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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部分(第1页)

情,看得不算少,做作得再出色,也瞒不过我这双阅尽沦桑的眼的。蒋经国待人接物就那么自然,具有使人易于亲近的魅力,如果是做戏,真是做得太出神入化了。

回航中,他大概很累了,也许当晚还有别的需要他耗费精力的工作,他在机舱尾部,拉了几只降落伞拚在一起,倒身便睡下。

他在我们众人之前,在放在地上的降落伞上面呼呼入睡。

飞机在夕阳下似乎也很倦乏的慢吞吞飞向台北。

我颇欣赏这位躺在眼前的人,他并未顾忌这样似乎失去尊严(同机尚有他的部属,以及第一次谋面的我们访问团中好多位),也不觉得这是失礼,态度任意自如,习惯纯熟。”'2'

对长辈的谦恭,对师友的尊敬,在他身上,处处找到中国传统旧礼教的光辉,这一点,应归功于蒋先生庭训的贡献。

和亲属相处,或朋友间的来往,一般认为,北极熊的影响,对他的性格,产生不少反面的作用,如多疑多变,反复无常等等。

艾伦·怀丁教授,就这样批评他说:

“他从不信任别人,别人也不信任他。他的同燎们说:‘他太需要朋友了。’他不算是个现代人,他需要教育和吸收新知,在他周围是个小集团,但包围这位‘王子’的人们常在改变。很少有人永远和他接近。他个人的遭遇经历,几十年的斗争,形成他今天的思想和行为。”'4'

到一九七二年,他做行政院长以前,他的干部圈圈的确非常狭窄。江西时代,以留苏同学为主,南京、合湾时代,以青干班、中央干校的学生为核心。这些人的共同特色,对他忠诚,想法比较一致,排他性强。缺点: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他们的知识领域都非常狭窄。才气纵横、性格飘逸如叶公超之流的人物,于是很不易在经国周围出现。

很多和他极亲密的战友,昙花一现,消声匿迹,如:

他苏联时代的同学高理文,一九三七年,陪他在奉化念过书(业师徐道邻),上海经济管制,担任主任秘书。到台湾后,栖身中央信托局,弄个顾问闲差,长此退而不休。

做过空军学校校长的胡伟克将军,五十年代初期,官拜总政治部少将副主任,一度任政工干校校长,半年工夫,为王永树取代。这位曾经风云一时的空军将领,风度、气质,均属上乘,但深受经国忌嫉。摘去纱帽后,一蹶不振。一十年前,抑郁而终。

曾任军统局处长,也是莫斯科回来的王新衡,以朋友身的,做他的入幕之宾。为时甚久。六十年代后期,不知何故至受到冷落。

不过,和衣复恩比起来,上述诸人,就幸运得多。衣复恩忘了“侍君如侍虎”的道理,经国一怒,换来五载铁窗生活的代价。对待部属,蒋先生那种温情主义,他极不以为然。

唯一和他保持永恒友谊的,是不久前去世的魏景蒙,魏和他的关系,非常微妙:朋友、客卿,部下兼而有之。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蒋先生归天,魏可能是少数中的少数接到官邸通知的一位。魏在汉城,有人问他,究竟和副院长是什么样的关系?魏说:“‘我是经国先生的大茶壶,随时听其差遣。”'5'

近年,经国的“智多星”数元老重臣黄少谷,大小事问计于这位年过八十的司法院长,不时屈驾黄府,移樽就教。黄老成持重,忠心耿耿,故深为经国器重。

蒋先生时代的老人,经国上台,纷纷失势,难怪那位当过联勤总司令的黄仁霖,感慨系之。引用历史先例“前皇亲信的老臣,永难为后之来者所容忍”,以自慰。

经国接班,提出“大有为政府”,起用“肯年才俊”,和他既往几十年的用人传统,初度告别。吸收了不少技术官僚,如李国鼎、陶声洋、孙运璇、蒋彦士、李登辉等;政治新血,如钱复、关中、魏镛、魏萼、宋楚瑜、王唯农、周应龙等,积极推动党政方面的新陈代谢,加速知识的,专业化的官僚体系。这项努力,与他近几年的成就,相辅相成是的不开的。

蒋先生在世,个人崇拜运动,发展至巅峰。经国带头领导,不遗余力,他自己上台,部属跃跃欲试,尤以王升最卖力,冠以“三平”四家的桂冠。但是经国自己,却不以为然,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日就总统职,当日下午,召见主管宣传的负责人,指示下列三点:

“第一,今后不希望再有‘蒋经国时代’这一类名词出现在报纸杂志之上。他认为今天是一个民主时代,不应再有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如果真有‘时代’的话,只有群众的时代,而没有个人的时代。

第二,今后不希望称呼他为‘领袖’。他认为国民党只有两位领袖,一是孙中山先生,一是已故的蒋介石总裁。除了他们两人之外,没有人可以再被称为领袖,他个人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员,一个普通的国民,只愿以党员与国民的身分,与全体同志及全国同胞一起,共同奋斗。

第三,今后不希望有‘万岁’的口号出现。他认为只有国家民族的万岁,只有三民主义及国民党的万岁,没有个人的万岁。’,'6'

假使没有这道命令,“万岁”、“语录”,马上就会铺天盖地而来,和蒋先生生前,还有何区别!

这些,我们都归类为经国的进步面,与他父亲时代,划出了明显的界限。

一般说,他是他父亲的孝子。如果,你读过他的《守父灵一月记》,任何人都会得到这个印象,而事实也确是如此。蒋先生在世,凡事秉承老人的意志,从不愈越,父亲去世,照遗嘱办事,奉为圭皋。

背上背着父亲遗留下的大包袱,以致缩手缩脚,很多可以轻而易举扭转国民党形象的事,却可为而不为,譬如:

“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将军,蒋先生食言,从一九三七年,软禁到现在,几逾半个世纪。张已八十老翁,释放后,任由其鹏程万里,会对国府甚至台局,有何影响?但其正面意义,和对历史的交代,那就无法估量。

经国有胆识,尽可昭告天下,或悄悄然送他到美国或去大陆,父亲的过失,儿子去补救过来,何等光明磊落!

一度同意李敖出境,等到办护照的阶段,突然,出尔反尔,收回成命。当局的顾虑,谅系怕纵虎归山,担忧李在国外与当局为敌。可是,被禁足的李敖,他在台湾所能发挥的破坏作用,会低于国外吗?

共产党人有句话:“我们这个党就是靠人家骂出来的,谁要骂就骂吧!”说的固是事实,在他的管辖下面,又另当别论。可是反过来说,靠骂,骂不垮国民党政权的,何不大方就干脆大方到底?人各有志,要走请便。

一九七五年,北京释俘,经国如果有雅量,应全部接纳,欢迎赴台,予以优厚安置,俾向海内外表示一种负责的态度和对人性尊严的重视,而不该以“共匪统战”为借口,拒人于千里之外。

过去患难与共的旧袍泽,没有功劳有苦劳,不幸兵败被执,究非投降起义可比,他们愿意来归,表示人心不死,威武不屈。反目以待,与情、与理、与法都说不过去,引此为鉴,谁敢再为国府效劳呢?

留大陆的前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子弟,当局一律禁止出境,纯粹是一种小气的报复主义。反观海峡彼岸,反共如卜少夫,乃弟无名氏,申请赴港,他们并未故意刁难,相形之下,论胸襟气度,实差之远甚。

北京提议“三通”,认真实行起来,对中共不一定有利,台北尽可通过慎密设计,作出有利反应,愿意回去团聚的,自由出境;赴大陆旅游,提供方便;书报电影,相互交流。这样做,对当年追随国民党到台湾的军民,诚诚恳恳,坦白交代。宅心忠厚,大公无私,国际观瞻上,台湾重视人道主义,处事通情达理,形象自然大变。

国府说:“这下正中了中共统战的阴谋。”“统战”又何惧之有?台湾今天大有条件,和中共你来我往,改畏战为迎战,的弱势为强势,人家就不会这么轻估你了。无奈,此种驼鸟式的心理,在台湾中上层干部里,特别普遍,始终处处退缩,无法抬头挺胸,正视现实。

蒋先生去世以来,党内顽固的旧臣元老,先后被逐出党决策阶层,经国正可为所欲为,发挥意志毅力.写下他生命史上最后的一章。

然而,受格局、才具的限制,石破天惊,殊少可能,小恩小惠,无补时艰。

一位历史学教授,期望国民党转变为国会政党,他说:“此时,国民党大胜之际,开放党禁,国民党当可站在与日本的自民党一样的地位。如此,国家的政治情势不致因为开放党禁而受损;反之,有了若干新政党,分别代表台湾多元化社会的各种成的,两极化的现象可转变为多角的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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