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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一则当时关于宋江事迹的民间传闻已经很盛，二则龚开所录三十六人，未必与历史上实有的人物相符。又据同为宋末元初人罗烨的《醉翁谈录》记载，当时已有“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说话名目，显然是一些分别独立的水浒故事。《宣和遗事》也有一部分内容涉及水浒故事，从杨志等押解花石纲、杨志卖刀，依次述及晁盖等智劫生辰纲、宋江私放晁盖、宋江杀阎婆惜、宋江九天玄女庙受天书、三十六将共反、张叔夜招降、宋江平方腊封节度使等情节，虽然像是简要的提纲，却已有了一种系统的面目，像是《水浒传》的雏形。而元杂剧中也有相当数量的水浒戏，今存剧目就有三十三种，剧本全存的有六种，它们于水浒故事有所发展，其中李逵、宋江、燕青的形象已相当生动了。概要而言，自宋元之际始，水浒故事以说话、戏剧为主要形式，在民间愈演愈盛，它显然投合了老百姓的心理与爱好。这些故事虽然分别独立，而相互之间却有内在的联系。《水浒传》的作者，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创作出了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

但《水浒传》究竟为何人所作，却有不同的说法。此书最早见于著录，是明嘉靖时人高儒的《百川书志》，云：

“《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同时人郎瑛《七修类稿》云：“《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赏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二者的说法其实相近。稍后的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和王圻《稗史汇编》都记为罗贯中作。明万历时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则说是武林（杭州）施耐庵所作。据这些记载大致可以判断：此书当是先由罗贯中将说话、戏剧中的水浒故事综合、加工而成，故曰“编次”；后由施耐庵对这种本子加以发展、提高。对罗氏原本进行再加工的本子当不止一个，而以施耐庵的本子最好，故称为“的本”。至于胡应麟说罗贯中是施耐庵的门人（见《少室山房笔丛》），当是因为见到刻本是施氏列名在前面产生的推测。

施耐庵生平不详，仅知他是元末明初人，曾在钱塘（今浙江杭州）生活。自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江苏兴化地区陆续发现了一些有关施氏的资料，对其生平有较详细的说法，然可疑之处颇多。《水浒传》“施耐庵的本”的完成，大约比《三国演义》要迟二、三十年。

《水浒传》的版本很复杂。大致可以分为简本和繁本两个系统：简本文字简略，描写细节少；繁本描绘细致生动，文学性较强。这两个系统的先后问题，研究者有不同看法，但现在认为繁本在先的占多数，我们也持这种意见。换言之，所谓“简本”，其实是节本。在繁本系统中，现在所知的最早版本是《忠义水浒传》一百卷（当即一百回）。另有明嘉靖年间武定侯郭勋所刻行的一百回本，也是较早的刻本，但已经过修改；最明显的是第七十二回柴进在皇宫内御屏风上所见“大寇”姓名，由原来的宋江、王庆、田虎、方腊变成了宋江、辽国、方腊①，此本在国内已失传，日本有“无穷会”所藏一种明刻清印本，从其版本特点来看，当是完整保存了郭本面貌的刊本。至于现存较完整的早期百回本，有天都外臣序本（序作于万历己丑即1589年），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它是郭勋家所传，以前的研究者颇有因此而认为它是郭本的翻刻本的，其实不确，它的底本可能是郭勋家所藏的未经修改的早期本子。上述百回本在梁山大聚义后，只有平辽和平方腊故事，没有平田虎、王庆的故事。繁本中还有一种一百二十回本，是袁无涯根据杨定见所提供的本子刻行的，但增入了一般繁本系统所没有而只有简本系统才有的平田虎、王庆故事，并作了增饰。书名因此称为《忠义水浒全传》。过去多认为这种本子刻于天启、崇祯年间，其实袁小修在其《游居柿录》中已提到它，其刊刻年代当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以前。明末金圣叹将繁本的《水浒传》砍去梁山大聚义以后的部分，又把第一回改为楔子，成为七十回本，诈称是一种“古本”。因为它保存了原书最精彩的部分，文字也有所改进，遂成为最流行的版本。简本系统的《水浒传》也有许多种，现在只作为研究资料来使用，现知较早的本子有明万历年间余象斗的《水浒志传评林》。

①参见章培恒《关于〈水浒〉的郭勋本与袁无涯本》，载《复旦学报》1991年第三期；王利器《李卓吾评郭勋本〈忠义水浒传〉之发现》，载《河北师院学报》1994年第三期。

二、《水浒传》的思想倾向

《水浒传》通常被评价为一部正面反映和歌颂农民起义的小说。当然，小说中描写的梁山泊的某些基本宗旨确与历史上农民起义所提出的要求有相同的地方，但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水浒传》中的人物和故事，基本上都是出于艺术虚构，可以说，除了“宋江”这个人名和反政府武装活动的大框架外，它与历史上宋江起义的事件没有多少关系。这部小说的基础，主要是市井文艺“说话”，它在流行过程中，首先受到市民阶层趣味的制约。而小说的作者罗贯中、施耐庵，也都曾在元后期东南最繁华的城市杭州生活，他们的加工，并未改变水浒故事原有的市井性质。所以，梁山英雄的成分，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却几乎没有真正的农民；梁山英雄的个性，更多地反映着市民阶层的人生向往。这些基本特点，是首先应该注意到的。

用封建统治者的眼光来衡量，梁山上的人们当然只能算是“盗贼流寇”之流。小说要公开歌颂这样的“盗贼流寇”，并为社会所接受乃至喜爱，首先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提出一种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合乎社会传统观念的解释（哪怕这种解释不可能圆满和充分），赋予这些英雄好汉以一种为社会所普遍认可的道德品格，在这种总的前提之下，来描绘他们的反抗斗争。梁山泊一杆杏黄旗上写着的“替天行道”的口号，和梁山议事大厅的匾额所标榜的“忠义”这一准则，就是作者为梁山事业所设立的道德前提。

在通常情况下，“天”这一居于人间权力之上的最高意志，总是被解释为佑护朝廷的；“道”作为合理的政治原则与道德原则的抽象总和，也是为统治阶级所专有。但另一方面，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向来也承认：当一个时代的政治情形发生严重问题时，政权本身的行为也可能是“违天逆道”的。在这种情况下，由另一种力量出来“替天行道”，至少在表面的理论上可以说得通。而《水浒传》正是通过大量揭露北宋末政治的普遍性的黑暗现象，证明了梁山好汉“替天行道”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忠义”是梁山好汉行事的基本道德准则，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它是传统道德的范畴。尤其“忠”，首先和主要地表现为对皇帝与朝廷的忠诚，甚至梁山义军的武装反抗，攻城掠地，也被解释为“忠”的表现——“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其实，梁山上不主张“忠”的也大有人在，像黑旋风李逵便动辄大喊“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只是这一种力量始终处在以宋江为代表的主“忠”力量的抑制下，而最终把梁山大军引到了投降朝廷的道路。“忠”的道德信条既是作者无法跨越的界限，却也是这部小说在封建时代能够成立和流传的保障。

“替天行道”和“忠义”的前提，为《水浒传》蒙上一层社会所能够接受的道德正义色彩。在这种前提下，确实包含了许多与正统观念相一致的东西，不仅是对朝廷对皇帝的“忠”，诸如对清明政治的要求，以及对“奸夫淫妇”的仇恨，也莫不如此。但《水浒传》并不因此而失去它的光彩。它的前提其实是相当浮廓的、有时真有时假的，在这些前提下，同时也包含了许多与正统观念完全不一致的东西。小说不仅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而且反映了民间、尤其是市井社会生气勃勃的人生理想。

这部以北宋末年社会为历史背景的小说所揭露的社会黑暗现象，实际在封建专制时代具有普遍意义。小说中第一个正式登场的人物是高俅，这个因善踢球而得到皇帝宠信的市井无赖，居然不到半年就升到殿帅府太尉的高位，从此连同他的“衙内”倚势逞强，无恶不作。在全书正文的开端，这样写寓有“乱自上作”的意味。不仅如此，作为社会全景式的描述，在政权的上层，有高俅、蔡京、童贯、杨戬等一群祸国殃民的高官；在政权的中层，有受前者保护的梁世杰、蔡九知府、慕容知府、高廉、贺太守等一大批贪残暴虐的地方官；在此之下，又有郑屠、西门庆、蒋门神、毛太公一类胡作非为、欺压良善的地方恶霸。如此广泛的对于社会黑暗面的揭露，是随着长篇小说的诞生而第一次出现。

在“替天行道”的堂皇大旗下，作者热烈地肯定和赞美了被压迫者的反抗和复仇行为。梁山好汉们并不是出于纯粹的主持正义的目的而“替天行道”的，他们大多本身是社会“无道”的受害者。武松欲为兄伸冤，却状告无门，于是拔刃雪仇，继而在受张都监陷害后，血溅鸳鸯楼；林冲遇祸一再忍让，被遇到绝境，终于复仇山神庙，雪夜上梁山；解珍、解宝为了索回一只他们射杀的老虎，被恶霸毛太公送进死牢，而引发了顾大嫂众人劫狱反出登州……。李逵虽然不断被他的宋江“哥哥”所斥责，但作者毕竟还是让他再三发出彻底推翻朝廷的吼声。可以说，人民的反抗与复仇权力，从未像在《水浒传》中那样得到有力的伸张。

《水浒传》的全称是《忠义水浒传》，另有一个别名叫《英雄谱》（与《三国演义》合刻）。对一般读者来说，小说中的英雄气质才是最能够吸引他们的东西。日常的生活终究是平庸的，在强大的恶势力面前，受欺凌而忍让，见不平而回避，是普通人的选择。但人们的内心却不甘于此。梁山好汉却是另一种人物，是传奇式的理想化的人物。他们或勇武过人，或智谋超群，或身具异能，而胸襟豁达、光明磊落、敢作敢为，则是他们共有的特点。像鲁智深好打抱不平，“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武松宣称：“我从来只要打天下硬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见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了也不怕！”确是豪气干云，令人激奋。就是像黑旋风斗浪里白条、花和尚倒拔垂杨柳、武松景阳岗打虎一类与社会矛盾无关的情节，同样由于主人公的个性、力量、情感的奔放，而给人以生命力舒张的快感。在污秽而艰难的现实世界中，这些传奇式的英雄，给读者以很大的心理满足。

《水浒传》在标榜“忠义”的同时，肯定了金钱的力量，赞美一种以充分的物质享受为基础的自由自在的生活理想，表现出浓厚的市井意识。小说中晁盖、宋江、卢俊义、柴进这一类具有凝聚力、号召力的人物，其主要的凭借就是有钱而又能“仗义疏财”。在儒家传统的“崇义黜利”的信条中，“义”和“利”常被视为相对立的存在；而在梁山好汉那里，“义”却是要通过“财”来实现，倘无财可疏，宋江等人在集团中的聚合力也就无法存在。在“义”的背后，作者有意无意地写出了物质所具有的力量。许多好汉上梁山的动机，也和物质享乐有关。如吴用劝阮氏三兄弟入伙造反，为的是“大家图个一世快活”，而“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盘分金银”，几乎是梁山好汉的口头禅。当然，这不能仅仅理解为口腹之欲的满足，但作者无疑认识到一种自由快乐的生活首先直接表现于对物质的充分占有。

《水浒传》对梁山这一虚构的小社会的描述，也流露出比较明显的市民意识。梁山大聚义排座次后，作者热情赞颂道：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或精灵，或粗卤，或村朴，或风流，何尝相碍，果然识性同居；或笔舌，或奔驰，或偷骗，各有偏长，真是随才器使。

这种带有空想性质的社会图景，和农民的社会理想、农民起义的政治组织，有着明显的区别。这里人员成分复杂，从事的职业五花八门，甚至偷骗也可以作为谋生伎艺，社会具有开放的特点，因而充满着活力；这里没有长幼之序、尊卑之分，摆脱了农业社会的宗法意识，也摆脱了实际的农民起义组织中所不可能没有的等级制度。虽然，这个社会本身是虚构的，但在其背后，却存在商业经济中形成的平等观念，和道德意识的变化。再看小说中大量描写到的城市景象、商业活动，以及所表现出的对商人的尊重，可见作者的理想是有其现实基础的。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地方：小说中再三表现出对“大头巾”——褊狭而虚伪的儒者——的憎恶。这既与作者作为身具才华而流落江湖的文人的经历有关，同时也反映了市民社会对抑制人欲、扭曲人性的传统道德的反感。“大头巾”在明代成为假道学的通称，而像李贽等进步文人攻击这一类人物的主要原因，也仍旧是其心胸褊狭，言行不一。

三、《水浒传》的艺术成就

《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是先后相隔不久出现的我国最早的长篇小说，但两者的语言却有差异。《三国演义》由于受史料的牵制，是一种文白相杂的语言，《水浒传》虽然依托于史实，但人物情节几乎完全出于创作，用的是纯粹的白话。白话文虽在唐代变文和话本中就开始运用，但还是文白相杂、粗糙简朴；元话本中一些较好的作品在运用白话上有明显进步，但成就和影响都还有限。《水浒传》堪称是中国白话文学的一座里程碑。此前的文言小说虽然也能写得精美雅致，但终究是脱离口语的书面语言，要做到“绘声绘色、维妙维肖”八字，总是困难的。《水浒传》的作者以很高的文化修养，驾驭流利纯熟的白话，来刻画人物的性格，描述各种场景，显得极其生动活泼。特别是写人物对话时，更是闻其声如见其人，其效果是文言所不可能达到的。有了《水浒传》，白话文体在小说创作方面的优势得到了完全的确立，这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极为深远。

《水浒传》主要是在民间说话和戏剧故事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把许多原来分别独立的故事经过改造组织在一起，既有一个完整的长篇框架（特别是到梁山大聚义为此），又保存了若干仍具有独立意味的单元，可以说是一种“板块”串联的结构。从长篇小说的结构艺术来说，这固然有不成熟的地方，但从塑造人物形象来说，却也有其便利之处。一些最重要的人物，在有所交叉的情况下，各自占用连续的几回篇幅，他们的性格特征得到集中的描绘，表现得淋漓酣畅，给人以极深刻的印象。后来民间评书有专说宋江、石秀、武松等人的，也正是发挥了《水浒传》这一特点。

《水浒传》最值得称道的地方，无疑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作者以其对社会生活的广泛了解、深刻的人生体验和丰富活跃的艺术想象，加上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