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他遇见了那个和蔼的国子监校长(祭酒)徐阶。
如以往一样,徐阶认真细致地慰问每个学生的情况,当然,也和以往一样,他并没有记住其中的大多数人。
杨继盛就在被忽视的大多数人中,作为一名国子监的普通监生,他没有官僚的背景,也没有庶吉士的前途,自然也没有被徐阶牢记的理由。
但徐阶没有想到,十年之后,这个贫寒而不起眼的学生,将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他打开那道胜利之门。
在明代,要想升官,是要考试的,但这一关实在太难,官僚子弟吃不了苦,只好另觅他途,而要继承父亲的世袭官位,必须等到老爹死掉或是退休,是不太靠谱的。
所以国子监就成了最好的选择,因为监生可以直接做官,虽然名额极少,但总比没有强。
于是在官僚子弟汇集的国子监,杨继盛成为了一个孤独的异类,同学们奢侈享乐、挥霍无度,杨继盛却只能每日读书,按时就寝,因为他没有钱,只能靠监生那点可怜的补助。
但杨继盛从未自惭形秽,他相信自己的能力,他不需要依靠任何人。
当权贵子弟为了那几个可怜的名额争得头破血流的时候,杨继盛却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的科举中一举中第,成为了一名进士。
杨继盛的运气实在一般,他被分配到冷衙门南京吏部,当上了六品主事,之后又改任兵部员外郎。和他的同学相比,既没有庶吉士的光辉前景,也没有地方官的油水实惠。
然而杨继盛没有怨言,他只是默默地工作,努力地干活。
他不是一个聪明人,至少比张居正还差得远,虽然他很勤奋,但勤奋是永远无法弥补天分的。他缺乏大局观,不会搞同事关系,不会拉帮结派,政务能力也很一般。
他很清楚自己的能力,但他不以为意,因为对于出身贫寒的他而言,这一切已经足够了。
虽然这个世界很复杂,官场很狡诈,但在杨继盛那里却十分简单,因为他的为官之道只有一条:报效国家、体恤百姓。
这是大多数新官员们口头禅和必喊口号,很多人喊得比他更响亮,却没有记住。
杨继盛记住了,而且他照做了。作为一个穷人家的孩子,他很知足,很感恩,他所期望的,只是踏踏实实地为国为民做几件事而已。
所以当“庚戌之变”后,仇大将军要开“马市”再次妥协退让的时候,杨继盛当即站出来,愤然上书,反对马市。
仇鸾十分恼火,就告了杨继盛的黑状,将其关进诏狱,并贬官发配偏远地区狄道。
狄道十分荒凉,少数民族聚居,本地人不爱好读书,只喜欢闹事,到这里做官基本相当于劳改。
然而杨继盛毫无畏惧,因为他是一个简单的人,用简单的方式,过简单的生活。
他吃粗茶淡饭,住简陋的房子,教当地人识字读书,解决纷争,不收一文不取一物,连蛮夷之地的乡民也被他感化,大家都称他为“杨父”。
居庙堂之上,处江湖之远,皆忧其民者,方可为官。
不久后,仇鸾密谋败亡,嘉靖想起了杨继盛的忠言,便诏令他复官,先升他为知县,一月后升南京户部主事,三天后升刑部员外郎。
坐着直升飞机的杨继盛还没有到顶,很快他又回到了京城,这一次他的任职地点是兵部武选司。
兵部最穷的地方是职方司,而最富的无疑是武选司。武将升迁谪降,手中大笔一挥即可,又闲又富,肥得流油。
而毫无背景的杨继盛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个职位,完全是因为严嵩的推荐。
严嵩之所以保举杨继盛,自然不是欣赏他的正直无私,只是因为仇鸾是他的敌人,而杨继盛曾经反对仇鸾,在他看来,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
可是严嵩并不知道,在杨继盛的敌人名单上,仇鸾只排第二,第一名的位置一直是留给他老人家的。
严嵩认为自己能够利用杨继盛与仇鸾的矛盾,能够用官位和利益收买这个人,能够将他收为己用,然而他错了,因为他并不了解杨继盛。
这是一个没有私仇的人,他的心中只有公愤,即使整他个人,只要有益国家,他也毫无怨言,此即所谓大公无私。
大私无公的严嵩自然是无法理解这种品格的,他正在家里等待着新同党的加入,却没有想到,毁灭之路已然就此打开。
当严嵩自信十足的时候,杨继盛却已看清了事情的真相,朝局黑暗、民生凋敝,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正是严嵩,这位本应用心勤政的内阁首辅贪污受贿、结党营私,干过的好事可谓罄竹难书(不是写不完,是不太好找),心中装着他自己,唯独没有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