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任助教教哲学的时候,里根州长的校董会按照校董会禁止共产党员担任教职员的决议,于1970年4月议决将她解雇。但因加利福尼亚州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都认为不能仅以共产党员为理由解雇教授,不容在州立大学教学,校董会于是把辞退她的理由改为不能胜任。学生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职员大多数都站在安吉拉一边。她的教授同事们做出决议,对她的解职表示了“我们的震惊,我们的沮丧,我们的愤慨”。他们决定抗拒校董会,仍把她留在教职员中,这一问题一直尚未解决,而另一个新问题的出现却使她的问题完全改变性质了。
作为一个参加战斗的黑人,安吉拉也曾参加要求释放“索尔达德兄弟”的鼓动活动——这三个黑人囚犯实际彼此并没有任何亲属关系,他们被控于1月16日在索尔达德监狱杀害了一个白人看守。三人中最有趣的是27岁的乔治·杰克逊,他因1961年一件加油站的抢劫案而正在服五年至无期的徒刑。作为《索尔达德兄弟》(杰克逊的狱中书信集)一书的作者,这年秋天他将成为全国最有名的囚犯。书中最动人的信件的一部分是写给安吉拉的,她是这年5月在萨利纳斯法庭上一次审讯中首次见到他的。在她自己给杰克逊的信中以及在一本日记中,她表明她“不由自主地”爱上了杰克逊。她自称她是杰克逊的“终身的妻子”,并说将把自己一生献给营救他的事业。她还说,她将不惜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办法。这段话后来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趣。
8月的第一个星期里,人们常看到安吉拉同乔纳森·杰克逊——乔治的17岁的弟弟——在一起。属于她所有的三支枪到了乔纳森手中,另外还有她于8月5日买下的一支12号锯短的猎枪。那一天是星期三。星期四她同乔纳森开着他前一天租来的一辆嫩黄色的小型密闭式福特牌有挡板的运货汽车到处活动。星期五这辆货车停在距旧金山西北13英里的圣拉斐尔法院外面的停车处。几分钟之后,身材细长、精神紧张的乔纳森,穿着一件雨衣,手提着一只小包,走进了一间审判室。
当时在证人席上的是鲁切尔·马吉,一个监禁在圣昆廷监狱的囚犯,他是在为被控刺杀一个看守的同狱囚犯詹姆斯·麦克莱恩的案子作证。另一个黑人同狱犯人,威廉·克里斯马斯,正等待传唤。马吉、麦克莱因、克里斯马斯都是体格强壮的年轻人,其中坐在辩护律师桌旁的麦克莱因是在圣昆廷谁都知道的一个善于闹事和煽动的黑豹党人。高级法院的哈罗德·哈利法官主持审判。代理地方检察官是加里·托马斯,他的妻子是法官的侄女。法院里有一个陪审团,但年轻的杰克逊是惟一的旁听者。这案件很单调乏味。
当乔纳森拉开提包上的拉链,取出安吉拉的一支左轮手枪,并从雨衣下亮出一支30毫米口径的卡宾枪时,法庭上马上变得活跃起来了。“你们瞧瞧!”他喊叫着。“我手里是自动武器。谁也不许动!”他命令没有带武器的法警解开麦克莱恩、马吉、克里斯马斯的手铐,他又分给三个解脱了手铐的犯人每人一支枪。他把猎枪给了麦克莱恩,麦克莱恩把枪带套在法官的脖子上,所以枪口离哈利的下巴只有几英寸。其他的犯人把托巴斯和三个女陪审员用钢琴弦捆绑在一起。麦克莱恩命令法官打电话给执法官办公室,指示他让同狱犯安全退出。“我现在在审判室里,”哈利对着法官席上的电话机里说,“这里有几个带枪的犯人。”麦克莱恩把电话机抢过来,对着里面大声喊叫:“你得把你们那些猪调开去,我们要离开这里,把他们全叫走!”
黑人赶着那群人质往前走,到离大厅约五十英尺的记者室前停了下来,但是门是锁着的。当他们沿着走廊走下去时,麦克莱恩叫道:“我们要索尔达德兄弟在今天12点30分之前得到释放!”在停车处他们把五个人质推进福特运货汽车。麦克莱恩斜身坐到驾驶盘前去,乔纳森把钥匙交给他,马吉接过了看守法官的任务,然后他们向约二百码外的美国第101号公路驶去。瞧着他们的是躲在别的车辆和房屋后面的数百名司法人员。忽然,一个圣昆廷看守飞快冲到有挡板的运货汽车前面,大声叫道:“停下来!”
紧接着是一片疯狂景象,车内外子弹横飞。这当中,货车后部发出了猎枪的轰鸣声。法官也就立即了结了,他的下颚和一部分面孔被炸掉了。托马斯脊骨上中了一枪,此后从腰部以下将终身瘫痪。一个陪审团员的臂膀受了伤。马吉胸部中了枪,但是仍然活着。麦克莱恩、克里斯马斯和乔纳森·杰克逊都死了。
三小时之后,安吉拉·戴维斯在旧金山航空站购买了一张飞机票,就此销声匿迹。
根据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在凶杀案之前,任何人给杀人者以支持的,同样犯杀人罪,于是对她发出了逮捕状。黑豹党领袖休伊·牛顿说,他相信法庭射击事件是安吉拉筹划的,为她感到骄傲,并且希望其他的人学习她的“英勇榜样”。一个为黑豹党人辩护的白人律师查尔斯·加里大声喊叫:“愿安吉拉·戴维斯发挥更大的力量!愿她平安长寿。”实际上安吉拉逍遥法外只两个多月。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于10月13日在曼哈顿逮捕了她,那时她同一个有钱的黑人小戴维·鲁道夫·波恩德克斯特一起登记住在一所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馆里。波因德克斯特被控藏匿逃犯,安吉拉被引渡关进了圣拉斐尔的一所监狱,距离乔治·杰克逊在圣昆廷监狱的牢房不到五英里。
差不多一年之后,于1971年一个酷热的8月,杰克逊见了他的律师斯蒂芬·米切尔·宾厄姆。宾厄姆是白人,耶鲁大学毕业,是曾经担任过康涅狄格州州长和美国参议员的海勒姆·宾厄姆的孙子。监狱里的官员后来确信,一直热心于少数民族事业的年轻的宾厄姆这一天负有私运违禁品进监狱的任务。他带着未经看守检查的两只小包:一个装得很满的牛皮纸信封和一只小型手提式录音机。在他同杰克逊进行了一小时会谈离去之后,一个看守注意到这个在押犯的非洲型的发式有点异样。当他问到此事时,这个黑人拉下假发,从中取出了一支小型自动手枪。
接着是一片恐怖和死亡的场面。按照杰克逊的命令,27个囚犯,包括正在逐渐恢复健康的鲁切尔·马吉,被释放了。然后三个白人看守和两个受优待的白人犯人被杀死,其中两人是在脑后开枪打死的,其他几个人被一把钝剃刀割断了喉咙。死尸像血染的地毯堆放在杰克逊单人牢房的一个墙角里。这时圣昆廷监狱的警报器已经在刺耳地尖叫着。杰克逊一手仍然握着手枪,他突然夺门而出,全速奔跑过一片空旷的场院约75英尺,才被瞭望塔上的射手开枪打死。
斯蒂芬·宾厄姆被控谋杀看守和受优待的罪犯——县里的检察官说:“除了利用与宾厄姆会见的机会外,杰克逊是无法弄到那把杀人的手枪的。”但是他毫未留下踪迹,就此不见了。第二年,当局说他可能已经死了;可能那些好斗的黑人在利用过他之后,就把他弄死了。司法人员对于8月21日的凶杀事件感到愤恨。黑人活动分子也义愤填膺,杰克逊在他们心目中成了一位烈士。他的遗体给穿上了黑豹党人的制服——黑皮夹克、黑贝雷帽、黑衬衫——埋葬在乔纳森的墓旁。朱利安·邦德谈到他被“暗杀”,谈到“他不断进攻一个在精神或肉体上都无法战胜他的那一邪恶制度使他终于遭到了这个意料之中的结果”。加利福尼亚州议会众议员威利·布朗说:“一般人都认为这是对他执行死刑,认为说杰克逊头发里藏着枪是荒谬可笑的。”安吉拉·戴维斯则在文章中说到“失去了不可弥补的爱情”。
1972年暮春对安吉拉的审判是国际上一项大事。她那优美的侧面形态、高颧骨和非洲式发型——她在逃亡时曾经剪掉头发,但是后来又已长出来——曾出现在世界各处的招贴画上。战斗性的标语把她叫做“政治犯”,要求“释放安吉拉”!检察当局声称,该案与政治和种族问题全然无关,纯属刑事案件,并拿出了201件物证和95个证人的证词。有三个人证明她在那次企图逃跑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曾伴同乔纳森到过法院对过的加油站,还有其他一些人证明前三天每天都有人看到她同他在一起。
被告辩护律师提出12个证人的证词(安吉拉自己决定不作证),并且嘲笑那种认为“一位出色的大学教授”会卷入这种轻率的阴谋的想法。她的律师们说,她与乔纳森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像某些人说的那么经常。他们不否认安吉拉是把猎枪交给了他,但他只能用这枪来保卫索尔达德兄弟辩护委员会的总部。其他的枪安吉拉都放在她家里的枪架上,是备格瓦拉-卢蒙巴俱乐部的成员练习打靶用的。乔纳森在法院惨案发生之前六天曾到她家看她,可能是那时他把枪偷走了。
被告方面作总结发言的律师说,现在要定她的罪的仅有的证据只是“安吉拉同乔纳森·杰克逊关系密切,使用的是她的枪支,她曾表示要求释放索尔达德兄弟,她曾表示过自己对乔治·杰克逊的爱情,以及她于8月7日没有让当局找到她”。这位律师断言,在座的陪审员,如果他是黑人,如果他发现自己所有的四支枪曾被用于法院的企图逃跑事件,那他们也是会逃亡的。“我对你们说,如果你们通过一个黑人的眼睛来看这形势,你们就不会奇怪她为什么逃掉了。你们只会奇怪她为什么会让自己被人抓住。”
陪审团经过了13个小时的审议之后,裁决她无罪。安吉拉对陪审团背过脸去,她离开审判室,到外面去向她的崇拜者讲话。一个记者问她是否认为她受到了公平的审判。她说没有。“宣判无罪本身,”她说,“就说明不曾有公平审判,因为如真公平就根本不应当有什么审判。”在她出发进行胜利的全国旅行的时候,她告诉她的拥护者,“从今以后,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解放我国和全世界的每一个政治犯和每一个受压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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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达德屠杀案引起了一连串连锁反应,最后以安吉拉的大出风头而告终,在此四个星期之后,芝加哥的另一件异乎寻常的审判也宣告结束了。这次审判开庭时有八个被告:他们是易皮士杰里·鲁宾和阿比·霍夫曼;把反战运动示威者带到芝加哥来的全国运动委员会的三位领导人:伦尼·戴维斯、戴维·德林杰和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托姆·海登;黑豹党人博比·西尔;还有李·韦纳和约翰·弗罗因斯。在他们被捕之前,这些被告有些人彼此并不认识,并且事实上控诉他们的主要罪状不是搞阴谋,而是指控他们各自进入伊利诺伊州来煽动暴乱——“怀着某种思想跨过了州界。”首席辩护律师维廉·孔斯特勒说。他们的另一位律师伦纳德·魏因格拉斯把法院援用的法令——作为1968年公民权利法案的附加条款而通过的——叫做“政府可以对没有明显犯法行为的人进行处分的惟一的联邦法律”。他们是第一批以这条法律为据遭到控告的被告,虽然这个事实和其他许多事实在诉讼程序越来越胡闹的情况中早被人忘掉了。
孔斯特勒由于认为朱利叶斯·霍夫曼法官向陪审团宣读控告书的口气不当而提议宣告审讯无效,这样他就在审讯的第一天为这次审讯定下了调子。这位律师说:“阁下让人听起来好像奥森·韦尔斯在朗诵《独立宣言》。”
“还从来没有人拿我同奥森·韦尔斯这位伟大的演员相比过,”法官说,“但是我拒绝接受你的提议。”
总共说来,被告律师前后提出了二十多次审讯无效的动议,而这次审讯所以如此骚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以孔斯特勒、魏因格拉斯和他们的主雇为一方,同霍夫曼法官和州律师等为另一方之间的巨大分歧引起的。美联社芝加哥分社的理查德·西科恩写道:“这次审讯,表现了两代人之间、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和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霍夫曼法官穿了一件坎肩;阿比·霍夫曼挂着博爱珠项圈,穿着麂皮衣裤,而在一次群起哄笑的审讯中,他和鲁宾两人又都穿上了法官的长袍出庭。鲁宾和霍夫曼都留着胡须。被告们和他们的几位律师都留着长发,对此,头发理得十分整洁的两位检察官托马斯·福伦和理查德·舒尔茨还特别挖苦地提到了这一点。
在艾伦·金斯伯格为被告方面作证时,有一次他表演了他于1968年如何用长达十秒钟的一声“啊——喔姆!”使反战的芝加哥示威者静下来的情况。孔斯特勒抗议法官不应发笑,法官阁下又对此否认。他说:“我只是不懂他叫的是什么语言。”金斯伯格解释说:“这是梵语。”法官说:“这是一种我不懂的语言。”记录说明法庭方面不懂的事很多,但是霍夫曼对于在他的法庭内应当遵守礼仪可是一点不含糊的。自从他于74年前在芝加哥一个卑贱的居民区出生以来,他已习惯于要到他面前来的人尊敬他,但现在这芝加哥八被告和他们的辩护律师都没有给予他这种尊敬。在一次开庭前的预审中就出现了最初征兆,预告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孔斯特勒和魏因格拉斯要求询问陪审团候选人对抗议示威、美国贫民窟和越南战争的看法如何。霍夫曼法官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他说他们甚至也不能询问未来的陪审团员对嬉皮士和易皮士有什么看法。被告方面紧接着的另一个要求是,推迟审讯,等到西尔的律师查尔斯·加里手术后康复再举行。这项要求霍夫曼也拒绝了,他接着拒绝西尔要求自己对法庭讲话的权利,但告诉西尔,他将允许孔斯特勒代表他讲话,这样一来,法庭上的一片混乱就开始了。
西尔说:“我只能认为这位法官是一个铁杆种族主义者。”矮个子的法官跳了起来。“你听到他说的话吗?”他难以置信地问一个办事员。这个黑豹党领导人当时和以后一而再地受到警告,扰乱审讯的行为将“在未来某一时候要予以适当的处理”。西尔回嘴说:“你能对我使出三百年来你们没有对黑人使用过的什么新招儿呢?”审讯进行到第八周时,法官对西尔的许多带火气的话进行反击:“注意,年轻人,你如果继续如此——”西尔回答:“注意,老头子,你如果一再剥夺我的宪法权利,你就将被暴露在全世界面前——”霍夫曼说:“西尔先生,你是愿意住口呢,还是要我叫法警——”西尔说:“我要对此事进行争辩,好让你对事实有所了解。”
法官忍无可忍,他对法警说:“把这被告带到那边屋里去,按规矩教训他一番。”暂停片刻,重新开庭时,这位黑豹党人嘴被塞住,手铐连在一把金属折叠椅上被抬了进来。这样也没有能够使他不说话。他用脚镣撞击椅子,用听不太清的声音喊道:“这表示我抗议。”他被移到一只木椅子上,嘴被塞得更紧了。在再次开庭时,他不知怎么吐出了嘴里的东西,对法官大声骂道:“你这法西斯狗,你这臭婊子养的!”阿比·霍夫曼和鲁宾跳起来喊叫着,孔斯特勒向法官问道:“阁下,我们什么时候才停止这种中世纪的酷刑呢?这是对法律的一件肮脏的耻辱……此时此刻,我作为一个美国律师感到极端羞愧。”霍夫曼法官一再说他认为孔斯特勒和魏因格拉斯的雇主的错误举动都是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