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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1页)

小说的本质是叙事,因事而写人,因事而抒情。让人活在故事里,此一优势,在电影电视没有出现之前,则非小说莫属。在古代,小说另有一个副名,称为传奇。我认为这副名甚好,称小说为史诗,是其精神气象;称为传奇,是其不二之选的功能。

人是有好奇心的,曲折奇特的故事,恰好能满足人的好奇心,我想这也应该是小说存在的理由,亦是长盛不衰的原因。由此可以说,讲故事是一个小说家必备的素质。

近年来,随着文学的边缘化,小说的读者也在大量减少。一方面,是电视剧的冲击;另一方面,亦是因为一些小说的故事讲得不好,不能引人入胜。电视剧之所以能夺走小说的读者,其重要原因之一,也在于电视剧是戏剧与小说的结合,永远把好看的故事放在第一位。

我常常困惑,为什么现在的小说家,讲故事的功能正在萎缩呢?想来想去,这大约还是小说家太聪明的缘故。既然小说是讲故事的,我们何不突破这藩篱?让小说来表现观念,表现人物,甚或表现一些抽象的东西?如此一来,便花样翻新,各自追求一些最时髦的东西。此一情势一旦成为主流,传统的小说观念便会像“瘟疫”一样,让小说家们避之唯恐不及。说来说去,这还是人的强烈表现欲的体现。小说家们把充沛的才情用于思辨能力,对讲故事的追求,反倒觉得不重要了。

尽管这样,我依然觉得,小说要想生存,要想从电视剧中抢回观众,首先还是要有曲折动人的故事。不但是传奇,更应该是史诗,这应该是中国小说的正脉。

对话熊召政

寻找文化的大气象

李从云  熊召政

李从云(以下简称李):在《张居正》问世以前,您以诗人著名,您是如何完成从诗人到小说家的身份转换的?

熊召政(以下简称熊):我最初的确是以诗走上文坛的,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的长诗《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获全国首届中青年新诗奖,由于这首诗对当时诗坛的冲击力很大,一下子把我从比较摇摆的文学样式的选择推向诗坛,甚至一进来以后,就没有办法谢幕。在此之前,我总是在小说、诗、报告文学之间摇摆,因为我内心深处很喜欢小说。我总是在摇摆过程中想把这几首诗写完了,再不写了,来进行小说结构。可是,心中也有许多无法止息的诗歌冲动,加上许多刊物的约稿,因此,从获奖以后,我在诗歌创作道路上走了将近十年。现在回头来看,这十年是我小说创作必不可少的准备。一个诗人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是火一样的激情。一个小说家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是冷静的思考与分析,是同生活、同社会保持着思想上的联系,而在审美的角度上,截取生活方面,又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是小说家与诗人不同的一点。但因为我做了十年的诗歌的准备,所以我一动笔写小说的时候,立刻就有火一样燃烧的激情在涌动。到这时我才感觉到,激情不仅是诗人的生命,也是文学的生命。因此,这十年诗歌创作的实践,让我始终保持着一种比较饱满的精神状态。如果一个小说家过于冷峻、过于理智,那他的作品往往缺乏一种鼓舞人的、吸引人的大气磅礴的东西,所以,我说史诗性的作品,是理智与激情结合的产物,两者不可偏废。

熊召政(3)

李:《张居正》给文坛带来了新的冲击波,但多少有点横空出世的感觉,因为读者对您的小说创作了解并不多,请简单描述一下您的小说创作历程。

熊:在《张居正》之前,我在1989年出版过一部长篇小说《酒色财气》,今天来看这部小说,非常单纯和幼稚。幼稚的主要原因,一个是没有与生活保持距离,没有距离感,导致我为现实生活所牵制,没有办法对生活进行浓缩和提炼。《酒色财气》是对当时生活的克隆,而不是塑造。但是它是我从诗人到小说家之间的一座桥梁。在这期间,我还写了很多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今天来看,依然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也闪现出一种文学上的灵气,但构思方式是诗的,而非小说的,总让人感到它们是一个小品似的东西。从1985年到1989年,我集中发表了六七个中篇、一二十个短篇,这些作品连我自己都遗忘了,它们只是我小说创作的练习本。1989年以后我既停止了小说,也停止了诗,整个儿停止了我的文学创作。

从那以后,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来研究历史,重新阅读作品。在这一阶段,我用一种方式来保持与文学的联系,那就是写散文。散文是小说和诗的中间部分,我用它记录了很多精神上的思考,你从中会发现我的人生转型:从一个热血青年变成一个偏重于思考的人。我开始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观察我们的时代,然后回溯到过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释、道三家进行了研究、分析。

李:的确,从散文集《千寻之旅》中可以发现您的心路历程。您在散文《朗吟飞过洞庭去》中说:“很长的时间里,我也一直摆脱不了‘忧’字的困惑,直到现在,它仍是我一触即痛的心理情绪。虽然,我用了整整四年的工夫,把自己的儒家人格改变成释家人格,每年挤出时间来进行佛教旅游,只要一有空就焚香诵经,把搁在心中的一个‘忧’字换成一个‘寂’字。但是,一来到岳阳楼这样特定的地方,仍免不了当一回忧国忧民的泫然之士。”您这样一种矛盾人格在张居正这一人物形象身上有所体现吗?

熊:我喜欢他就是因为他有两重人格:儒家人格和佛家人格。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从来都是按照儒家人格来塑造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观,“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这些在张居正身上表现为富国强兵的理想。他说只要能实现理想,“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垢秽之,吾无间焉”,这正是释迦牟尼成佛的方式。这在有关文献和他的书信中有记载。他所说的“万箭攒体,不足畏也”引起我的思考,是我在九华山上拜佛的时候。地藏菩萨是普度众生之人,他的一个誓言使我想起张居正:“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只要地狱里面还有一个魔鬼,我就不能成佛,我要拯救他;只有所有的众生都到极乐世界,才证明我的大乘佛教是救世的。所以我说没有慈悲为怀这样一种心胸,是没有办法当救世主的,也没有办法当伟大杰出的政治家。张居正的墓园重修以后,我题诗道:“大悲心不灭,方为楚狂人。”楚狂人的前提是要永远怀有大悲之心。英雄救世,菩萨救心,你想当一个政治家,既要救世,又要救心。

李:您在小说中塑造了两个狂人形象,一个是张居正,另一个是何心隐。何心隐代表的是一种什么类型?何心隐说张居正代表的是官心,自己代表的是道心,如果张居正既要救世又要救心,他们之间的矛盾说明了什么?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熊召政(4)

熊: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这牵涉到文化的归宿感。两个人都是狂人,但为什么水火不容?张居正是要建立一个世界的秩序,是立;何心隐是在毁坏一个世界的秩序,是破。张居正有很多破的东西,但他是为了立,何心隐立了很多东西,但他是为了破。道一定要把它纳入秩序的范畴,这是政治家的任务。这就是官心与道心不能兼容的地方。譬之于佛教,张居正属于大乘佛教,何心隐则属于小乘佛教。何心隐自称为圣人,但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对圣人是有一个客观标准的,那就是你对人类建设了什么东西,而不是毁灭了什么东西。但对这两个人物,我丝毫没有褒谁贬谁。

李:我一直很想探究一个问题,那就是您是如何把文化这种抽象的东西转化为小说艺术的,您刚才所说的小乘与大乘的关系,就很明白地揭示了您在人物塑造上的匠心。

熊:每个人物的构思、定位都代表了一种哲学观念,代表了一种文化。大乘着重利他,小乘着重自己解脱,一个是普度众生,一个是度我自己,二者是利他与利我的关系。我把这个思想灌注到人物身上去,使人物活起来。作为一个小说家,我关心的是他有没有把思想作为整个故事的依托,为什么你读有的小说也会觉得好看,但读完了就不愿再读第二遍,原因在于它只有故事。就是说这样的小说尽管有皮、骨头、肉,血液也在流,可是你看不到它的灵魂,看不到它的神经系统,我就是要恢复人物的神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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