽的红色条纹。然而，那些偶像多少比真人更为真实。帕格这样想着，一面回忆起斯大林意志统治下的漫长的俄国战线上一幕幕情景，也回忆起他杀害了千百万人的记录。走过去的这个矮小的老头儿，实在是一个铁石心肠的巨人。

温斯顿。丘吉尔虽然遇到帕格的次数要多些，却不认识他了。帕格走到英国使馆区门外说明自己的身份时，丘吉尔正好离开那儿。他叼着一支长雪茄，由两个步伐僵硬的陆军将领和一个矮胖的海军将领陪着。那双朦胧而敏锐的眼睛直钉着帕格望了一望，好象看透了他似的，然后这个穿着一身白衣服的弓腰驼背的矮胖子缓缓朝前走了。这位首相看上去很迟钝，身体好象有点不舒服。

在英国公使馆里，几个武装士兵在花园里踱来踱去，文职人员三五成群在阳光下聊天。这是一个小得多、也安静得多的机关。帕格站住脚步，在一株金黄色叶子不住飘落的树下思忖起来。到哪儿去找她呢？怎样去打听她？他对自己这种小家子气禁不住苦笑起来。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正在这儿发生，可是在这个历史高峰之巅，使他感到兴奋的却不是看到三位世界巨人，而是想着要看到一个女人。由于战争的机遇，这个女人他每年总看到一两次。

他们在莫斯科度过的那一星期由于斯坦德莱忽发奇想，竟然给缩短成了四天，不过那四天留在他的回忆中，象他的蜜月一样是一场突然浮现出的美梦，安宁而甜蜜，他整天不做别的，就和她作伴，一起吃饭，一起作长时间的散步，一起呆在斯巴索大厦、大歌剧院、马戏场以及旅馆内她的房间里。他们谈起话来简直没完没了，象终身的老友，象久别重逢的夫妇一样。在她旅馆里的最后一个晚上，他甚至谈到了华伦。他一下子控制不住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了。他在帕米拉的脸上，在她简短、温柔的答话里，找到了安慰。第二天分手的时候，他们竭力控制住自己，用微笑和闲扯来相互告别。谁也没说那是结局，可是对帕格说来，那至少什么别的也不是。现在，她又到了这儿。他无法再约束住自己，不去寻找她，就跟他无法屏住自己的呼吸一样。

“哟！那不是亨利上校吗？”这一次倒真是格兰维尔。西顿。他正和一些穿制眼的男男女女站在一块儿。西顿走上前来拉住他的胳膊，显得比在同行的途中要热情得多。“你好吗，上校？那次卡车旅行可真累死人，是不是？你看上去简直筋疲力尽啦。”

“我挺好。”帕格朝苏联大使馆那个方向做了个手势。“我刚把你提出的签订一个新条约的主意告诉了哈里。霍普金斯。”

“真的吗？你真告诉他了？那可好极啦！”西顿紧紧抱住他的胳膊，嘴里发出一股强烈的烟草味。“他的反应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