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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2页）

“拳头”不仅来自村支部。吴举例说，上级有关部门希望村里能低价出让若干亩土地，他知道村民代表大会肯定不会通过，可是又怕开罪有关部门影响了村委会与有关部门的关系。在寮东这个城市化的城中村里，没有“有关部门”这个称谓很古怪的权力机构的支持，想干好工作，无异于天方夜谭。

2002年3月的一天，吴辞去了村委会主任一职，回到他种满广玉兰的庭院，躲进有600平方米的两栋小楼里，辟出一个书房，开始了一杯茗茶一支烟的学法岁月。他已考取基层法律工作者证书，结束了浙江大学法学院在温州教学点的学习。可，此时的吴锡铭也不复是往日的吴锡铭。作为一个中国乡村民主中的风云人物，他已是一个见过大世面的人。

此前的2001年10月15日，北京大学法学院召开了“中国选举制度改革理论讨论会”。与会的有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全国人###工委的官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著名院校的法学教授。吴锡铭作为一个异类，新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后全国首例罢免村官案的倡导者，“水心村罢免案”等一系列罢免案的幕后策划人，被邀请出席。应讨论会主持人、北京大学法学院议会与人大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全国人大秘书组组长蔡定剑博士的约请，吴锡铭撰写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立法解释建议稿（初稿）》，共10章48条，约2万字。讨论会上，农民气息未脱的吴，就他起草的初稿作了20分钟的发言，专家们将他们的赞誉和掌声，毫不吝啬地送给了这个中年农民。

当晚，吴应清华大学法学院的邀请，走进了这所名校的明理楼模拟法庭，没有任何讲稿，也没有人们想象中的农民式的忐忑，他用并不地道的温州普通话，以“村民自治组织的发展与创新”为题，为法学院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作了一场学术报告。之后，学生们开始提问，面临尖锐的问题，吴就像回答寮东村民的提问一样，用他农民式的理论，爽亮地一一作答。掌声中，报告会被拖延40分钟，竟而在主持人的干预下谢幕。

与理论界的切磋，激发了吴进一步挖掘中国农民问题根源的理论兴趣。他的家中，经常有记者、理论界人士的到访。这加剧了他对矛盾重重错综复杂的寮东村政的疏远，“青春已付忙乱中，知非勤读时未晚”，书房墙上那幅自撰的楹联，抒发了吴意兴阑珊的政治心绪。

3个月后的6月26日，吴在不期然中，再度被海选为村委会主任。12日前，他在村委会主任候选人海选中，又一次被村民推上候选人的位置，但他再也没有三年前的兴致。他向热衷他当选的村民表###志，冀望他们还他难得的宁静。

是日下午3时许，一个骤然响起的电话，告知他蝉联村委会主任的消息。劝说之下，吴被矛盾和无奈的心情牵引着，走到一里路外的竞选现场，走程序，发表“就职演说”。20分钟的就职演说，虽然热闹非凡，可此刻的情境，远非三年前那么畅达。是次选举中，村委会成员候选人共有5名，可是，除他一个人通过法定票数外，余者都被选票后面的民意所抛弃。依法律规定，村委会组成人员不得少于三人，否则就不能行使集体权。面对一个残缺的“内阁”，他发现自己原来并非无所不能。

2002年夏天，人民日报社记者崔士鑫去寮东村采访，吴锡铭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掏出始终带着的自己的几件“护身符”：村委会组织法、党章、土地管理法、当选证书，甚至还有他当选村主任的投票统计结果。

两年多过去了，他早没有了往日的天真，不再相信护身符的法力。没能组建一个完整的“内阁”，他不再去村委会上班。他的兴趣发生了很大转移，一边为水心村等外地村庄搞起了民主策划，一边从法治途径研究中国三农问题的突围。2005年春节前，我在吴家，看到浙江北部两个邀请他指导罢免村委会主任的客人。

一个民选村官就这样放弃了村民对他的信任，选择了高不可攀的学术研究之路，他在乡村民主之路中的正面意义，也大为缩减。

反戈一击

2002年春节前的腊月二十八，得到减刑的黄祝华被浙江省第六监狱提前释放。过完年37岁的黄，在春节后走上了反戈一击的道路，接手村民们未竟的官司，并最终使得潘义汉踏上了通往监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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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监狱的门敞开着（10）

2000年6月12日，黄祝华还在蹲监，十个村民代表在吴锡铭的策划下告起了寮东村委会。事情的缘起，依旧是1994年的征用土地。1997年，瓯海区土地局批准返还亩用地，同意57户农民使用该村耕地建房70套，每套占地面积43平方米，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得到规划局的许可后，村委会建房7200余平方米。次年秋，时任村委会主任的潘义汉和一个村支部副书记，以寮东村委会的名义，同承包商签署了一份协议，将该地面上的建房交由他们组织施工，且将2800平方米的房屋以14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承包商。当年11月，寮东村委会先后三次收取承包商给予的100万元。次年下半年，承包商陆续将房屋的部分套房和店面卖掉了。

村民们去找承包商，跟他们讨还自己的房子和店面。承包商一脸不高兴地说，我们是有协议的，你要房子，找村委会好了。

这时候，曾代表村委会签字盖章的潘义汉已成在野人士，且被开除了中###籍。十个村民代表把村委会和承包商告上了法庭，声称被告无权侵占他们的亩安置房用地的指标和使用权，村委会和承包商签署的协议无效，安置房应该由57户村民按照成本价买回。

一个季度过去了，十个村民代表等来了温州市中级法院的民事裁定书。中级法院认为，村民们的诉请的纠纷，实质上是土地使用权争议，应该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了的由人民政府裁决。

接着，十个村民代表上诉到浙江省高级法院。他们的希望落空了。2001春天，高级法院维持了中级法院的裁定。

村民们再次拿出他们的“生化武器”——上访。

梧田镇政府派员找承包商，希望他们和村民协商解决。据称，承包商在电话中跟一个镇领导强调，他们为了这项工程光送礼就花销了一大笔，本来利润就不大，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了。

2001年冬天，镇政府下发了一个解决安置房和土地纠纷的文件，编号110号的文件决定按“每亩征地”返回60平方米的安置政策进行安置，其余平方米归村委会处置。

村民们当然不干。平息一年有余的“上访村”继续上访。可是，缺乏领军人物的上访很快就偃旗息鼓了。

黄祝华的提前释放，改变了僵持不下的局面。

2002年春天，吴锡铭把案卷送到浙江省法学会，咨询的结果是一张法律意见书，结论让有的人心惊肉跳：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这是刑事犯罪，需要公安侦察、检察院公诉、法院审判。

夏天，黄祝华先是去瓯海区政府，希望通过行政复议撤销梧田镇政府的“110号文”，而后去瓯海区公安分局，集体控告寮东村委会和承包商非法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