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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6部分（第1页）

算机上贴了一张招贴，控诉计算机领取高薪和津贴，损害了美国工人的利益。这同内德最光益的行动一样可笑，但是反对技术统治的论点并不完全是荒谬的。有理智的男男女女己经厌烦收到经由自动穿孔机分发的信件，乘坐按钮自动电梯，排队等候购物付款，阅读按杀戮人数多少计算的战争报道，在电话中听到的录了音的话，而在竞选运动中又被当作民意测脸的百分数字。尼古拉斯·冯·霍夫曼曾经指出，示威的学生是对“用电子计算机来录取、测验和刷掉”学生的作法造反。由某航天公司一位前经理人员主持的一所拥有六千客户的洛杉矶婚姻介绍所，“男女库存有限公司”，听来未免令人寒心。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关于计算机的可怕的故事，有些是很精彩的。奥尔巴尼一所医院竞给一个妇女寄去了一份“割礼”手术费的帐单。1966年，波士顿市长约翰·科林斯一直处于可以重新当选的有利地位，但是在初选的前三天，市政府的计算机忽然自己行动，算好并按址投寄出三万份下水道税款催欠帐单。这位市长于是落了选。

埃里奇·弗罗姆警告说：“一个幽灵在我们之间徘徊……。这是一个新的幽灵：一个全部机械化的社会……由计算机控制着；在这个社会进程中，人类自己被转变成为整个机器的一个部件。”到了六十年代后期，千百万美国人的皮夹子里得装着不下二十个复杂号码，有些是证明他们的各种身份的，有些是日常工作所必需的，它们简直要把人分成杂乱的小件——邮区代号、居住区代号、血型号、驾驶执照号、汽车牌照号、社会保险登记号、入伍编号、赊购帐户和支票户头号，以及读书会会员证、人寿保险单、护照、出生证和结婚证、抵押契据、退伍军人管理局所发的权利证明书等的号码。《企业畜牲》一书的作者建议玩一种“计算机卡轮盘赌”。其方法是用胶带把卡片上的孔眼封住，另外用刀片开一些新孔，然后把后码暴露到电磁体上。当加利福尼亚一个看门人收到五千美元的支票作为他两个星期的工资时，大家都欢呼祝贺，除了气体弹性研究人员、惯性系统工程师、超导性研究专家和数字线路设计专家——总之，这个伟大的时代正是属于他们的。

美国最早的商用电子计算机的制造者约翰·莫奇利曾经预言，“只有四五家巨型企业能够有效地利用这种机器。”他低估了他自己的这些奇妙东西。1955年关国有一千台计算机。美国政府的工程师在1960年曾经认为五年之内，使用的计算机可能达到一万五千台。五年之后，实际使用的是二万五千台。到1967年共有四万台——单是联邦政府就拥有大约二千台。

这一切使美国的人文主义者很是不安。这些人在政治方面属于自由派，而对社会问题的态度却越来越守旧。在四十年代的后期，《1984年》一书使他们感到惊恐。在艾森豪威尔时代，一种假斯文的落后状况，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们的标志，因为使他们特别不安的是随着技术进展的浪潮而来的见物不见人的文化。在他们看来，全国的人都正逐渐受到操纵消费者爱好的人的奴役。新出的电子计算机提供的数字也包括分析操纵群众的结果如何增加了消费者负债的资料。消费者负债从1956年到1967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三十三，达到九百九十一亿美元。单是汽车欠款一项就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一十七，达到三百一十二亿美元。看来威尔·罗杰斯的话果然不错；全国正乘坐着汽车走向贫民收容所。

汽车的情况本来就够糟的了——一些善于思考的美国人已开始认识到底特律对于环境起着什么作用——但是对于普遍富有日益被当作人类祸害，知识分子的担忧，远远超过这一点。全国贩卖机器的贪婪似乎是永远无法满足的。自从艾森豪威尔时代以来，可以自由使用的个人收人几乎翻了一番，但是那种在三十年代极为强烈的信心，说什么人只要有钱就会慎重使用的信心，已经全部粉碎了。此外，埃得蒙·威尔逊曾以轻蔑的口气写到过“不能滋补的食品，不能灭菌的杀菌剂，”写到“对皮肤有毒的化妆品，腐蚀汽车的润滑油，”还有“毒死树木的杀虫剂”。而在繁荣的六十年代，正是这份货色在畅销。至少在大萧条时期，你可以不至于被迫在自己的起居室里看到这些东西。电视商业广告现在以无比庸俗的方式——再加上令人作呕的彩色——大肆推销这些东西，使人简直不知道全国将拿这一切废物怎么办。1969年美国棒球联赛决赛之际，一份富有灵感的莫比尔石油公司广告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顾客每购买三美元的汽汕，就赠送一只能装“二十二磅，四立方英尺”废物的塑料袋。广告节目里说，“你一定会高兴把它扔掉的。”确实如此。

电视中的体育节目本身就是一件令人不满的事。它把原来——即使单单是为了自己的健康——应当在户外活动的千百万人变成了整天喝啤洒、肚子胀气的观众，瞧着年轻的运动员在花哨的运动场上兴高采烈地蹦蹦跳跳。这种运动场中最华丽的要算休斯顿造价三千二百万美元、有空气调节的透明圆顶体育馆，它设有四万六千只软席座位、可容三万辆汽水的停车场，并且有钢架圆顶，因而不需要发给因雨延期的票根。这个超级体育馆的设计师们一心要在有雾、下雨和黑暗中都能使用，竟然忽视了一种可能的情况：阳光可能照耀。遇有大太阳的时候，他们愕然发现棒球外野手在耀眼的圆顶馆之内接不到飞球。最初棒球比赛只在阴天举行，而即使这样，外野手仍然必须带上击球头盔。后来顶上涂上了灰漆——于是不论天气好坏，一切比赛都得使用灯光。

对于新的繁荣抱怀疑态度的人说来，透明圆顶体育馆是庸俗和过分消费的神殿。它那五十三套包厢座，租期五年，每个球赛季节租金自一万五千美元至三万四千美元不等。对在下面场内看球赛看得厌烦的人，还开设了非公开的俱乐部，内有酒吧间和电视，室内装饰图案全是“塔希提岛的假日”或“法国式游猎”一类的主题。根据透明圆顶体育馆工作人员不同的任务，共设计了五十多种制服（地勤人员着航天服）；每一个工作人员都送去学习过三个星期，学习如何突出表现透明体育馆特有的景象。这座体育馆内最惊人的奇观是本馆棒球队的一次本垒打。球迷们永远忘不掉，一些参观的投球手一直恢复不了平静。当时电子计分牌发疯似地乱闪。又是火箭放射，又是炸弹爆发。角上插着美国国旗和得克萨斯州州旗的电牛彼此猛冲。电动牛仔们对它们发射电子枪弹。乐队以猛烈的声响穿插演奏着《得克萨斯州的眼睛》。

“如果拿不定主意，”那年有一条广告口号说，“那就买经过考验的产品吧。”但是怀疑派根本不犹疑。只要是大量倾销的商品，他们都不购买。对他们来说，市场是罪恶之地。他们年轻时代所学的经济课程完全不适用了。“群众的中心向题已经转变了，”埃里克·戈德曼写道，向题“不再是衣、食、住，而是在令人感到不安的富裕中如何生活。”戈德曼描述了“全人口中相当大一部分人不再肯按受的一种分配不当现象。”这一部分人的声音很响亮。任何一家书店里都有他们反对分配不当现象的论战著作。这些著作的共同主题是，大众文化必然导致警察－监狱国家。

某些有洞察力的作者指出，知识分子的论点并非总是合乎逻辑的。小威廉·怀特评论说，这是“一种倒退的观点”，它认识不到市侩作风的增长是“使更多的人享受到我们文明的好处的后果”。卡罗琳·伯德提到，“一般具有同情心的人，有时却看不到六十年代的充分就业怎样促成了他们现在所感受到的道德、能力、礼貌、精力、纪律等方面的衰退。”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提醒自由派的人文主义者，他们不能对技术方面的种种进展进行挑挑拣拣。如果他们想要其中的一些，他们就得容忍其他的一切。他们也不能只接受应用科学的奇迹般的产品，而又否定使之成为可能的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特殊关系：“每一个生来自由的人都可以厌恶这种妥协凑合。但是他抨击的应当是事情的根源。他不能期望由无固定价格和无能操纵市场需求的公司去生产喷气式飞机，核动力厂和象今天这样大量生产的现代汽车。他只能要求停止生产这一切。”加尔布雷斯仍然是更高生活水平的有说服力的提倡者，但是他告诉评论界的同行，在他们全盘否定这种数字社会之前，自己应当想到这样的社会给了他们许多他们现在认为理所当然享受着的东西，例如，“电话如没有自动接线装置，按目前通话的数量，大约会需要全国整个的妇女劳动大军才能处理得了。”

上面是1967年说的。加尔布雷思没有料想到在四年之后，他认为所有接线员都是妇女的假设，会成为引起争端的话。昨天的明明白白的道理成了今天的邪说。这恐怕就是科学技术对美国影响中最突出的事实。这种变化是痉挛性的和势不可挡的。六十年代美国生活震荡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专业技能很快就过时，使得年轻人的职业选择计划非常困难，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例如，在1967年，化学工业计算出他们的营业额有一半来自十年之前还根本不存在的产品。这新产品之一是避孕丸，它对美国妇女前途的戏剧性变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白人妇女的平均寿命正接近八十岁（白人男子是七十五岁）。科学和技术不断改变着未来的模式。1968年赫尔曼·卡恩和赫德森研究所发表了关于到2000年时美国生活将是怎样的一份一千页的研究报告。他们预测到那时，美国平均每人的年收入将是七千五百美元。研究所报道，七小时的工作日和每周工作四天将是典型的；同样的，每年将普遍有十三个星期的休假。到那时男男女女均以享乐而不是以成就作为人生的目标，看来生存的理由，甚至生存本身都将以现在无法想象的方式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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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展望未来并不需要理解技术革命已经对美国产生的作用。稍稍回顾一下过去就使人感到惊心动魄。在三十年代初期（现在头发灰白、开始秃顶的摇曳音乐一代当时才刚刚十几岁），美国没有按触到技术进步的最大的人群是农业集团——人数超过三千万。那时他们甚至缺乏水土保持的最起码的知识，这也正是当时产生破坏性尘暴的原因之一。由于农村没有电气化，农民阅读必须用油灯。由于没有电力，典型的农场主的妻子每年要从水井或水泉住家里提回二十八吨水。她的黄油搅制器是用手转动的。她洗衣服用的是白铁皮水盆。用木桶装盐卤腌肉。她丈夫的工作更加是累断了腰。早起挤完了牛奶之后，他得用两小时照料马匹，然后才能开始从事他计划当天要做的事。马和骡是动力的主要来源——当时全国一共有二千多万匹——他到市镇上去是驾车走土路去的。后来，当时的农民生活受到对实际情况毫无所知的人所缅怀。关于农场饭食曾写过一些传布很广的胡说，而实际上，正如克莱德·布里翁·戴维斯在《轻率的时代》一书里指出的，“烹调大部分都是油煎——甚至不能油炸。传统的美国农场主……由于消化不良而气胀，全都是细脖子、平胸脯、大肚子。”

如果一代之后，农场主的儿子仍然留在农场上，他的世界就完全不一样了。民间资源保护队种植的树木保持了土壤；带状播种和循等高线开沟使得产量提高，作物茁壮。一百五十亿美元价值的农业机械终止了挥汗的苦役的统治，原来留作种植动物饲料的六千五百万英亩土地现在也己改种农产品。杂交玉米的发展，在没有增加耕地面积的情况下，使全国玉米的产量增加了百分之二十。由于三十年代棉桃象鼻虫的威胁，南部的农民被迫放弃棉花而学会了种植其它作物——这使他们的收入增加了两倍。从富饶的新农村，新的农场主开着汽车走碎石路去市场，他的妻子的厨房用具闪闪发光，宽敞的冷藏库代替了盐卤木桶；家里伙食也比较适宜。下午她也有时间进城。她能按时去理发店理发，她同城市姐妹们一样穿用的是合成纤维，而不是她妈妈穿的原纱染色的方格花布衣服和棉纱长袜。

城市里的劳苦工作也改变了。无产阶级正在消失。诺伯特·威纳在《控制论：动物与机器的控制与交流》（1948）一书中说道，“不论多么低的工资也竞争不过蒸汽挖掘机和电铲。”早在二十世纪前半世纪里，自动化已经使壮工人数从一千一百万减少到六百万人。其后的十三年里，全国的劳动大军增加了一千万人——达到七千零六十万人——但是壮工的人数继续减少。蓝领劳动者成了日益缩减的少数。在艾森豪威尔年代里，汽车工业的生产工人减少了十七万二千人，而每年却反而多生产五十万辆汽车。一度强大的工会的权势削弱了；机器是不会罢工的。工会领导人变得保守，不相信进步，有时甚至成了自己的宿敌——公司——的同盟者。同时，对男人膂力需要的减少，为现在加入劳动大军的妇女开辟了广大的领域，并且随着工作目的改变，这种趋势更扩大了。工人不是去制造产品，却是去参加不断扩大的服务、娱乐和消遣行业。在这个“新的大众消费的社会里，”乔治·莫里写道，“人以材料为对象并用以制造新东西的旧公式，改变成了人以人为对象并促使之行动的公式。”

有一个男性堡垒没有发生变化，那就是经理的套间办公室。赫德森研究所没有提出经理人员可以盼望到2000年时工作会轻些，闲暇会多些。他们是闲不了的；太多的问题须依仗他们。这同罗斯福年代的情况恰好相反。1941年，詹姆斯·伯纳姆的一本被广为评介的书，《经营管理的革命》中，就已经预见到经理人员的卓越作用，但是关于经济大危机的民间传说一般是蔑视老板的，关于经济大危机的小说和戏剧也都把他们描绘成恶棍和蠢才。（电影观众可能还记得扮演这类角色非常成功的性格演员。那就是爱德华·阿诺德。）但是到了六十年代，他们可是趾高气扬。当然，他们同过去那种海盗式企业主很少有什么相同之处。“大亨”《幸福》杂志说，“已经死亡了。”《时代》杂志把新的工商业家描绘成“专业化的经理、有工程师训练基础的技术专家，”他们“负责的企业机构十分庞大，一般的老板们”——股票持有者——“通常只能够行使理论上的控制权。”具有典型意义的是，他们的管理不是由个人和依靠命令来进行，而是由委员会进行的，这种委员会有不同的名称，如：行政小组，特别工作组、突击队，以及，按时髦的平等主义精神，叫作“工作组”等，由它们来集中情报资料和专门知识。在《新的工业国》中，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把这些分担权力的人叫作专家体制。

专家体制中的技术专家虽然都很聪明、受过很高的教育、目标明确，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一个他们非常重视的方面，即公共关系方面，他们却吃到了苦头。这个问题是制度上的，难于医治的。美国工商企业在其其实性质的问题上向来是自欺欺人的。随着担任的职务公开表示信奉赫伯特·斯宾塞的学说【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年），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在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