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说:“两万到三万一年。”
他算了一下,收留四个孩子的话,怎么算一年也有十万块,刨去给他们的花销还能挣几万块钱,远远高于他在学校当老师的收入。“当我不知道这样一个事实的时候,那个钉作业本的举动让我感动,当知道的时候,我觉得那叫省钱。”
他接着问:“你为什么不告诉观众他收钱?谁教给你的?你明明知道为什么不告诉观众?”
记者沉默不语。
他后来说:“其实谁也没教给他,但是在意识当中我们所拍的片子就是要歌颂一个人物,对这个人物有利的要描写,对这个人物所谓不利的就要免去,这就是一种观念,一种意识。”
陈蛇说得对,但是,“谁教给你的”,这话问得,好像他是外星人。
他不管这些,不问你的成长史,也不同情你,只像把刀一样,扎进人脑子,直没人柄。
审个片子,他骂:“你是机器人吗?”
等你改完了,抖抖索索给他看,他看完温和地说:“你这次不是机器人了,你连人都不是,你只是个机器。”还引申:“你们老说想去表达自己的思想,老觉得谁谁限制你们表达思想。我想问问,你有思想吗?你有什么思想我请问?真让你开始去想的时候,真让你拿出自己对问题看法的时候,你能有看法吗?”
钱钢老师是另一种风格,不训人,也不指点人,只是不论谁做得好,他总能看在眼里。
我跟他哭诉,说自己除了课本,只看过言情小说,脑中空空,敲一下都能听到回声。
他乐了,说不用急,好香是熏出来的。他写的《唐山大地震》,从来没要求儿子去看,连当中文章被收入香港学生的教材,他都觉得不安:“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需要强求,更不要变成强制。”
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化密码,在一定年纪的时候,自然会启动。
我苦着脸:“可我都这么大了。”
他笑,问:“你多大?”
“七六年的。”
他说七六年他二十三岁,去唐山采访大地震,写了一首诗,大意是:大娘坐在那里,路边架着锅,正在烙饼,她的面粉是从山东送来的,锅是从辽宁送来的,煤是从山西来的,油是从河南来的,全国人民都在关心唐山,在大妈的锅里,你看到了阶级友爱。
意思是,谁都有过年轻时候认识的局限。
我说那怎么办,我脑袋里旧思维习惯改不了,新的又不知道怎么形成。他只说,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历史。
我不明白,我最痛苦的是怎么做新闻,为什么让我去看历史?
他说:“你只管用力把一个人、一件事吃透了,后面的就知道了。”
过了几年,唐山地震三十年,我想去看看。孙冰川总监一开始没批这题,我理解,这种题不好做,收视也好不到哪儿去,还麻烦。
但我也说不上来为什么,拿着报题单又去了他办公室。他在接电话,挥挥手让我找个地儿坐,过了一阵子,抬头看我愣愣地拿张纸还站着,叹口气,伸手把纸接过去签了。
后来有同行采访我:“你向台里报这个题时,是受什么驱动?”
我说:“三十年发生了不少事儿,我也三十了,就觉得这是我的历史,想知道。”
她问:“那时候你应该是山西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女孩吧?怎么会觉得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呢?”
我跟她说:“我们会在‘九·一一’时做那么多报道,那是另一个民族的灾难,为什么对于我们自己的灾难反倒漠视呢?这一点我不明白。”
她问:“那你以前为什么没这个想法?”
我被问愣了一下:“到了这个年龄,像有什么东两扯着你一样往回望。”
钱钢带我去看唐山当年的空军机场,现在已经残破不堪。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四十二分,相当于四百枚广岛原子弹威力的里氏七点八级大地震,在距地面十六公里处爆发。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