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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民歌俗曲中有不少是写女子思嫁的，反映了旧时女性对美好的婚姻生活的盼望，收入《时尚南北雅调万花小曲》（刊于乾隆九年，为现知最早的清代俗曲集）中一组《两头忙·闺女思嫁》写得最为活泼细致。它共用二十五支小曲组成，从思嫁、提亲到成婚，以大胆显豁的语言刻画了女子的心理。第一支曲（引曲除外）传唱甚广：

艳阳天，又（表示前句重复），桃花似锦柳如烟。见画梁双双燕，女孩儿泪涟，又。奴家十八正青年，恨爹娘不与奴成姻眷。

男女相思是民歌永远唱不完的题目，而人们也永远有新鲜的语言和新鲜的想象来歌唱它。《霓裳续谱》的《寄生草》曲子中，就有很多佳作，如下一首：

人儿人儿今何在？花儿花儿为谁开？雁儿雁儿因何不把书来带？心儿心儿从今又把相思害，泪儿泪儿滚将下来。天吓天吓，无限的凄凉，教奴怎么耐？

这是很浅近的歌曲，但情调却很动人。

民歌的抒情表现通常是大胆而直露的，但有时也写得蕴藉而微妙。下面是《白雪遗音》的《剪靛花》曲子中的一首：

姐儿房中自徘徊，一对蝴蝶儿，过粉墙飞将过来。哎哟！姐儿一见，心中欢喜，用手拿着绔扇将他扑。绕花阶，穿花径，扑下去，飞起来。眼望着蝴蝶儿飞去了，只是个发呆——我可是为甚么发呆？

这首歌描摹了一个很简单的生活小景，语言也很拙朴，但写到最后一句，才隐约点出诗歌的真意。诗中扑蝶女孩忽然呆立、某种情思无意间袭上心头的场面，给人以深长的回味。

清代有些文人也曾做过类似于冯梦龙辑录《挂枝儿》、《山歌》的工作，如李调元辑有《粤风》，招子庸辑有《粤讴》，黄遵宪辑有《山歌》，都是广东一带的民谣，但数量比《挂枝儿》、《山歌》少得多。这些民歌经过文人之手，难免会有所润饰，所以有些歌谣看似朴素，却又显得清新简练，以《山歌》一首为例：

一家女儿做新娘，十家女儿看镜光。街头铜鼓声声打，打着中心只说郎。

和明代的情况一样，清代民歌俗曲也主要是酒楼妓院中所唱，难免有些不太健康的成分。

在与整个时代的文学的关系上，清代民歌所起的作用不像明代民歌那么重要。清代文学总体上偏于雅化，文人虽然偶尔写些小曲，但只是游戏之笔，并不看得很认真。直到清末的黄遵宪才对此真正有些重视，但那已经是很迟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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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清代后期的诗词文

自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的七十年间，中国社会处于剧烈动荡、迅疾变化的过程中。以诗文为主的传统文学形式，由于自身历史的束缚，已难以应付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对一部分诗人来说，它也难以充分表现激烈的情感活动。所以到了清末，与“小说界革命”的口号一起，出现了“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的口号。但这种“革命”仍是不成熟的探索。在新文学形式出现以前，作者们仍然只能在旧的形式中朝不同方向寻求变化，以顺应现实的需要。所以，作为古代文学最后一个阶段的诗文创作，面貌显得纷繁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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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清代后期的诗

一、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前夕

鸦片战争作为中国第一次反抗西方侵略失败的耻辱纪录，既暴露了清政权的腐败无能，也宣告了中国所面临的深重危机，它在人们心中引起了极大震动。这一时期留下了众多揭露时弊和抒发忧国之情的诗篇，作为时代的纪录，有其特殊意义。

以虎门禁烟而名垂史册的林则徐（1785—1850），并不以诗著称，但由于地位与经历的关系，他的诗作对了解鸦片战争前后的形势有重要的价值。他谪戍伊犁时所作《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出嘉峪关感赋》等，表达了忧念时事、以身许国的热情。前一首中“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是他常吟诵的句子，从中可以感受到一个正直的政治家的心迹。

反映鸦片战争史实的诗篇，著名的有贝青乔的《咄咄吟》，由一百二十首绝句组成。作为作者投效扬威将军奕经军中所见所闻的纪录，这些诗在揭露清朝军队的腐败与落后、反映士兵的生活与心理方面，具有较强的真实性。另外，张维屏的《三元里》纪述了广州三元里乡民围困英国侵略军的经过；朱琦的《关将军挽歌》歌颂爱国将领关天培，都广为人知。同类诗歌还有很多，不一一提及。这一类诗作往往有思路简单、叙事浅直的弱点，所涉及的问题也多停留在表面。但它们不仅反映了那一段特殊历史的面貌和人们悲愤的心情，也进一步推进了自龚自珍以来以诗歌纵横议论时政的风气。

诗歌的形式，也变得比较自由，不太拘泥于格律，语言大都平易直达。在诗风的转变上，这一类诗也是有影响的。

鸦片战争前后，魏源和姚燮是较有影响的作家。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和龚自珍是好友。他是一位有见识的学者和思想家，曾受林则徐嘱托编纂叙述各国历史地理的《海国图志》，为中国放开眼界看世界的先驱者之一。书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代表了那个时代进步的士大夫中一种比较普遍的思想。有《古微堂集》等。

魏源的不少诗篇，如《江南吟十章》、《寰海十章》及《后十章》、《秋兴十章》等，都是议论时事、抒写感愤的政治诗。所表达的见解，主要是在坚持中国固有传统的前提下反对闭关自守、主张学习西方技术，具有历史价值。

在普通的抒情诗篇中，魏源的山水诗很有名。他喜欢写雄壮奇伟的景象，《太室行》、《钱塘观潮行》、《天台石梁雨后观瀑歌》、《湘江舟行》等均有此种特点，可以看出作者豪迈活跃的个性。另外，他的咏史诗也颇为人称赏。《金陵怀古》之一中的两联：“只今雨雪千帆北，自古云涛万马东。千载江山风月我，百年身世去来鸿。”写得气势雄浑，感慨苍凉。和龚自珍相比，魏源的诗在表现开张的个性方面与之一致，语言则较为明白流动；但他显然缺乏龚自珍在特异的语言构造中所表现出的尖锐的人生感受。

姚燮（1805—1864）字梅伯，号复庄，浙江镇海人。道光举人。有《复庄诗问》等。他写有很多关于鸦片战争时事和有关社会情况的诗篇，孙廷璋《复庄诗问序》以“烽火骤警，竟罹杜陵之愁”为喻，说明他的诗有“诗史”的特点。

《哀江南诗五叠秋兴韵八章》之二，写陈化成之战死：

飓风卷纛七星斜，白发元戎误岁华，隘岸射潮无劲弩，高天贯月有枯槎。募军可按冯唐籍，解阵空吹越石笳。最惜吴淞春水弱，晚红漂尽细林花。

这一时期关涉时政的诗篇，无论歌颂还是讥讽，通常都写得比较夸张。这固然和作者激动的情绪有关，但未免有损于诗的感动力。而姚燮此诗从年老的陈化成无力支撑颓势落笔，流露了深深的哀痛和同情，也反映着作者对时局的感受，所以能够动人。

鸦片战争结束不久，太平天国运动再一次从内部给清王朝以沉重的打击。在重重危机之下，统治集团中一批主张变革的人士推进了一场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核心口号的“洋务运动”，这是林则徐、魏源政治主张的延伸和发展。

但正因是以“中学为体”，这一派人物在文学上也是以坚守传统的面貌出现的，这就是散文中承桐城派余绪的“湘乡派”和诗歌中的“宋诗运动”，其核心人物是因镇压太平天国而获得显赫地位并成为洋务派领袖的曾国藩。

“宋诗运动”的兴起并非始于曾国藩。早一时期的程恩泽和祁寯藻已提倡在前。曾国藩的登高力呼，使推崇宋诗尤其是黄庭坚诗的风气更盛极一时。曾氏自谓“自仆宗涪公，时流颇忻向”（《题彭旭诗集后即送其南归》），施山亦称“今曾相国酷嗜黄诗，诗亦类黄，风尚一变”（《望云诗话》）。除曾氏本人外，这一派中较著名的诗人还有何绍基、郑珍、莫友芝等。他们的诗论，既重视正统道德的修养，又强调自我独立品格的表现，以此求得“不俗”的诗风。如何绍基《使黔草自序》说：“直起直落，独来独往，有感则通，见义则赴，则谓不俗。”又引黄庭坚语：“临大节而不可夺，谓之不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