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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大学、各种协会组织、一些大的企业集团，甚至还到部队机关讲过课。但是，给我影响最深的是那年到中南海给中顾委一批老前辈讲股票的事。

中顾委的全称是*中央顾问委员会，是在*同志的倡议下建立的。１９８２年９月６日，*十二大通过*章，对党的中央和地方组织体制作了重大改变，决定设立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顾问委员会。进入中顾委的条件很严格，必须具有４０年以上的党龄，任过省部级、大军区主要领导职务，对党有过较大贡献，有较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在党内外有较高声望。第一届选出了１７２名委员，*任主任，日常工作由薄一波副主任主持。*十四大后，不再设立顾问委员会。　。。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15）

那年，上海《萌芽》杂志社编辑了一套丛书，书名为《献给下一代的报告》，内容是一批老前辈的故事。上海申银证券作为赞助商之一，资助了这套书的出版，由此也结识了不少中顾委的老同志。那年，中顾委常委伍修权同志在中顾委秘书长李立安同志和副秘书长黎虹等的陪同下，到上海考察工作。我把他们请到位于南京东路９９号的申银证券公司本部，汇报了我们证券公司的情况，介绍了上海证券行业的发展现状，讲解了证券行业对社会的积极意义。几位前辈参观了我们的交易大厅和主要业务部门，对证券业产生了非常大的兴趣。伍老曾担任国家和军队高级职务，是我们这一代崇仰的老前辈。当时，伍老年岁已高，行动不便，坐着轮椅，碰巧大楼电梯发生点问题不能使用，吓得上海保卫人员连问我们怎么安排的。事先，我知道了电梯不能使用，但考虑我们办公所在的楼层不高，因此没向上海有关方面汇报此事，结果没想到伍老是坐轮椅来的。伍老宽容地连说没关系，让工作人员抬着轮椅上下各个楼层，边看边问。伍老思维敏捷不减当年，给予我们很多鼓励。一位中顾委常委到企业视察，坐在轮椅上被抬上抬下，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事。

李立安秘书长事后邀请我抽时间给中顾委的老同志们讲上一课，让他们也了解一下金融改革方面的情况。李立安秘书长1973年担任过黑龙江省省委书记，我当时在黑龙江省北大荒下乡，也可以说他是我第二故乡的老领导。我问他，给老前辈讲股票妥当吗？听说一批老同志对开办证券市场持反对态度，万一我到那里讲错话怎么办？李立安同志让我不要担心，说大部分老同志是宽容的，思想也是解放的，大胆去讲，讲错了也不要紧。

此前，我去过中南海几次，但去讲课还是第一次，何况听课的都是在我国早年政治、经济舞台上举足轻重的领导人物。

那天，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中南海，似乎不是去讲课而是去应考。我本来准备提前到中顾委会议室，到那里再做些准备工作。不料，我一进会议室，就发现一批熟悉的老前辈已经等候在那里，当中有张劲夫、吕东、安子文、刘英、杨易辰、李立安、焦如愚等等，还有不少老同志我并不太认识。上海市老领导夏征农已年过九十，也在夫人的陪同下专程从上海赶来听课。李立安秘书长领着我，一一拜见了各位前辈。中间有个插曲，当时中办主任*匆匆赶来，老同志们问：“小曾，干什么来了？”*以非常尊敬的口吻答道：“我来向你们汇报工作来了。”“什么工作啊？今天我们请你们上海的同志给我们讲课来了。”说着，李立安秘书长把我介绍给了上海市老领导*，曾主任接过我递上的名片，笑着和我握握手后说：“那你们先讲课吧，我改日再汇报。”说完匆匆而去。

中顾委的会议室不大，中间是一张长桌，立安同志让我坐在最里面那端，我想那大概是日常中顾委主持会议的主任的位子吧，当着这么些老前辈，我不敢坐这个位置，但是立安秘书长硬把我按在那个位子上。张劲夫等几个中顾委常委坐在我的两边，其他老同志围桌而坐，首长们的秘书和工作人员则在两边的椅子上就座。在老同志们鼓励的目光下，我先简单介绍了上海股票市场的发展情况，进而强调发展直接金融的重要性，强调在发展传统银行间接金融作用的同时，应该通过发行股票的方式，让城乡居民的钱直接投入到企业中去，这是众多企业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百姓个人理财的需要，同时还是进一步引进外资的需要。而发展证券融资也可以避免资金需求过于依赖银行，造成金融风险的异常汇集。另外，从长远角度看，建立股票市场也是建设我国金融中心城市的需要，因为从纽约、伦敦、东京、香港等国际性金融中心城市看，无一例外的是，金融中心的核心是股票交易所，我国需要建设强大的金融中心，才能适应未来经济发展的需要。　。。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16）

那时讲课很少有用投影或电脑多媒体演示工具的，完全靠嘴讲，多少有点枯燥，但老同志们听得很认真。这中间不断有老同志插话，其中张劲夫张老的问题最多，而且很内行，张老担任过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经济委员会主任，是我国老一辈的经济问题专家，也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当我谈到股票的筹资功能时，他关心是哪些人在买股票；在谈到金融中心时，他很关心金融中心各项功能的问题。由于股票对大部分老同志而言还是一个新事物，因此不少老同志的问题属于基础性问题，对此我都一一作了解答。通过一问一答，会场气氛更加融洽。不少老同志对股票的筹资功能有了初步认识，但对股票的交易感到不解，疑虑此举是否会助长人们的投机心理。对此，我解释说，为了有效地发挥股票的筹资作用，必须建设一个活跃的股票流通市场，指出不流通的股票很难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股票只有通过流通，才能使其价值得到真正体现。接着，我又从投资和投机的关系谈起，认为投机并不是可怕的事，在股票市场上，投机只是时间和机会的选择。当然，我也向老同志坦承，股票市场的建立，对社会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总的来说，股票市场的建立，对我国而言，是利大于弊。

不知不觉中，两个多小时很快就过去了，不少老同志还有不少问题。李立安秘书长不得不打断大家，对这次股票报告会进行了最后总结，代表中顾委的老同志向我们表态：第一，我们不当你们的反对派；第二，必要时，我们还可以给你们敲敲边鼓，我们这些老同志尽管已经退了，但是讲话还是算数的。

老前辈们全体鼓掌，表示赞同李立安秘书长的表态。会后，老同志们又聚在中顾委小楼前和我等合影，给我的中南海之行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

与中顾委部分老同志在中南海合影

去越南讲股票

远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之前，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就对中国股市的发展予以了高度重视。苏联没有解体之前，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就不断介绍其国内的官员参观我们静安证券业务部，东欧其他国家也有客人前来参观我们当时那个小小的股市。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后，来参观的人更多了，当然主要是奔着上海证券交易所去的，有时也到我们这些证券公司转转。

１９９４年，越南财政部一批官员来申银证券公司参观，听了我对中国股市发展情况的介绍，非常感兴趣，当即表示，越南的情况与中国相似，越南发展证券市场应该向中国学习，而不是向日本、美国学习，中国发展证券市场的经验很值得越南借鉴。他们当场邀请去越南给他们讲一课。

不久，越南财政部向我发出了正式邀请函，同时被邀请的还有华夏证券公司的总裁邵淳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吴雅伦。

越南是我们的邻国，两国关系时好时坏，此前还在边境上打了几年仗，战火刚平息。因此，越南对我们这些从未去过的人而言，有一层神秘感。那天我们到达河内机场上空，飞机没落地我就通过舷窗往下瞧，给我印象深刻的是机场内没有几架飞机，几头水牛在机场边的草地上悠闲地啃着青草，几个牧童在草地上戏耍。河内机场的建筑和设备都很陈旧，海关、边防的服务有点像我去日本研修时国内机场的状况，服务质量不高，效率很低。　txt小说上传分享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17）

我们被安排在一家部队招待所，简陋但很干净，窗外经常可以见到一些军人在操练。屋内有一台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越南当年最流行的是中国电视剧《渴望》，反映了和我们改革开放前一样，那种渴望摆脱贫困的普遍心态。我和公司国际部的蒋登富到那里不久，吴雅伦、邵淳他们也到了。当天晚上，我们被告知，越南财政部一位副部长将宴请我们，为此我们作了认真的赴宴准备。令我们吃惊的是，这位副部长的宴请竟是在河内市的一家小饭店，没有什么VIP包间，我们与其他客人之间只是用屏风隔了一下，菜肴竟也非常简单，一盘冷盘，一个汤，三四个炒菜。我记得冷盘是由黄瓜和肉片拼成，炒菜更是家常菜，喝的酒是中国产的香槟酒，尽管这种酒我们在国内从来不喝，但在主人的热情劝导下，我们还是喝了几口。当我们想拿酒回敬主人时，发现供应的香槟酒就限于一瓶。这并不是越南官员不好客，这一方面反映了越南政府财政上不宽裕，另一方面也反映越南政府这方面的制度约束非常严格。第二天，越南财政部的另一位部长宴请我们，其标准也与第一天的差不多。

讲课地点是越南财政部大院一排矮平房中的一间会议室，有点像我们过去乡村政府的会议室。在讲课之前，主人把我们安排在会议室隔壁的小会议室休息，小会议室的一边有一张红布铺着的桌子，桌子上是一尊越南领袖胡志明主席的塑像，顶端有一幅红底金字的横幅，我们不识越南文，但估计是“沿着伟大领袖胡志明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在越南，胡志明主席就像中国的毛泽东主席一样，是受人尊重的领袖人物。主人曾带着我们参观了胡志明当年的办公场所和居所，环境非常好，以竹子搭建的一个凉楼据说是胡志明主席的旧居，非常朴素。在竹楼旁边不远处有一个防空洞，在越南战争期间，胡志明主席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指挥越南人民取得了越战的最后胜利。

前来听我们讲课的有越南财政部和司法部的部长，以及一大批司局级干部，会议室坐得满满的，他们穿着都非常随便，样式也都差不多，与我们*结束后的穿着相似。那次吴雅伦主要介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情况，邵淳讲了什么，我记不太清楚。我讲的内容主要是中国股市的发展历史，介绍中国的股市发展是先建立股票一级市场，再建立股票柜台交易市场，然后再建立证券交易所；介绍股票市场的发展先从上海、深圳两地试点，然后再向全国推广；中国的股票分为A股和B股以及这样分的原因。我也介绍了我们发展股市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最后，我们对越南发展股市提出了建议。我们每讲一段，由越南财政部的老张用越南语翻译一段。老张，我们在上海已经相识，汉语不错，但带有较浓的山东味。

每个人讲完后都有一段提问时间，越南的官员提问还是很活跃的。我记得给我提出的问题不少，有些问题很有水平，有些问题较为肤浅。有位部长问我：“阚先生，你认为发展股市是先发展证券公司，还是先发展证券交易所，或者两者同时发展？”我告诉他们，中国的股市是先发展证券公司，让股票先在证券公司柜台上交易，在取得了一些经验后，再成立了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越南的路怎么走，完全取决于你们自己，但不可能先成立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所只是证券交易的一个场所，它设立的形式有会员制和股份制，一般情况下，它的会员应该是证券经营机构。如果只有证券交易所，没有证券经营机构，那么这个交易场所将变成没有机构参与的场所，可能只是自然人进入交易，而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证券交易所都不允许自然人直接进入买卖，所有买卖都必须经过中介机构，而这个中介机构就是证券公司。”我还告诉他们：“上市的股票首先有一个股票发行工作，而股票的发行工作是证券经营机构承担的，因此从这一点上看，设立证券经营机构先走一步是必须的。”此后，我没研究过越南证券市场发展问题。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初期，也有不少人搞不明白证券公司与证券交易所的区别，不少人把我们证券公司的营业部称为交易所。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18）

有些越南官员关心B股市场问题，详细询问B股的发行方式，以及相关法律。有些官员关心中国证券公司的组建方式、业务范围等等。当然，也有个别自以为对证券市场有所了解的官员，有意拿些概念问题来考我，其中有一个坐在后排的官员站起来问：“阚先生，请你谈谈股票和债券的区别。”这明显是一个有标准答案的概念题。当我简单地从两者之间的所有权和债权、无期限性和有期限性、收益不确定性和收益确定性三个方面的区别加以回答后，我见有人朝那位提问者奇怪地笑了笑，我明白其中的意思：“你小子，想考人家啊？”当有人问我：“如果越南发展证券市场，你认为第一步应该怎么走？”我说我个人的建议是，先成立若干证券经营机构，选择若干企业改制成股份制，然后面向社会公众发行股票，随后再开办股票交易业务，条件成熟后，也就是具备一定上市公司数量后，建立证券交易所。我的建议颇受越南官员的重视。尽管在我们每个人讲完后都有提问时间，但向我提出的问题最多，可能是因为我讲的内容更接近越南当时的实际情况。

我们讲完后，越南的一位部长作了总结，一是感谢我们一行人的到访，二是我们所讲的内容对他们很有实际意义等等。我们在越南待了没几天，能感觉到越南也在学习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些做法，力图改变经济落后的局面。我们在河内商业街走走，没见到什么大商场，那些商店和我们过去的完全一样，不大的商店里，由玻璃柜台围成若干个方块，买卖不同的商品，商品品种不是很多，但标价吓人，当时越南盾的最大票面为5万元，相当于人民币５０元，一般电器用品都是标价百万元以上，少有人问津。

我们在书摊上看到，其中有些书已翻译成中文，内容都是宣传越南招商引资政策的。因而大家说，如果越南真要像我国那样实行改革开放，若干年后面貌肯定大变。

10万人抢购新股

那是不多见的壮观场面，只见一排雪亮的灯光直冲而来，一辆辆的士在体育场大门前戛然停下，每辆车里冲下四五个人，直问：“哪里排队？”问到后直奔而去。随后又是一排灯光直扑过来，“突、突、突”，每辆摩托上都挤了两三个人。再后面是响着急促铃声的自行车队，最后是黑压压的喘粗气、冒大汗的长跑队伍。不一会儿，近万人已进入体育场，安安静静地坐下。

抢购

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初期，上海股票供求关系严重失衡。当时，新的股票一时推不出来，只能先通过对已上市公司增资扩股的方法增加股票的流量。1990年，首批获得增资发行资格的公司有飞乐音响、爱使电子、申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