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然而,为了保持平衡,他希望“在将路易十六斩首后,将罗伯斯比尔斯首”;马西厄,他是仁慈的拉穆雷特主教的同事和复制品,这位主教的名字令人想到轻浮的爱情①;莫尔比昂的勒阿尔迪,他对布列塔尼的教士们痛加斥责;巴雷尔,他依附多数派,路易十六出庭受审时,他是议长,他与帕梅拉的关系就等于卢韦与治多伊斯卡的关系;多努,他是奥拉托利会会员,曾说:“要争取时间”;迪布瓦一克朗塞,马拉曾对他耳语密谈;德·夏托纳夫俱爵、拉克洛、埃罗·德·塞谢尔,当昂里奥高呼:“炮手们,各就各位”
时,埃罗·德·塞谢尔后退了;于连,他把山岳派比作塞尔莫皮尔②战役;加蒙,他希望为妇女保留一个专用席;拉卢瓦,他在会上赞扬主教戈贝尔,因为戈贝尔来到国民公会摘下主教帽,戴上红色无檐帽;勒孔特,他喊道:“看谁先还俗”;费罗,他的人头曾受到布瓦西一当格拉的敬礼,在历史上留下这个问题:布瓦西一当格拉是向人头还是向矛枪致敬?是向牺牲品还是向凶手致敬?还有迪普拉两兄弟,一个是山岳派,一个是吉伦特派,他们像谢尼埃兄弟一样相互仇恨。
从这个讲台上发出了许多令人眩晕的话语,言者也许无意,但话语有时像革命的预言,在它们以后,事实仿佛突然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似乎对刚刚听见的话不以为然;事实似乎对话语感到气恼;灾难忿忿而来,仿佛被话语激怒了,这就好比是在山上一说话就能引起雪崩。多一个字就会引起倒坍。如果没有说话,事情就不会发生。有时事件好似具有暴躁易怒的性格。
伊丽莎白③夫人就是这样掉脑袋的,出于演说者的话所引起的误解。
①拉穆雷特Lamourette与轻浮爱情lamourtte同音。
②公元前五世纪的战役,波斯人大胜斯巴达人。
③即路易十六的妹妹。
在国民公会,语言的放肆无度是理所当然的。在辩论中,威胁恫吓满天飞,而且相互碰撞,好比是大火中的火星。佩西翁:“罗伯斯比尔,说正题!”罗伯斯比尔:“正题就是你,佩西翁,我这就说,你等着吧。”一个声音喊道:“处死马拉!”马拉说:“马拉死了就再没有巴黎了,巴黎死了就再没有共和国了。”比佑-瓦雷恩站起来说:“我们要……”巴雷尔打断了他:“你的口气像国王……”有一天菲利波说:“有人向我拔出了枪。”奥杜安说:“议长,你叫凶手遵守秩序。”议长说:“等一等。”帕尼说:“议长我请你遵守秩序。”人们哄堂大笑。勒库安特说:“尚德布的本堂神甫状告主教福谢,因为主教不许他结婚。”一个声音说:“我就不明白,既然福谢有情妇,为什么不许别人娶老婆。”另一个声音说:“神甫,娶老婆吧!”观众也参加对话。他们对大会以亲密的“你”相称。有一大,代表吕昂走上讲台,他的屁股这半边比那半边大得多。一位旁听者喊道:“朝右边转过来呀,你不是有大卫式的半边屁股吗①?”人民就是这样随随便便地和国民公会说话。然而有一次,一七九三年四月十一日,在一片嘈杂中,议长下令逮捕了一位阻碍发言的观众。
①吕昂及大卫均为山岳派。大卫的画作中有相当现实主义的裸体画。
有一天——老比奥纳罗蒂是这次会议的见证人——罗伯斯比尔发言,讲了两个小时,有时死盯住丹东——这是很严重的——有时斜眼瞧着丹东——这更糟糕。他用密集的火力猛击丹东,最后气势汹汹地说了许多充满杀气的话:“我知道谁是阴谋家,我知道谁行贿,谁受贿,我知道谁是叛徒。他们就在这个会场上。他们听见我们说话,我们看见他们,我们盯住他们。让他们瞧瞧自己头上吧,那里有法律的利剑;让他们看看自己的良心吧,那里有他们的耻辱。他们得小心点!”罗伯斯比尔说完后,丹东脸朝天花板,眯着眼睛,一支手臂从椅背上垂下,整个身体向后仰,哼哼道:
卡代·鲁塞尔②夸夸其谈
不长的话就叫短诗。
②一七九二年流行于革命军中的民歌。
于是诅咒铺天盖地而来:“阴谋家!”“凶手!”“恶棍!”“捣乱分子!”“温和派!”人们对着布鲁多的胸像相互揭露。斥责、辱骂、挑衅。双方怒目而视,挥舞拳头,露出短枪和匕首。讲台上火光熊熊。有些人慷慨陈词,仿佛背后是断头台。人头起伏摆动,既惊恐又可怖。山岳派、吉伦特派、斐扬派、温和主义派、恐怖主义浪、雅各宾派、科尔德利派;十八位散君教士。
所有这些人都是随风四散的青烟!
(十一)
人们随风摆动。
但这是奇风。
成为国民公会之一员,就是成为大洋中的一个波浪。大人物更是如此。推动力来自上天。国民公会中有一种意志,它是所有人的意志,又不属于任何人。这个意志是一种思想,一种无法驾驭的巨大思想,它在上空的暗处吹动。我们称它为革命。当这个思想经过时,有人被压倒,有人被抬起,有人像泡沫一样被吹走,有人撞到礁石上粉身碎骨。
这个思想知道自己去哪里,而且推着深渊前行。将革命归之于人,就等于将潮汐归之于波浪。
革命是无名氏的行动。你可以说它好或环,这要看你期望的是未来还是过去,但是你必须让做它的人去做。革命似乎是大事件和大人物相互结合而成的共同事业,其实不然,它只是事件的结果。事件在花费,付钱的是人;事件在口授,签名的是人。七月十四日签名的是卡米耶·戴穆兰,八月十日签名的是丹东,九月二日签名的是马拉,九月二十一日签名的是格雷瓜尔,一月二十一日签名的是罗伯斯比尔。然而,戴穆兰、丹东、马拉、格雷瓜尔、罗伯斯比尔不过是记录员。这些巨大卷页的非凡而阴森的撰稿人有一个名字,神,有一个面具,命运。罗伯斯比尔是信仰神的,当然!
革命是内在现象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现象从四面挤压我们,我们称之为必然性。
面对这种令人不解的、错综复杂的善行与痛苦,历史提出了: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无所知者的回答,也是无所不知者的回答。
在这些既蹂躏文明又使之复苏的灾难性关口前,很难对细节作出判断。根据结果来责怪或赞扬人,就好比根据总数来责怪或赞扬数字。该来的一定来,该刮的风一定刮。
这种劲风不会破坏永恒的宁静。真理与公正始终在革命的上方,宛如风暴之上的星空。
(十二)
这就是巨大的国民公会;它好比是人类在四面黑暗的袭击下所维护的营地;它好比是被包围的思想大军在黑夜里发出的火光;它好比是深渊峭壁上一座巨大的精神营地。
历史上没有任何东西能与它相比,它既是议会又是群氓,既是正式选举会议又是十字街头,既是权威机关又是平民大众,既是法庭又是被告。
国民公会始终随风而倒,但这风出自人民之四,它是神的气息。
八十年后的今天,每当国民公会出现在人们脑海中时,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哲学家,都会停下来沉思。这些巨大的影子所到之处不可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
二 幕后的马拉
正如他对西蒙娜·埃弗拉尔所说,在孔雀街会谈的第二天,马拉就来到了国民公会。
国民公会里有一位马拉派侯爵,路易·德·蒙托,他后来赠送国民公会一座顶上有马拉胸像的十进制座钟。
马拉进来时,夏博刚刚走近蒙托,说道:
“前贵族……”
蒙托抬起眼睛:
“为什么叫我前贵族?”
“因为你就是前贵族。”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