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不久之后,他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当时的浙江沿海,倭寇气焰已经十分嚣张,有两万余人盘踞于此,根本不把明军放在眼里。张经也并非等闲之辈,他四处调兵,积极部署数月之久,却迟迟不动兵。
赵文华反复催促,张经依然纹丝不动。
而张总督之所以有如此举动,和他之前的一段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
嘉靖十六年(1537),总督两广军务、兵部侍郎张经,奉命去平定广西断藤峡叛乱,在长期艰苦的山区作战中,他养成了稳重进兵的习惯,更重要的是,在这次战争中,他还发现了一个十分可怕而特别的战斗群体——狼土兵。
狼土兵以少数民族为主,大都不习文化,好勇斗狠,战斗力十分彪悍,当年曾让张经吃尽了苦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而到了浙江之后,张经才发现,那些被朝中大臣轻视,所谓乌合之众的倭寇,却是一帮前所未见的强敌。
在皇帝同志专心修道,大臣们专心斗争的时候,日本正处于极度混乱的战国时期,全国分成三四十个诸侯国,你打我,我打你,打赢的自然风光,打输的就只能跑路。日本就那么大,土地又不多,还时常喷火山乱地震,实在不是个人呆的地方。于是众多讨生活的倭人就不远万里,为了日本人民的致富事业跑到了中国。
这帮倭人不请自来,而且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故文言有云:
〖倭人为寇,是为倭寇。〗
但恶劣的品行并不能否定他们的战斗力,且不说这帮人的武艺和战术水平,单说人家冒着掉进海里喂鱼的危险,跑上千里路来抢劫,就能充分说明他们的犯罪决心和毅力。
而与倭寇相比,张总督手下的大都是浙江、山东等经济发达地带的兵,他们当兵是为了混碗饭吃,就算不当兵还能种田,犯不着去拼命。
于是张经决定,调狼土兵进入浙江,抗击倭寇。
这个决定为他赢得了暂时的胜利,却永远地送了他的命。
张经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费尽心力调兵遣将的时候,赵文华已经设计好了一个圈套,准备将他致于死地。
张总督久经官场,并不是个善茬,上任一年多来,他已在当地安插了自己的亲信,而对于赵文华,他也安排了专人监视,总而言之,整个浙江已然成了他的地盘。
然而就在这样的环境下,赵文华依然找到了一个盟友,这个人的名字叫胡宗宪。
胡宗宪,字汝贞,徽州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
胡宗宪的考试成绩很一般,运气却不错,他没能选上庶吉士,分配到地方当了县官,不久后因年度考核优良,升为御史,巡视宣府、大同。
之所以说他运气好,是因为在明代朝廷,御史是个不错的行当,以骂人为主业,天不怕地不怕,想骂谁就骂谁,如果运气好,摸准了政治方向,骂对了人,没准还能官运亨通,一飞冲天。
不过胡宗宪的这份御史工作却有点特殊,因为宣府和大同是当时的军事前线,刀光剑影,呆在这的都是些粗人武夫,如果胡乱告状,没准晚上就被人趁黑给剁了。
于是胡宗宪在那里老老实实地啃了几年干粮,这段经历最终成就了他,因为正是在那个地方,这位安静的御史开始进入另一个新奇的领域——兵法。
在血肉横飞,生死悬于一线的战场,胡宗宪懂得了战争的法则,而蒙古骑兵烧杀抢掠、难民家破人亡、哭天抢地的惨象,也让他了解了战争的残酷。在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后,那个曾经喋喋不休、满口圣人之言的书呆子,已然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实用主义者。
因为在边关表现良好,胡宗宪奉调前往浙江,担任浙江巡按,似乎是为了考验他的能力,就在他离开这里之前,上天给他安排了一次毕业考试。
当时驻守大同的左卫军突然接到谕令,命令他们即刻转移驻防至阳和一带,事实证明,这是个一道要人命的谕令。
大同已经是前线了,而阳和不但更为靠前,且条件极其艰苦,当兵的过得苦,好不容易在当地安个家,转眼间又要妻离子散,自然是打死不搬。
可是命令不能不执行,于是大伙一合计,索性闹事不干了,哗变!
这下子问题严重了,情况报到大同参将那里,开会征集意见:这事怎么解决,谁去解决?
没人应声。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个超级黑锅,这不是农民起义,而是士兵哗变,全部都是抄家伙的职业打手,也不讲道理,要是跑去谈判,十有八九就把自己捐给了国家(学名是为国捐躯)。
但如果放任不管,这帮人万一成了叛军,知根知底,带着蒙古人回来抢劫,麻烦就大了,所以黑锅总得背,具体说来是总得有人去背,可是谁也不背。
这时胡宗宪站了出来,他说:我去。
参将大喜,问:你要带多少人?
胡宗宪答:不用,我一个人去。
在短暂的目瞪口呆,鸦雀无声之后,大家集体起立,走到营帐外,热情地为勇敢的胡御史送别,感谢他牺牲小我,成全大家的背锅精神。
胡宗宪不是白痴,也没有背黑锅的嗜好,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只是因为他有十足的把握。
他一个人骑着马跑到了哗变士兵的营地,对那些手持兵器、情绪激动的人们说了几句话,奇迹就发生了,士兵们停止了吵闹,安静地回到了自己的营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