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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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本质是叙事，因事而写人，因事而抒情。让人活在故事里，此一优势，在电影电视没有出现之前，则非小说莫属。在古代，小说另有一个副名，称为传奇。我认为这副名甚好，称小说为史诗，是其精神气象；称为传奇，是其不二之选的功能。

人是有好奇心的，曲折奇特的故事，恰好能满足人的好奇心，我想这也应该是小说存在的理由，亦是长盛不衰的原因。由此可以说，讲故事是一个小说家必备的素质。

近年来，随着文学的边缘化，小说的读者也在大量减少。一方面，是电视剧的冲击；另一方面，亦是因为一些小说的故事讲得不好，不能引人入胜。电视剧之所以能夺走小说的读者，其重要原因之一，也在于电视剧是戏剧与小说的结合，永远把好看的故事放在第一位。

我常常困惑，为什么现在的小说家，讲故事的功能正在萎缩呢？想来想去，这大约还是小说家太聪明的缘故。既然小说是讲故事的，我们何不突破这藩篱？让小说来表现观念，表现人物，甚或表现一些抽象的东西？如此一来，便花样翻新，各自追求一些最时髦的东西。此一情势一旦成为主流，传统的小说观念便会像“瘟疫”一样，让小说家们避之唯恐不及。说来说去，这还是人的强烈表现欲的体现。小说家们把充沛的才情用于思辨能力，对讲故事的追求，反倒觉得不重要了。

尽管这样，我依然觉得，小说要想生存，要想从电视剧中抢回观众，首先还是要有曲折动人的故事。不但是传奇，更应该是史诗，这应该是中国小说的正脉。

对话熊召政

寻找文化的大气象

李从云　　熊召政

李从云（以下简称李）：在《张居正》问世以前，您以诗人著名，您是如何完成从诗人到小说家的身份转换的？

熊召政（以下简称熊）：我最初的确是以诗走上文坛的，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的长诗《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获全国首届中青年新诗奖，由于这首诗对当时诗坛的冲击力很大，一下子把我从比较摇摆的文学样式的选择推向诗坛，甚至一进来以后，就没有办法谢幕。在此之前，我总是在小说、诗、报告文学之间摇摆，因为我内心深处很喜欢小说。我总是在摇摆过程中想把这几首诗写完了，再不写了，来进行小说结构。可是，心中也有许多无法止息的诗歌冲动，加上许多刊物的约稿，因此，从获奖以后，我在诗歌创作道路上走了将近十年。现在回头来看，这十年是我小说创作必不可少的准备。一个诗人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是火一样的激情。一个小说家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是冷静的思考与分析，是同生活、同社会保持着思想上的联系，而在审美的角度上，截取生活方面，又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是小说家与诗人不同的一点。但因为我做了十年的诗歌的准备，所以我一动笔写小说的时候，立刻就有火一样燃烧的激情在涌动。到这时我才感觉到，激情不仅是诗人的生命，也是文学的生命。因此，这十年诗歌创作的实践，让我始终保持着一种比较饱满的精神状态。如果一个小说家过于冷峻、过于理智，那他的作品往往缺乏一种鼓舞人的、吸引人的大气磅礴的东西，所以，我说史诗性的作品，是理智与激情结合的产物，两者不可偏废。

熊召政（3）

李：《张居正》给文坛带来了新的冲击波，但多少有点横空出世的感觉，因为读者对您的小说创作了解并不多，请简单描述一下您的小说创作历程。

熊：在《张居正》之前，我在1989年出版过一部长篇小说《酒色财气》，今天来看这部小说，非常单纯和幼稚。幼稚的主要原因，一个是没有与生活保持距离，没有距离感，导致我为现实生活所牵制，没有办法对生活进行浓缩和提炼。《酒色财气》是对当时生活的克隆，而不是塑造。但是它是我从诗人到小说家之间的一座桥梁。在这期间，我还写了很多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今天来看，依然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也闪现出一种文学上的灵气，但构思方式是诗的，而非小说的，总让人感到它们是一个小品似的东西。从1985年到1989年，我集中发表了六七个中篇、一二十个短篇，这些作品连我自己都遗忘了，它们只是我小说创作的练习本。1989年以后我既停止了小说，也停止了诗，整个儿停止了我的文学创作。

从那以后，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来研究历史，重新阅读作品。在这一阶段，我用一种方式来保持与文学的联系，那就是写散文。散文是小说和诗的中间部分，我用它记录了很多精神上的思考，你从中会发现我的人生转型：从一个热血青年变成一个偏重于思考的人。我开始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观察我们的时代，然后回溯到过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释、道三家进行了研究、分析。

李：的确，从散文集《千寻之旅》中可以发现您的心路历程。您在散文《朗吟飞过洞庭去》中说：“很长的时间里，我也一直摆脱不了‘忧’字的困惑，直到现在，它仍是我一触即痛的心理情绪。虽然，我用了整整四年的工夫，把自己的儒家人格改变成释家人格，每年挤出时间来进行佛教旅游，只要一有空就焚香诵经，把搁在心中的一个‘忧’字换成一个‘寂’字。但是，一来到岳阳楼这样特定的地方，仍免不了当一回忧国忧民的泫然之士。”您这样一种矛盾人格在张居正这一人物形象身上有所体现吗？

熊：我喜欢他就是因为他有两重人格：儒家人格和佛家人格。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从来都是按照儒家人格来塑造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观，“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这些在张居正身上表现为富国强兵的理想。他说只要能实现理想，“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垢秽之，吾无间焉”，这正是释迦牟尼成佛的方式。这在有关文献和他的书信中有记载。他所说的“万箭攒体，不足畏也”引起我的思考，是我在九华山上拜佛的时候。地藏菩萨是普度众生之人，他的一个誓言使我想起张居正：“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只要地狱里面还有一个魔鬼，我就不能成佛，我要拯救他；只有所有的众生都到极乐世界，才证明我的大乘佛教是救世的。所以我说没有慈悲为怀这样一种心胸，是没有办法当救世主的，也没有办法当伟大杰出的政治家。张居正的墓园重修以后，我题诗道：“大悲心不灭，方为楚狂人。”楚狂人的前提是要永远怀有大悲之心。英雄救世，菩萨救心，你想当一个政治家，既要救世，又要救心。

李：您在小说中塑造了两个狂人形象，一个是张居正，另一个是何心隐。何心隐代表的是一种什么类型？何心隐说张居正代表的是官心，自己代表的是道心，如果张居正既要救世又要救心，他们之间的矛盾说明了什么？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熊召政（4）

熊：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这牵涉到文化的归宿感。两个人都是狂人，但为什么水火不容？张居正是要建立一个世界的秩序，是立；何心隐是在毁坏一个世界的秩序，是破。张居正有很多破的东西，但他是为了立，何心隐立了很多东西，但他是为了破。道一定要把它纳入秩序的范畴，这是政治家的任务。这就是官心与道心不能兼容的地方。譬之于佛教，张居正属于大乘佛教，何心隐则属于小乘佛教。何心隐自称为圣人，但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对圣人是有一个客观标准的，那就是你对人类建设了什么东西，而不是毁灭了什么东西。但对这两个人物，我丝毫没有褒谁贬谁。

李：我一直很想探究一个问题，那就是您是如何把文化这种抽象的东西转化为小说艺术的，您刚才所说的小乘与大乘的关系，就很明白地揭示了您在人物塑造上的匠心。

熊：每个人物的构思、定位都代表了一种哲学观念，代表了一种文化。大乘着重利他，小乘着重自己解脱，一个是普度众生，一个是度我自己，二者是利他与利我的关系。我把这个思想灌注到人物身上去，使人物活起来。作为一个小说家，我关心的是他有没有把思想作为整个故事的依托，为什么你读有的小说也会觉得好看，但读完了就不愿再读第二遍，原因在于它只有故事。就是说这样的小说尽管有皮、骨头、肉，血液也在流，可是你看不到它的灵魂，看不到它的神经系统，我就是要恢复人物的神经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