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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边沁的理论认为政府不应该无视巨大的贫富差别，应通过议会改革来实行相应的社会政策。但1832年英国的国会改革却将工人排除在选民之外，从而引发了一场工人阶级的国会改革运动，即著名的宪章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工人阶级开始组织起来，成立了各种“工会”或“工人协会”，作为一个整体与资方、政府谈判。宪章运动的最终目的虽然暂时没有达到，但也迫使国会做出某些让步，如颁行十小时工作制，对劳动者的权益开始有所考虑。从19世纪40年代起，法国、意大利、德国等都兴起了长达数十年的结社运动，迫使资方或政府不能完全不顾劳动者的基本要求。

事实说明，当时西欧诸国社会矛盾极其尖锐，一触即发，但由于各国先后对各阶级、阶层的利益作了理性调整，虽也经过种种震荡，最终还是在体制框架内使矛盾得到缓和，社会基本稳定。值得重视的是，工会的强大不仅没有“颠覆”这些国家，反而因其使社会矛盾得到缓解而使国家更加稳定、巩固。

现在，我国曾有学者认为如果工会真正强大将影响生产、影响效率，增大“交易成本”，并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为论据。但这些矿难说明，工会的缺席短期可能会“增产”、“增效”，但却极易引发巨大灾难，最终使“交易成本”大大增加。推而广之，这其实也是现在经济发展迅猛，但社会矛盾却日益尖锐的重要原因。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利益开始迅速分化，利益分配间的矛盾更形突出，利益协调成为紧迫课题。不同阶层要在一个社会和谐相处，必须公正协调彼此利益。在利益调整过程中，代表各自利益的种种协会等NGO组织十分重要，而对相对于资本、政府而言居于弱势的群体来说，能真正代表其利益、维护其权益的如工会一类组织、机构更为重要。在这个博弈过程中，如果一方力量过弱，利益分配必然严重失衡，这恰恰是社会冲突、动荡的根源。

建设和谐社会确是我们的理想，在和谐社会中，社会各阶层、各种社会力量通过“自组织”彼此监督、制衡，互相协商、协调。在这种社会机制中，社会的不平与弱势群体的疾苦可以得到缓解，利益冲突、社会矛盾可以在理性、法制的秩序下通过协商、谈判得到解决。如果没有这种机制，没有各种社会组织，一旦社会不平加剧，不是出现“群龙无首”的“群体性骚乱”，就是有人以“替天行道”者自居“聚众闹事”，并极易博得广泛同情，小则引起社会不安，大则激发社会动荡。

总之，矿难频发的关键在于工会的作用“不到位”，而工会的“不到位”则源于民间社会的不成熟、不发达，源于工会缺乏独立性。事实说明，社会组织的丰富，民间社会的成熟发达是社会和谐最重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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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节：西南联大传奇的生成与接续（1）

西南联大传奇的生成与接续

陈寅恪在课堂上用他的江西口音讲隋唐和魏晋南北朝史，既不看书也不看讲义，张口就引各种古书中的原话，果真是博闻强记，确有“信口开河”、不用任何教学大纲的本钱；钱穆与雷海宗好像在打擂，同时开讲作为全校公共必修课的“中国通史”，各有自己一套理论体系，内容也大不相同，学生可在二者中任意挑选；陈受颐的西洋史讲了一年连古埃及都没讲完；向达的印度史两个学期其实只讲了中印关系史；一个年纪稍大的学生总在金岳霖的逻辑课上与他抬杠辩论；钱锺书聪敏博学过人，讲课时有些地方并不讲明而是故弄玄虚，只有很聪明的学生才能体会明白，反应迟缓者往往莫名其妙；陈福田的西洋小说史只从17世纪《鲁滨逊漂流记》的笛福开始讲起，而且此公课堂上还时时关心现实、分析战局，教学章法全无；明清史大家郑天挺的课却讲得非常系统，一二三四ABCD政府组织经济体制……这是著名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回忆自己当年在西南联大求学时的情景。

西南联大已经成为中国教育、学术、文化史上的一个传奇。在那“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艰苦岁月，在物质匮乏、条件简陋异常的情况下，一群流亡他乡的师生，无论是人才培养还是学术成果，双双成就斐然，确实有如传奇。传奇是如何生成的？其中秘密何在？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在某种程度——很可能是最重要的方面——给了我们答案。

据他回忆，“联大教师讲课是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教师自己掌握”，“不然每人发一本标准教科书，自己看去就是了，老师照本宣读成了播音员，而且还没有播音员抑扬顿挫有味道，学生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启发”。教师如此，学生又如何呢？“我们那时候的学生可真是自由，喜欢的课可以随便去听，不喜欢的也可以不去”。由于生计所迫，许多学生都要打工、兼职，一些人还到外地工作，到考试的时候才回来，甚至有人不见了也无人过问。而许多物理系、化学系的学生之所以也选修郑天挺先生的明史，只因他的课最容易通过，凡选修者考试至少七八十分，为“凑学分”也。

这种自由散漫，使人想起传说中的雅典学园。而这也是西南联大成为传奇的秘密所在。

余生也晚，是1978年秋在拨乱反正之后考入大学的。记得刚入大学历史系时，就听说了这样一个经典段子：整个中国古代史的课上下来，中国不断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因为有的老师信服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为代表的“西周封建说”，有的信服以李亚农、唐兰等为代表的“春秋封建说”，有的信服以郭沫若、杨宽、吴大琨等为代表的“战国封建说”，有的信服以白寿彝、金景芳等为代表的“秦统一封建说”，有的信服以侯外庐为代表的“西汉封建说”，有的信服以周谷城为代表的“东汉封建说”，有的信服以尚钺、何兹全等为代表的“魏晋封建说”……虽说这只是个有些夸张的段子，但起码我在大学上课时，包括选修课在内，古代中国确实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了好几次！而且，这些观点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范、翦、吕、郭、侯、尚等都是公认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大家甚至奠基人，你能说他们只有哪一位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而其他人则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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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节：西南联大传奇的生成与接续（2）

在随后的课程中，我们知道从古代史到近代史几乎所有重大的问题，如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都有非常不同的学术观点，争论不休，热闹非凡。而且，多数老师在考试时并不强求学生一定要赞同自己的观点，只要能论述清楚、自圆其说就行。史学如此，中文、哲学、经济、法律无不如此。

学派林立，老师完全讲自己的学术观点，这正是大学的精神魅力之所在，是大学教育与高中教育最重要、最本质的区别所在。而大学生正是在这种“知识不确定”的学习、获取过程中，感受到知识探索的乐趣，改变自己的思维习惯，培养自己独立分析、判断、研究的能力，激发出自己的创造力。但经过多年应试教育训练，不少大学新生往往一时不能适应这种变化，摆脱不了从小学到高中培养的学习习惯，还把大学当作高中，总想死记硬背“标准答案”，面对林林总总琳琅满目的学术观点、派别反而一片茫然。所以，不少大学老师都感叹大一新生其实还是“高四”，相当多的大学生实际是从大二才真正开始大学的学习生活。

然而，这种精神的魅力、探寻知识的乐趣、创造性思维的培养现在却有中断之险，因为教育部准备在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实行全国“统考”，除外语、政治外，对以前由各校自己命题的专业基础课，由教育部制定考试大纲并由教育部统一命题。在2007年硕士研究生考试中，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心理学专业基础综合、历史学基础率先作为这种“统考”的试点。一旦试点成功，即将“全面开花”。统一试题，统一标准答案，考研将蜕变为高考。现在，连对大学本科招生“统考”的批评早已不绝于耳，而且教育部也早已允许各地自主出题（虽然还没有达到不少人提出的由一些高校自主出题的要求，但在中国现实情况下，笔者亦认为目前“高招”由高校自主出题的条件尚不成熟），教育部在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中却反其道而行之，要将各校自主出题改为统考，不能不使人深感遗憾，不能不使人深深忧虑。

因为考试具有强大的导向作用，一旦“统考”，就将有统一的标准答案，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观点很难在标准化考试中表现出来，大学生的学习将围着“统考”转，将如高考一样死记硬背，大四将变成“高七”，大学生的创造性将就此被扼杀。

由于研究生考试政治、外语一直实行统考，所以火热异常的考研辅导班主要以这两科为主，形成规模庞大的“考研经济”。如果专业课也实行统考，各科“考研经济”将同样火爆，现在一些在名牌大学历史系任教的老师已有人接到考研辅导班的邀请，许以高价。而一旦利益格局形成，再要改变就更加困难。

走笔至此，自然又想起西南联大。著名的生化学家邹承鲁院士毕业于西南联大，一次接受记者访问，记者问他：“为什么当时条件非常差，西南联大也不大，却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才？”他的回答就是两个字：“自由。”著名历史学家、翻译家何兆武先生当年也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他在《上学记》中深有感触地写道：“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如果大家都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

如果造就的是“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最终“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提高民族创造力”将更无从谈起。大学的学术标准与自主性

在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建设和发展中，大学具有重要地位。受过高等教育者所占人口比例，大学数量的多少、质量的高低、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排名、所发论文引用率的高低……均被视为一国文化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而大学水平、质量的高低，无疑与大学的体制，即体制是否能保障大学的学术标准、水平和办学的自主性，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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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节：西南联大传奇的生成与接续（3）

哈佛大学是举世公认的名校。1969年，哈佛大学名教授基辛格要出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时，仍想保留受人尊崇的哈佛教职，哈佛大学却对他说“不”。在官职与教职中，他只能选择其一，而不能兼得。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位置炙手可热，大学却不愿他兼职并可对他说不，显示出大学的自主性和纯洁性。与那种“官本位”国家许多名牌大学竞相以种种办法“礼聘”高官到大学兼职，并引以为荣，形成鲜明对照。

其实，以学术为唯一标准并坚持大学的自主性，也曾是我们一些大学的传统

五四运动中，北大一些学生被北洋政府逮捕，北大校长蔡元培公开表示：“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并多方奔走，挺身营救被捕学生。营救成功后，他便辞去校长之职，并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中抗议政府对他治校的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

1936年和1948年前后，国民党政府曾数次到清华大学捉拿反政府的学生，校长梅贻琦事先得到人员名单后立即通知学生躲避，使很多学生免于遭到逮捕。40年代，国民党为加强党化教育，加紧对大学的控制，强调课程、教材的统一。针对这一情况，梅贻琦主政的西南联大教务处拟定《教务处会议呈常委会文》（这份决议由梅贻琦转呈教育部）指出：“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唯此以往，则大学直等于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以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今教部对于各大学，束缚驰骤，有见于齐而不见于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这篇文章虽然不出自梅贻琦之手，却表明了他坚持学术自由的决心，即使顶头上司教育部违背这一原则，他也毫不留情地抗争到底。

1946年8月，吴晗回到了清华，受聘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此时他的左派言行已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8月16日，教育部接到有关当局指令，因此立即密电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要他“密切注意”吴晗，说“共党分子吴晗前为西南联合大学教授，自六月初旬来沪后，其活动颇为积极，在学界活动尤烈，常至各大学校及左派之群众集会作公开讲演吸收青年。兹悉该吴将于八月初旬受聘为清华大学教授”，所以要清华不再聘吴晗为教授。但是，梅贻琦对教育部的指令置之不理，仍以学术标准为唯一标准而不管吴晗的政治观点是左是右，坚持聘吴为教授，教育部也奈何不得。

哈佛是私立大学，“不买政府的账”还说得过去，而北大、清华是国立大学，主要由政府拨款、出资，蔡、梅竟也不同意政府干预，依现在的观念颇有些“匪夷所思”：学校是政府办的，政府当然有权要怎样就怎样。然而，在蔡、梅和当时的社会观念中，大学是公共机构，政府有责任出资办学，但具体怎样办学，则应由专门人才主管，政府不得随意干预。当然，除了观念因素以外，更重要的是当时的社会结构存在着一个相对强大的民间社会，有民办大学、教会大学的竞争，有公众舆论的强大压力，这些都是大学能保持相对自主的因素。

当教育资源完全由国家掌握、没有民办大学的竞争，大学实际成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下属行政单位时，大学很难坚持严格的学术标准和办学自主性。现在，校领导都是有行政级别的（以前一般是局级，近年少数大学校长升为副部级），自然首先是对行政的上级负责。曾任北大校长助理的张维迎在《大学的逻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一书中深有体会地说：“一个政府主管部门的处长，可以随时召集大学的校长去开会，可以训令大学校长，大学校长没有一点办法，因为你的经费来源都是由他拨的，得罪不起。”据他所说，北大在1999年曾把社会科学部和科研部合并成一个部门，但有关部门就不高兴，“你把社会科学部合并了，如果其他大学都效法，那我以后干什么？所以你合并社会科学部，我就不给你科研经费，北大后来被迫又把它分开。”以北大的地位之尊尚且如此，遑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