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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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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样严重情势的因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有内在的,也有外在的。外在的压力,是中共的控制地区,日益扩大,到这年的六月三十日为止,解放军已经控制了二百三十五万平万公里的土地,占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超过一亿六千八百万。国库收入(田赋)锐减,但军费相反地直线上升。赤字成为天文数字。

国府更大的困扰,每失一地,即产生成千成万的难民,即这些人内心里拥护国民党,恐惧中共的“解放”、“翻身”。据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的统计,此项无家可归的难民人数,共达两千万之巨。政府无法坐视,需予人道救济,因而益增财政上的沉重负荷。

“无粮不聚兵”,早是支援战争的先决条件。但是,中国在战争中,已长期失去生息喘气的机会,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五年,从事剿共战争,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对日抗战。国共内战,又持续数载,民穷财尽,筋疲力竭。

美援是当时南京政府的唯一希望,而美援却不是那么说来即来。华盛顿夹带着附带条件,那就是:国民党先要自助,着手政治革新,推行民主运动,才肯慷慨解囊。

华盛顿的观点,并不全错,但也不全对,它不能用施舍的态度,无条件地送钱送枪送炮,希望每一分钱花下去,有一的钱的功效。然而,客观事实是,国民党已经病入膏育,再猛的药物针剂,短期间,亦无法使它恢复健康,进而生机勃勃。

至于陈伯达所说的“四大豪门”等等,和真实情况,并不全部符合。

谁当财政部长,谁也没有办法,唯有“凭了印刷机,把法币象洪水似的天天泛滥出来”,应付急需。其后果是“一方面冲淡了人民原有币值的购买力,一方面更以最强大的购买者资格,把都市的与农村的物资囊括而去,生活物价飞涨,币值日降。” '5'

渐渐地,灵符失灵,“举国已成法币世界,都市大宗买卖早用黄金美钞计算,农村社会普遍以粮食作价格标准,偏僻地区又已恢复银元往来,物物交换风行各处。”法币在人民心目中,“失去价值尺度的机能,失去流通手段的机能,失去支付手段的机能,失去贮藏手段的机能。”'6'换句话说,国府的财政经济和军事一样,面临崩溃的边缘。

法币既陷在解体的过程中,改革乃变为官民上下一致的呼声,甚至“改得好,当然要改,改不好也要改。一次改不好,可以再改,多少让人民能够喘一口气来。”'7'

改革早在酝酿,下决心见诸行动,却等到一九四八年的八月。

七月下旬,蒋在莫干山,召集他的高级经济幕僚,频频举行会议,京沪报纸盛传,币改如箭在弦。七月的最后一天,蒋突飞上海,在沪举行会议。八月十三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离京前往牯岭,晤蒋会谈,于是订名为经济紧急处分方案的新政策,始拍板定案。

八月十八日,蒋下山返京。第二天,明令公布币改内容。第三天,蒋、翁(文灏)联合招待民意代表及京沪银、钱业,同日宣布政院下设经济管制委员会。二十一日,发表俞鸿钧和蒋经国的新任命。行动迅速和敏捷,显示政府的决心,非打赢这一仗不可。'8'

方案的条文甚多,归纳起来,不外下列四大项目:(1)自八月十九日起,以金圆为本位币,十足准备发行金圆券,限期(十月二十日前)收兑己发行的法币及东北流通券。(2)限期收兑人民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币与外汇,于九月三十日前,兑换金圆券(其后又将限期延至十月三十一日),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持有者严办。(3)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外国的外汇资产,违者制裁。(4)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及国际开支。

紧急处分令,系总统根据宪法临时条款所授的权限,即西方所谓的Mandate,无需经过立法院的立法程序,和美国参议院在东京湾事件后通过的越战授权相同。

南京不惜孤注一掷的决心,从八月二十日《中央日报》的一篇社论可以看出来。文章说:

“社会改革,就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抑制少数人的特权。我们切盼政府以坚毅的努力,制止少数人以过去借国库发行,以为囤积来博取暴利的手段,向金圆券头上打算,要知道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

把这个割盲肠的重任交给经国,任上海经济督导员。蒋先生实在没有别的王牌可打,只有太子于满朝文武中,赤胆忠心。而经国自己也颇具自信,咸认“认真实行”,即能“扑灭奸商污吏,肃清腐恶势力,贯彻新经济政策。”'9'

经国的信心,来自他的潜意识,列宁十月革命以后的困难,不就被布尔什维克的同志们消灭了吗?他很自负地说:“假使将这个政策看做是一种社会革命运动的话,同时又用革命的手段来贯彻这一政策的话,那么,这一政策,我相信一定能达到成功。”'10'

然而,民间舆论,却向他大泼冷水。

上海出版的《经济周报》,带着严重的失望,在社沦中写着:

“不知是故意还是无知,政府的经济措施,却始终认为:无中可以生有,对人民始终没有放弃玩弄那一套无中生有的把戏。”'11'

香港出版的《远东经济评论》断言:“这是临时的镇静剂,可以缓和经济的贫血症,却不会有长久的功效。”接着说:“中国的一般情势是绝望的,蒋和翁的申明,已不再隐匿其严重性。”'12'

美国出版的《华盛顿邮报》更有直率的评论:

“由于内战关系,军队的人数日增,任何方式的币制改革,在此时提出,都将注定失败的命运。而且,除了内战以外,其它足以使这个改革能成功的条件,亦不具备。这些条件是:强有力的政府,有平衡的预算,健全的赋税制度,现在我们所能寄于希望的,莫过于此新出的金圆券,勉可通行一时。

负责拟订这个改革方案的是发明四角号码的王云五财长。据王乐观估计,币改后,政府的总支出,约为三十六亿金圆券,税收在按战前标准调整以后,可得二十五亿,赤字仅及十亿。弥补的办法,可以靠出售国营事业(棉纺厂公债),美援物资,以及增加侨汇。”'13'

经济学家,则大不以为然,“税率按战前标准调整后,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真正征得到手的(两个月是一个很乐观的估计);但支出却不能等待,假使在调整税收所需期间,物价继续增加,开支的数目也必与物价等比增加,一切岂不都成泡影?”'14'

国营事业,经过官营的结果,早是烫手的蕃薯,民间收买的兴趣,微乎又微。而出卖公债的可能性更小,升斗小民,公教人员,有心无力,大商贾对飘摇毋定的局势,缺乏信心,有力无心。

侨汇的增加,有其一定的幅度,无外力可使;而且,统计数字显示的结果,一丸四八年较一九四七年,更为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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