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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重镇长沙

今日长沙天心阁

湘江

爱晚亭

长沙是一座富有历史意义的古城。几千年来饱经沧桑，历尽忧患，但始终坚如磐石，屹立于湘水麓山之畔。关于它有丰富的文献记载，有珍贵的古物遗迹，有动人的历史传说，有优美的诗歌文赋。

根据考古工作者的发掘，在公元前约4000——3000年，这里已有原始人群的火坑和原始村落的遗址。实物资料证明，远古时期，先民们就在这里生息、繁衍、开拓。相传虞舜时期，长沙属三苗之国，夏、商、周均属荆州之域。

据史籍记载，长沙地名最早见于《逸周书·王会篇》。周成王时，各地献方物，内有“长沙鳖”的记载。关于“长沙”这一名称如何而来，史家历来有分歧。《十洲记》：南郡有万里沙祠，自湘川至东莱，地可万里，故曰长沙；《郡国志》有“炎帝神农氏葬于长沙”之说；《史记·天官》认为长沙得名于天上轸宿中一颗名为“长沙”的小星。凡此说法种种，不一而足。

长沙在中国古代历史活动中的出现也是比较早的。

春秋时期，荆州这块土地上兴起了楚国。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划天下为36郡。将长沙及其周围地区的一些县设为长沙郡，治所定名为“湘县”，即后来的长沙县、善化县等地方。这是长沙正式列入地方行政系统之始。秦二世暴政而亡，西汉代之而立。高祖刘邦以番阳令吴芮平秦有功，封为长沙王，将湘县改为临湘县，于是长沙成为一个诸侯王国的都城。此后直至南北朝，长沙这块地方一直称临湘县。隋朝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再次实现了天下的统一，并将地方设郡、县两级，废临湘县，改称长沙郡、长沙县，这是县级政权以长沙命名之始，迄今一直沿用。唐宋元明清各时期，长沙县的上级行政系统或郡、或州、或府不一，再上一级或州或省不同。总之，在这其间，长沙不是小王朝的都城，就是州郡的治所。辛亥革命后，长沙这块地方改用省、县两个等级，称湖南省，省会是长沙县。1933年，成立湖南省的直辖市——长沙市，从此市、县分治，市区东抵东屯渡，西达麓山背，北濒捞刀河，南包豹子岭，面积近180平方公里。市以下分东、南、西、北、文艺、岳麓、金盆、会春八区。

当时，长沙城坐落在湘江东岸，沿江呈长方形。浏阳河绕城自东向北流入湘江，另外，捞刀河在城北与浏阳河交汇，而粤汉铁路由城东平行通过，城东南及湘江西岸为山地。在湘江西岸，依江而立的便是著名的岳麓山。它是南岳衡山的一条走脉。旧说南岳72峰，岳麓就是其中之一。

从湖南的全境来说，长沙处于湘中的丘陵地区，有宽广的盆地，也有雄峻的峰峦，长沙处于湘中的丘陵地区，有宽广的盆地，也有雄峻的峰峦，在长沙县志上，前人曾对长沙的重要地位作过这样的概括。在长沙县志上，前人曾对长沙的重要地位作过这样的概括：“邑居省会之冲要，控荆湘之上游，吐纳洞庭，依附衡岳，荆豫唇齿，黔粤咽喉，保障东南，古称崇镇。”可见，在古时，人们就将长沙视为军事重镇。

由于湖南地处亚热带，是南北冷暖空气交汇之区，季风现象显著，影响强烈；降雨量充足，而无霜期又长。这种自然物候，极有利于农事活动，具备多种作物所需的热量条件，特别是适宜于水稻的耕作。因此，湖南是全国富饶的水稻产区，自古以来就有“湖广熟，天下足；湖广不熟，天下不足”的说法。而长沙则是这一带物候之集大成者，是这一产区的总仓库。所以，在经济上长沙有巨大的生产能力，在军事上长沙也有显著的战略地位。

由于长沙所处位置的原因，在中国古代和近代，为争夺长沙而进行的大战并不多。除了在三国时期，吴蜀之间曾为其进行了长达数年的厮杀外，在接下来1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除唐末、明末的农民起义军及金人、元人、清兵在不同时期攻打过长沙外，长沙这个地方基本上还算太平。在近代，洪秀全曾率太平军由广西杀入湖南境内，并对长沙城进行了长达两个多月的进攻。由于清军死守长沙，太平军最后撤军而去。到了20世纪初期，随着军阀的兴起，因争夺地盘而起的战乱不断，长沙也逐渐被卷入了腥风血雨之中。

抗日战争爆发后，湖南成了国民政府粮食、兵源及工业资源的重要供给基地。然而好景不长，1938年10月，华中重镇武汉便陷入敌手；11月，岳阳失陷。长沙成了捍卫西南各省的门户，其战略地位愈显突出。对于已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来说，守住长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迫切，也更为重要。

可是正在这时，长沙城发生了一件令世人为之震惊的事情。一场“文夕大火”几乎将整个长沙城化为灰烬。这就使得本已成了粤汉线上一座“孤岛”的长沙城更加难守了。

1939年9月，日军终于向长沙发起了大规模进攻。随后又于1941年9月、1941年12月两次进攻长沙。这三次作战合起来便统称为“长沙会战”。

在整个长沙会战中，国民党军队伤亡官兵十几万人。他们同样为保家卫国默默地洒下了自己的热血。尽管我们无法知道所有这些人的名字，但我们不应忘记他们。

日本改变侵华战略

中国军队攻克平江，通过该城，向北追击。

1938年10月，日军侵占广州、武汉后，由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人力、物力消耗巨大，财政经济陷入困境；国内人民反战厌战情绪开始滋长，统治阶级内部因“速战速决”战略的破产和对外政策的分歧而争吵不休；更由于中国人民坚持抗战，使其称霸世界的战略受到极大影响，处处呈现被动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侵略者被迫调整其侵华方针。

在政治上，放弃过去“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转而对国民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在军事上，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重点巩固已有占领区。在经济上，加紧经济掠夺，力图“以战养战”。

在改变了侵华方针后，其军事战略也做了相应调整。第一，放弃速战速决战略，准备长期作战。第二，明确规定军事行动要服务于政略和谋略工作。第三，为减少消耗而限制战争规模和强度。在作战范围上，“如无重大必要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区”，“力戒扩大缺乏准备的战线”；在兵力上“为准备今后国际形势的转变，要在各方面减少驻屯兵力及兵力的消耗”；在作战形式上“进行小接触”，只是在“敌人集中兵力来攻击时，及时予以反击，消耗其战斗力”。第四，把军事打击的重心移向对付其后方的抗日游击战。

1939年9月，欧战爆发后，日本政府决定暂不介入欧战，而致力于解决“中国事变”，以争取主动，为南进或北进打好基础。9月15日，日本陆军部制定了《以建立中央政府为中心处理事变的最高方针》的文件，企图使中国国民政府妥协屈服，与汪伪合流，建立一个新的“满洲国”式的傀儡政权，巩固其在中国的霸权。

为统辖对中国的政略、战略，以适应建立中国傀儡政权的需要，9月中旬，日军大本营撤销原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在南京新设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统帅在华全部陆军（在东北的关东军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