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园

第161部分（第1页）

更多的诗作，抒发了诗人在自身生活遭遇中的感受。他这样一个思想敏锐、感情和个性强烈的人物，与周围郁闷的环境不可避免要发生冲突；在这种冲突中，他又始终保持着桀骜不驯的姿态。他曾这样吟咏：

贵人一夕下飞语，绝似风伯骄无垠。平生进退两颠簸，诘屈内讼知缘因：侧身天地本孤绝，矧乃气悍心肝淳！欹斜谑浪震四坐，即此难免群公瞋。（《十月廿夜大风不寐起而抒怀》）

“骄无垠”的“贵人”和瞋目而视的“群公”构成巨大的压迫，令诗人感受到在天地间的“孤绝”。这首诗虽是就某一具体事件而发，但在诗人的生活中却有普遍性的意义。因此，在龚自珍诗中，常常会看到浩荡涌发的悲哀：“情多处处有悲欢，何必沧桑始浩叹”（《杂诗》），“百脏发酸泪，夜涌如原泉”（《戒诗五章》），如此等等。但这绝不是弱者的哀号，而是壮士在孤独的抗争中的自伤，在这种自伤中，诗人的精神仍然保持着强大的扩张力。他的诗以奇特瑰丽著称，就是这种精神力量的艺术表现。

黄金华发两飘萧，六九童心尚未消。叱起海红帘底月，四厢花影怒于潮。（《梦中作四截句》之二）

“六九”为阴阳卦象，以指造化循环的劫数。在这里，诗人以自由的梦想幻造出气势磅礴的瑰丽意境。此外，如“西池酒罢龙惨语，东海潮来月怒明”（《梦得“东海潮来月怒明”之句醒足成一诗》），“秋心如海复如潮，但有秋魂不可招”（《秋心三首》），“不容明月沉天去，却有江涛动地来”（《三别好诗》），“今日帘旌秋缥渺，长天飞去一征鸿”（《己亥杂诗》）等等，无不具有想象突兀、辞句奇丽、意象飞动的特点。

甚至，诗人写落花，会是“如钱唐潮夜澎湃，如昆阳战晨披靡，如八万四千天女洗脸罢，齐向此地倾胭脂”（《西郊落花歌》）。在这一类诗中，可以感受到激烈的情绪律动，和诗人的灵魂在重重压抑中飞腾起舞的姿态。

有时候，龚自珍也不能不感受到生活的空茫，想要摆脱种种矛盾的纠葛，尤其是心理上的重压。《寒月吟》之一述欲与妻何氏共隐杭州、幽居以老之意，开头“夜起数山川，浩浩共月色，不知何山青，不知何山白”数句，写出一种凄冷景象和幽忧之情。但他的诗总体上还是表现着奋发进取、冲决奔放的力量。

情诗在龚自珍的集子中也占有一定比例。这固然是其“不检细行”的生活印痕，亦是他在沉闷的人间寻求性情之真、寻求美丽的人生梦想的记录。下面是《己亥杂诗》中的一篇：

能令公愠公复喜，扬州女儿名小云。初弦相见上弦别，不曾题满杏黄裙。

语言很轻快，却是一往情深，写出狂士的洒落之态。而有的诗，则以瑰丽悱恻之笔，描绘若仙若幻的异性风采，如《能令公少年行》中的一节：

美人十五如花秾，湖波发镜能照容，山痕宛宛能助长眉丰。一索钿盒知心同，再索班管知才工，珠明玉暖春朦胧，吴歈楚词兼国风，深吟浅吟态不同，千篇背尽灯玲珑。

这是幻想中的俊侣。《己亥杂诗》中一篇言及秦皇汉武，有所谓“设想英雄垂暮日，温柔不住住何乡？”情成了人生的最后寄托，这和《红楼梦》所写人生感受，有着相同之处。

龚自珍论诗，尝言：“人以诗名，诗尤以人名。……诗与人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书汤海秋诗集后》）又称：

“我论文章恕中晚，略工感慨是名家。”（《歌筵有乞书扇者》）

诗的个性和激情是他最为重视的，其余均可不论。他的诗也正是他一生的写照，具有独创和新异的面目。形式上包括古体近体、长篇短章，《己亥杂诗》用三百十五首七言绝句组成，述其辞官南归时经历和平生感慨万端之意，尤为特别；语言风格则有时平易有时深奥，多议论而热情洋溢。他曾说：“欲为平易近人诗，下笔清深不自持。”（《杂诗》）欲平易而不得，是因为他的独特的感受、深邃的思想、复杂而活跃的情绪，需要有异常的意象和语言结构来表现。他的诗，给人以奇丽非凡、纵横浩博的感觉，非汉魏亦非唐宋之貌，完全是龚自珍独有的风格。有些诗写得奥涩，有些诗情绪幽暗，或许与可以指为缺点，但他的天才创造是值得钦服的。当然，这里也有时代的因素，其诗歌的张力，根本上来自不断高扬的个性精神对于封建压抑的激烈冲击。

龚自珍也擅于同，于哀婉绮丽中多嵌崎不平之气。如下面这首《湘月》写作者离开家乡杭州十年中遭受挫折的感怨：

天风吹我，堕湖山一角，果然清丽。曾是东华生小客，回首苍茫无际。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

乡亲苏小，定应笑我非计。才见一抹斜阳，半堤香草，顿惹清愁起。罗袜音尘何处觅？渺渺予怀孤寄。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消魂味。两般春梦，橹声荡入云水。

龚自珍的各方面的创作，既有狂傲的个性、自由的精神，又有深刻的思想和对国家与民族前途的热情，这对于随后的社会发生剧烈动荡时期的文人，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梁启超说：“自珍性詄宕，不检细行，颇似法之卢骚；喜为要眇之思，其文辞犿诡连俶，当时之人弗善也。……虽然，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清代学术概论》）这里指出了龚自珍的思想学说及人格精神对于清末有志于改革的“新学家”的启蒙作用，也实际证明了自元明以来到龚自珍再到清末民初的思想文化的推进，具有内在的连续性。至于梁氏讥龚为“浅薄”，未免有以“新学”自负的味道。但这又说明了另外一点，即由于清末引进了先进的西方文明，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一种跳跃式的前进。

………………………………………………

第五章　《儒林外史》、《红楼梦》及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