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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是这样的吧。我仔细分析过信件的内容,咬文嚼字,逐字逐句分析每个字、词、句的含义,从它们的内涵一直解析到它们的外延,最后,不得不承认自己遇到了大麻烦。这封信除了陈述“有个女人为我生了个孩子”和“世上有个小孩是我的儿子”这两个莫须有的“事实”外,没有提供任何其他可查的线索。至于这个写信的女人是谁?那个孩子今年多大了?他们住在哪儿?等等,全都成了悬疑。难道果真如那个女人所说,她这样做只是想提醒我“清理”一下自己的记忆库么?这未免不合常理吧。那天我约吴起喝茶聊天,就是想从他那里获得某种启发。然而,最终我发现目前我所处的状况与吴起当年是有区别的,吴起的“荒唐”还存在一个具体的对象,而我的呢,这一切几乎等于是空穴来风。

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止这个神秘女人住手呢?我极度苦恼地揪拽着自己的头发,想着对策。有那么片刻工夫,我脑海里面闪过一丝莫名的快意:老婆虽然不能为我生育了,我居然还是当上了父亲!一丝诡异的笑容浮现在脸上。但这样的快意很快就被排山倒海的恐慌所覆盖了。倘若这个女人不肯就此罢手,倘若此事被妻子觉察出来,倘若我真有这么一个儿子……我这样假设着,并在假设中聆听到各种混乱的脚步声纷至沓来,越来越近了,此外,还夹杂着一张张陌生又似曾相识的面孔,这些面孔像放幻灯似地在我眼前一一闪过,却始终无法定格。

星期天上午,我去了趟邮局,目的是查找寄信人的某些线索,希望他们尽可能地为我提供一些,哪怕是蛛丝马迹。我将六只空信封伸进橱窗,递给那个正在发呆的年轻人,说明了我的来意。年轻人看了我一眼,默默接过信封,在桌面上摆成一排,对比着每个邮戳内面的时间与地址。只见他时而蹙眉沉思,时而念念有词,总之,一副极其认真且富有经验的表情。我站在柜台外面,我的面部表情随他的表情变化而变化,心里充满了莫名的激动。年轻人约莫比较、甄别了七、八分钟,然后默默地将信封整理好递还给我,有些难为情地嗫嚅道,“对不起,实在查不出其他线索。除了这些日期和寄信的地址,哦,可以肯定,六封信分别是从六座不同的城市寄发出来的,每次寄信的间隔周期为五天,也就是说,就是说,这个人每星期给你寄这么一封信,啊,嗯……”

未等他絮叨完诸如此类的废话,我就收好信封快步走出了邮局大门。

尽管我拼命躲避着第七封的出现,只要一天没有看见它就安慰自己:它再也不会来了。为此,在接下来的那个周一我还故意对自己装病不去公司上班,但是,当我周二打开办公室房门的时候,一封同样的信还是夹在一叠报纸中抖落在了眼前!

我绝望地按铃,让小柳赶快进来。看见我慌张的神色,小柳问什么事,我把那个尚未拆开的信封推到她面前,问道,“这封信是什么时候送到的?”小柳回答说昨天。她拿起信正反两面瞅着,嘀咕道,“我怎么觉得这是一封旧信呢?好像上周也帮您收过的。”我不耐烦地摆摆手,对她说道,“没你的事了,出去吧。”

小柳出去后,我用裁纸刀划开信封,从中抖出一张折叠的复写纸,只展开题头看了眼称谓,就拢进了抽屉。

我在一摞白纸上面写写画画,这些字迹好像都有重量似的,随着字迹的增加,白纸慢慢变得沉重起来。我按照信中内容的提示,罗列出这样一些关键词:多年未见、母子、事实、痛苦、非议、抚养至今、有朝一日、因爱而痛、曾经拥有过的女人……然后,我又删去那几个模糊的词语,只留下:多年未见、母子、因爱而痛、曾经拥有过的女人。

符合“多年未见”这个条件的女人太多了,符合“因爱而恨”这个条件的也不少,唯独符合“为我生养了一个儿子”这个条件的肯定只有一个女人,可她是谁呢?

我搜肠刮肚地回忆着最近十年来与我发生过情感瓜葛的女人,当然都是那些与我有过肉体关系的女人,然后,在白纸上面写下了这样几个女人的姓名:王晓萌、朱鹃、马莉莉、覃虹、吴敏其实,远远不止这个五个。只不过比较而言,她们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有的甚至至今还刻骨铭心。作为个体,她们看似孤立,但每个人身边或身后还有一群近似于她们的女性存在,那些人的名字有的已经被我无情地遗忘了。遗忘意味着不存在,至少我现在就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我和这五个女人的关系构成了近十年来我人生复杂经历的总和,是的,是总和,我起初还以为是一部分,但现在我敢肯定是全部。她们如同一块块形状、颜色各异的砖头,共同构建了我那座充满欲望的大厦。

我面对这张纸,想了想,又用笔划去了“王晓萌”和“吴敏”二人。因为王晓萌不久前才给我来过电话,如果她有了我的孩子,就不必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了;而吴敏呢,我们一直有联系,至今还没有完全断绝关系,她就更没有必要这样做了。我的目光最后锁定在剩下的三个人身上。分手以后,我和她们完全失去了联系,最重要的一点是,分手的前夜我们过得十分放纵。我确信,这个神秘的女人应该就是她们三个人中的某一位,至少,通过她们我可以无限接近那个“她”——那个我曾经爱过、现在恨着我的神秘女人。

我有些激动起来,拉开抽屉,将七封信件装进包里,整理了一下桌面上的文件夹,按铃叫小柳进来一下,破天荒地微笑着向小柳交代了一些近期要处理的公司事务。

回到家里,“花生”跳起来,前肢趴在我膝盖上,不停地摇尾谄媚。想到马上就要出门,也许很久见不到她了,不禁心生爱怜,蹲下来挠了挠她柔软暖和的肚皮。我进卧室收拾了几件也许在路上要穿的衣服,以及一些简单的日常生活用品,轻便的旅行箱包很快就塞得鼓囊囊的了。我拎着包走到门口,回头扫了一眼这个家的全貌,目光在墙壁上的那张合影镜框里停顿了一会儿,我看见照片里的我在笑,但笑容不够自然,杨芬也在笑,笑容却很清澈……我叹了口气,砰地带上了房门。

在前往樊城的路上,一团阴云始终罩在我的头顶。我在临上高速公路前百米处的那个便民餐馆简单地吃了份盒饭,外加一根炸肠和一枚卤鸡蛋,然后过去给油箱加满油,继续朝前方进发。没想到,走到半路上肚子剧烈地疼痛起来。起初,我猜测可能是吃了什么不洁食物所致,后来发现疼痛的部位从下腹一直蔓延到了胃部,整个腹部都难受起来了。

我在岔路岭加油站停下车,捂着痉挛的胃部去向那里的工作人员求助,一个穿蓝色工作服扎马尾辫的年轻女孩把我引进屋子里,她友善地倒了杯热水给我喝了,问我哪里不舒服,我回答说估计是肠胃出了问题。她拉开抽屉,里面有许多小瓶子,她从中找出一个满是油污的白色塑料瓶,用一张纸巾随便蹭擦了几下,递给我,“这里面还有一些胃霉素,也许对你有用吧,”说着,她又给我倒了一瓶白开水。我像是抓到救命稻草似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倒出一把药片塞进嘴里,囫囵吞咽了下去。女孩见我这样,她忧心忡忡地望着我灰白的脸色,问我准备开车去哪儿,我说樊城。她抬头朝外面看了看,天色已经阴沉了下来,“说不定会下雨的,你看,那里有一团阴云呢。”我问这里距离樊城还有多远,她回答道,二百三十公里左右。她看了看我的车,说道,你大约还得开三小时,撑得住么?我用手掌揉了揉胃部,感觉似乎好了些,就笑道,我得赶路了,谢谢你的药,要不,等我回来再还你一整瓶吧。女孩说哪能呐,不要你还的,如果对你的病管用,那我太荣幸了。我再次道谢,目光不经意地落在桌面上的一张国内交通图上,我走过去瞅了几眼,问道,能不能把这张图买给我?女孩笑道,你拿去就是了,这图不值钱的,站里还有好几张呢。本来我想掏十块钱给人家,但又担心把简单的事情弄得庸俗化了,就拿了地图,边折叠边说道,我一定还回来的。

雨果然在我离开加油站不久就下了起来。这场雨下得有些稀疏,雨点却显得格外大和响,一滴一滴砸落在挡风玻璃上,然后在灰尘中炸开。刮雨器费劲地来回摇晃着,使玻璃表面蒙上了一层胶状泥浆。此刻,我的心情倒是平静下来了,甚至产生了一种听天由命、随遇而安的祥和感。吃下去的药还真管用,肠胃居然不再像先前那样痛了,只是小腹还有些胀气,并伴随着某种难以确定具体位置的隐痛。这条路上车辆不多,我加快了车速,看看时针,猜想若无意外,八点钟之前赶到樊城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吧。

这是我第二次来樊城。第一次还是在十年前,那时我才二十六岁,正是一生中最荒唐的季节,周围繁花似锦,前途歧路丛生。根据省教委“关于青年教师下基层锻炼”的指示,我们一行四人被学院派往樊城渡口中学支教,除我以外,其他三位均为女生,我理所当然被指定为这个“支教”小组的组长。我在大学学的是古筝古琴专业,小车是二胡专业,小马是钢琴专业,小潘是从另外一所大学毕业分配到我们学院的,在文化基础部担任马列教员。渡口中学在樊城只能算是一座普通中学,但它的音乐和美术特长班却办得不错,在当地很有影响,每年春天他们把特长班的学生带往省城参加联考,每年都会有一些孩子考上北京、上海、武汉和西安等地的音乐、美术学院。等我们去了后才发现,学校的硬件设施远远跟不上生源快速扩展的要求,比方说,全校只有五台破旧的缺乏维修和保养的珠江牌钢琴,其中三台的琴键都有不同程度的坏损,也没有一间正规的琴房,没有一面墙壁是隔音的,学生练琴必须持证排队,而且还只能在课外活动与晚自习期间练习,以免影响其他人。

学校安排我们四人住在一套由教室改造成的宿舍里,从大门进去,过道改造成了厨房,两间寝室,我独占一间小的,她们三人住另外一件稍大的。说实话,我们对这样的住宿条件已经很满意了,因为我们学院的青年教师大多还在住集体宿舍呢。女孩子们爱整洁,在她们的收拾下,没几天,这个“家”就被整理得很有些温馨的意思了。我很喜欢,很快就有了一种乐不思蜀的感觉。

在我来之前,渡口中学没有一个古筝学生,倒是有几个学二胡、竹笛的,绝大多数都在学钢琴或小提琴,在普通人眼里,那才算是比较正宗的乐器。那几年,民乐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我比谁都清楚,古筝是没有多大前途的,譬如我,若非小时候被父母引导着误入歧途,我才懒得学这种劳什子的乐器呢。我一直觉得那个状如棺木的琴盒本身就像是一种不详之兆,而且怎么看怎么像。可是,眼下我还得争取必需的课程量,不然,为期一年的“支教”结束了,我拿什么去参加上级主管部门的评审考核呢?我先开了段时间的视唱练耳和乐理课程,趁校领导表扬我工作认真的机会提出了我的想法,我建议他们面向社会招收一些古筝学员,理由是这乐器学起来容易,很快就能初见成效,利用节假日上课,既能发挥我的专长,同时也可以为学校创点收。校长一听见“创收”二字便来了劲,拍着我的肩膀说道,没有想到小张老师还能替我们学校着想,真难得,你的建议很好啊,我下去和其他同志商量后再通知你吧。

两周后,古筝班就开办了起来。学员来自各行各业,既有在校学生,又有社会上的待业青年或各类音乐爱好者。首期古筝班招收了十八名学员。朱鹃就是其中的一位。

朱鹃第一次出现在教室里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她属于那种天赋不够却极有恒心和意志的女孩,五官端正,皮肤白皙,留着齐耳短发。弹琴的时候脖子梗得老长老长的,每当拨动琴弦时,身体随指法侧转,摇摆,仿佛风中杨柳,煞是好看。我从基本指法入手,慢慢教学员们演奏一些曲目,从《汉宫秋月》到《蕉窗夜雨》等,很快就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四个月后,我从班上挑选出八名学员参加了樊城的一次文艺公演,她们合奏的《庆丰年》博得了观众们热烈的掌声。演出结束后的一天下午,朱鹃来寝室找我,怀里抱着一大捧鲜花,说是献给我的。我记得那天是个周末,与我同宿舍的三个女孩都回学院去了(她们每个周末都要回省城,而我得利用周末上课),房间里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接受了她的鲜花,和她东扯西拉地闲聊,到了晚饭时间,朱鹃出去了一下,回来时像变戏法似地从拎在手里的塑料袋里掏出一坨卤牛肉、两条剖好洗净的鲫鱼和一颗大白菜,我这才想起她进门时放在门边的那只黑色塑料袋,原来她是有备而来的。不用出去了,我很会做菜的,她笑道,保管你吃了说好。

也就是在那天晚上,朱鹃切白菜时,左手无名指头被菜刀划破了,不过,只是道很浅的口子,渗出了少量的血迹。我帮她作了清洗,又将她颀长的手指含在嘴里吮吸。那时候,她没有血腥气,我觉得非常甜蜜。

有天傍晚,我回寝室拿备课本准备去朱鹃那里,打开房门,看见一个陌生的女孩正蹲在过道上择菜,嘴里还在哼唱着一支曲子。没等我问她是谁,她先大方地自我介绍道,“我是小潘的同学,杨芬,来樊城看望她的,你是张望吧?”我点头道,“是的,我是张望,你从哪里来?”她说武汉啊,我是××中学的老师,我们学校组织秋游,我觉得没意思,就跑到你们这里来了。欢迎啊,不过樊城好玩的地方可不多,我笑道,怎么你们学校现在才秋游啊,都快冬天了呢。杨芬没有回答,她问我晚上在哪儿吃饭,我说出去吃。

我收好东西正要出门,小潘她们几个下课回来了,手牵手地拦在过道上,死活不准我走,要我留下来吃晚饭,我担心朱鹃在家里等我,就说我等会再回来,先下去打个电话。小马惹笑道,张望完蛋了,才几天啊,就这样重色轻友了,唉。小潘也说,张望现在就这样怕老婆,今后怎么办哦。我在她们的嘻笑声中朝门口走去,听见杨芬在身后说道,“你们搞错了吧,怕老婆的男人才是好男人呢。”大家笑得更厉害了。

我到街边小卖店往朱鹃宿舍和她办公室分别打了两次电话,那头都没有人接。朱鹃去哪儿了呢?我一路嘀咕着回到寝室,看见杨芬仍然在独自忙碌着,其他丫头都在房间打牌,餐桌摆在我的寝室,桌子上已经摆好了几样菜,我食欲大开,赞叹道,“好丰盛啊,色香味俱全了。”“还是差个汤,我本来想做西红柿蛋汤的,后来还是炒了,”杨芬看着我,好像怕我不喜欢吃,“你尝尝味道咋样?”我故意安慰她说,幸亏你没做成那个汤,我更爱吃西红柿炒鸡蛋,特别是汁,美味得很。

那天晚上我喝多了,她们几个一直在灌我,轮番上场。当我迈着醉步走出房间时,杨芬跟我走到走廊,满脸歉意地说道,“张老师真对不起啊,我来了,害得你这么晚了还要找地方住,不好意思。”我无所谓地挥了挥手,嘟囔道,“我走了,那张床,你随便住!”

我踉跄着回到朱鹃那里,一进门,朱鹃就冲我吼道,“你还没死啊,我以为你在回家的路上出车祸了呢!”

我说我打过电话了,你不在。说完,连澡也懒得洗,就仰面躺在床上睡了过去。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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