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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第2页)

他一直说胡话,折腾得很厉害,身边必须经常有人护理。

我在他身上花了很多时间。他这样年轻,我很可怜他。只要力所能及,我一定要把他从死神手里夺过来。

昨天下班后,我在病房里又呆了几个小时。他的伤势最重。我注意听他在昏迷中说些什么。有时候他说胡话就像讲故事一样。我从中知道了他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不过,有时候他骂人骂得很凶。这些骂人话都是不堪入耳的。我听了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感到很难过。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说他救不活了。这老头生气地咕哝说:“我真不懂,他差不多还是一个孩子,部队怎么能收他呢?真是岂有此理。”8月30日

柯察金仍然没有恢复知觉。现在他躺在那间专门病室里,那里都是一些快要死的病人。护理员弗罗霞寸步不离地守在他身旁。原来她认识他。很久以前,他们在一起做过工。她对这个伤员是多么体贴入微呀!现在连我也觉得,他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

9月2日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今天简直是我的节日。我负责的伤员柯察金恢复了知觉,他活过来了。危险期已经过去了。这两天我一直没有回家。

又有一个伤员救活了,现在我的愉快心情是难以形容的。

我们病房里又可以少死一个人。在我个人的繁忙工作中,最愉快的事莫过于看到病人恢复了健康。他们总是像小孩子那样依恋着我。

他们对朋友真挚而淳朴,所以当我们分别的时候,有时我甚至掉了眼泪。这未免有些可笑,然而却是事实。

9月10日

今天我替柯察金写了第一封家信。他说他受了点轻伤,很快就会治好,然后一定回家去看看;实际上他流了很多血,脸色像纸一样苍白,身体还很虚弱。

9月14日

柯察金第一次微笑了。他笑得很动人。平时他很严肃,这和他的年龄很不相称。他的身体在复原,速度快得惊人。他和弗罗霞是老朋友。我常常看见她坐在他的病床旁边。看来,她把我的情况都讲给他听了,不用说,是过分地夸奖了我,所以我每次进屋,他总是对我微微一笑。昨天他问我:“大夫,您手上怎么紫一块青一块的?”我没有告诉他,这是他在昏迷中狠命攥住我的手留下的伤痕。

9月17日

柯察金额上的伤口看样子好多了。换药的时候,他那种非凡的毅力真叫我们这些医生吃惊。

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总要不断地呻吟,发脾气,可是他却一声不吭。给他伤口上碘酒的时候,他把身子挺得像根绷紧了的弦。他常常疼得失去知觉,但是从来没有哼过一声。

现在大家都知道:要是柯察金也呻吟起来,那就是说他昏迷了。他这种顽强精神是从哪里来的呢?我真不明白。

9月21日

今天柯察金坐着轮椅,第一次被推到医院宽敞的阳台上。

在他看着花园、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空气的时候,他是一副什么样的神情啊!他的脸上缠着绷带,只露出一只眼睛。这只眼睛闪闪发亮,不停地转动着,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就像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世界似的。

9月26日

今天有人叫我到楼下的接待室去,那里有两个姑娘等着我。其中一个长得很漂亮。她们要看柯察金。她们的名字是冬妮亚·图曼诺娃和塔季亚娜·布拉诺夫斯卡娅。冬妮亚这个名字我知道,因为柯察金说胡话的时候多次提到过她。我允许她们进去看他。

10月8日

柯察金第一次不用别人搀扶在花园里散步了。他老向我打听,什么时候可以出院。我告诉他快了。每到探病的日子,那两个姑娘就来看他。现在我才明白,他为什么一直没有呻吟,而且从来也不呻吟。我问他原因,他说:“您读一读《牛虻》就明白了。”10月14日

柯察金出院了。我们十分亲切地互相道别。他眼睛上的绷带已经去掉,只是前额还包扎着。那只眼睛是失明了,不过从外表上看不出来。同这么好的同志分手,我感到十分难过。

向来就是这样:病人好了,就离开我们走了,而且希望不再回来见我们。临别的时候,柯察金说:“还不如左眼瞎了呢,现在我怎么打枪呀?”他仍然一心想着前线。

保尔出院之后,起初就住在冬妮亚寄宿的布拉诺夫斯基家里。

他立刻试着吸引冬妮亚参加社会活动。他邀请冬妮亚参加城里共青团的会议。冬妮亚同意了。但是,当她换完衣服走出房间的时候,保尔却紧咬着下嘴唇。她打扮得那样漂亮,那样别出心裁,保尔都没法带她到自己的伙伴们那里去了。

于是他们之间发生了第一次冲突。保尔问她,为什么要这样打扮,她生气了,说:“我从来就不喜欢跟别人一个样子;要是你不便带我去,我就不去好了。”那天,在俱乐部里,大家都穿着退色的旧衣服,唯独冬妮亚打扮得花枝招展。保尔看在眼里,觉得很不痛快。同志们都把她看做外人,她也觉察到了,就用轻蔑的、挑衅的目光看着大家。

货运码头的共青团书记潘克拉托夫,一个宽肩膀、穿粗帆布衬衣的装卸工,把保尔叫到一边,不客气地看了看他,又瞟了冬妮亚一眼,问:“那位漂亮小姐是你带来的吗?”“是我。”保尔生硬地回答。

“哦……”潘克拉托夫拖长声音说。“可是她那副打扮不像是咱们的人,倒像资产阶级小姐。怎么能让她进来?”保尔的太阳穴怦怦地跳起来。

“她是我的朋友,我才带她来的。懂吗?她并不是咱们的对头,要说穿戴吗,确实是有点问题,不过,总不能单凭穿戴衡量人吧。什么人能带到这儿来,我也懂,用不着你来挑毛病,同志。”他本来还想顶撞他两句,但是忍住了,因为他知道潘克拉托夫讲的实际上是大家的意见。这样一来,他一肚子气就都转移到冬妮亚身上去了。

“我早就跟她说了!干吗要出这个风头?”这天晚上他俩的友谊开始出现了裂痕。保尔怀着痛苦和惊讶的心情看到,那一向似乎是很牢固的友谊在逐渐破裂。

又过去了几天。每一次会面,每一次谈话,都使他们的关系更加疏远,更加不愉快。保尔对冬妮亚的那种庸俗的个人主义愈来愈不能容忍了。

他们两个人都很清楚,感情的最后破裂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这一天,他们来到黄叶满地的库佩切斯基公园,准备作最后一次谈话。他们站在陡岸上的栏杆旁边;第聂伯河从下面滚滚流过,闪着灰暗的光;一艘拖轮用轮翼疲倦地拍打着水面,拽着两只大肚子驳船,慢腾腾地从巨大的桥孔里钻出来,逆流而上。落日的余辉给特鲁哈诺夫岛涂上了一层金黄色,房屋的玻璃也被它照得火一样通红。

冬妮亚望着金黄色的余辉,忧伤地说:“难道咱们的友谊真的要像这落日,就这样完了吗?”保尔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他紧皱着眉头,低声说:“冬妮亚,这件事咱们已经谈过了。不用说你也知道,我原来是爱你的,就是现在,我对你的爱情也还可以恢复,不过,你必须跟我们站在一起。我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保夫鲁沙了。那时候我可以为了你的眼睛,从悬崖上跳下去,回想起来,真是惭愧。现在我说什么也不会跳。拿生命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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