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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位神秘莫测的代表李德和他的献媚者博古的手里。博古很瘦，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英国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曾经称他为奇形怪状的黑面木偶，而他看起来也确是如此。毛泽东被剥夺了所有重要的权力，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同他势不两立，军事指挥机关也把他摒弃在外。毛泽东表面上显得很平静，其实却心急如焚。对于力量的对比，他并非一无所知。他知道，那时正聚积着一股反对李德和博古的强大力量。当他的追随者林彪和忠于他的聂荣臻这两位主要的军事指挥员溜进他在于都的小院，坐在长凳上向他请教的时候，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当他们小心地问他：“我们向何处去？”的时候，他知道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也知道怎样用同样隐晦的话来回答他们：“去命令你们去的地方。”他知道这些命令是什么，也知道这些命令是军事机密。但他守口如瓶，因为还不到说话的时候。他相信，这个时刻不久就要到来。

过了近五十年之后，聂荣臻回忆说，当时他和林彪急切地想多了解一些关于他们的去向问题。但是，毛泽东毫不留情地堵住了他们的嘴。他不想让人猜疑他和将军们正在秘密策划些什么，他结束了谈话，建议他们去参观一个新开的图书馆。

十月十日，阳光明媚。正午刚过，一群人开始在梅坑——中央红军司令部所在地——村外的一个交叉路口集合。大约有一百多个男人和二十到二十五个妇女，看上去不象是军人。他们都是被派往休养队的——老、弱、伤、病和妇女。每人一袋干粮，十斤米，但愿够吃十天的。另外，每人还有一条毯子，一包换洗衣服，一把梳子，一把刷子，一个笔记本，可能还有一个手电筒（这是最难找到的），一些备用电池、肥皂、一两本书及其它一些必需品。每人腰带上都接着一个大搪瓷杯子，里面塞着牙刷和毛巾。这群人中年纪最大的是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他已年过六十，因此为他配备了一匹马。董必武那时是四十八岁，他和毛一样，也是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他的同志们都认为，如果当时把他留下来，肯定是死路一条。徐特立五十七岁，他曾是毛的老师。徐特立精瘦、幽默，长着一脸胡须。他有一匹马；蔡畅也有马，她是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妇女。此外，还给毛的怀有身孕的妻子贺子珍配备了马匹。

很快，这支杂牌军被编成了排和班，每个男女成员都领到了一杆红缨枪，以备队伍一旦遭到攻击时作为自卫武器。落日时分，党的保卫部门负责人、整个非战斗部队的指挥员、曾当过水手的邓发出现了。他一反平日的严肃态度，讲着广东口音很重的普通话同这支队伍开玩笑。他想活跃人们的情绪：“这可是一支了不起的队伍呀。我们有音乐家、剧作家、作家。如果我们想演一台戏，那可是万事俱备。”气氛果然活跃了一点。队伍在暮色中向于都进发了。这是红星纵队的一部分。为了使他们不致迷失方向，沿途每隔一段就有红星标记指路。

毛是过些时候才离开的。他还有任务，其中最艰巨的一项任务就是十月十五日要给留在于都的党的干部们讲话。他必须告诉他们，红军正在撤出；还要让他们了解今后的局势，并告诉他们红军主力离开后，他们应当如何工作。这时，于都城里所有的人都意识到情况非同寻常。成千上万的部队开进于都，然后又离开，或者过江，或者南下去安远。

当然，大部分年轻的红军战士都不知道这些情况。他们相信他们要去打一场大仗，也意识到他们要冲出包围圈。很多人还领到了过冬的棉衣（这使他们很吃惊），所有的人都要在干粮袋里储存十天的粮食。然而，这次行动的真正目的何在，却一直小心地不予透露。

疾病缠身、面带菜色的毛泽东仍在接受傅连璋医生的治疗。这时他正在对一群党员干部讲话，他尽力使自己的口气充满信心。他的讲话内容没有被保存下来，不过，无疑是传达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说明部队要冲出包围圈，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建立新的根据地的计划；号召干部要照常工作；告诉大家部队进行了分编，红军留下了很大一部分兵力保卫苏区，他们不会永远离开，他们会回来的。毛泽东坚信，革命最终必定胜利。

这是一次高、中、低三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对这些干部讲话的时候，周恩来、朱德、博古、李德，所有部队的首长和党的整个最高领导机关已经上路了。中央机关十月十二日到达于都，又乘夜色朦胧穿过了于都。几千名挑夫（一天付一块银元），挑着苏区的大量财物——印刷机、纸币镌版、造子弹的机器、重新装填空弹筒的压床、爱克斯光机、满载重要（及不重要）文件资料的箱子，红军储备的银元、金条、大米、药品、备用的枪炮、收发报机、电话设备、大卷的电话线入等等。毛泽东后来说：“就象大搬家一样。”埃德加·斯诺则称之为“整个国家走上征途”。这太夸张了，还是毛说得确切。

十月十八日傍晚，毛泽东和大约二十名随从，包括警卫员、他的秘书和工作人员，在于都北门旁一所房子的石板地小院子里集合。他们走出院子，和中央纵队的其它单位会合了。毛带了一袋书、一把破伞、两条毯子、一件旧外套、一块旧油布，留下了他那有九个口袋的旅行包。

毛泽东明知危险乃至致命的撤退就这样开始了。红军离开了共产党在过去几年中赖以生存的蓬勃发展的根据地。他们悄悄地行动，希望蒋介石的飞机不要发现并轰炸这支蜿蜒而行、前后长达六十英里的庞大而杂乱的队伍。现在是需要坚韧不拔、下定决心的时刻，不允许提任何问题。没有人知道他们将去何方，没有人知道走到哪里才是尽头。毛泽东不知道，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也不知道。谁也猜不出再过多久蒋介石就会发现这些蠕蠕而行的队伍。没有一个指挥员不为那些如牛负重的挑夫们担心，他们中间很多人挑着他们能够肩负得起的最大重量，一天挪动两英里都很困难。

工兵营在于都河上架起了五座浮桥。当时正值枯水季节，在于都一带，河面不过二百五十英尺或三百英尺宽。河面宽些的地方，河水很浅，人和马匹可以毫不费力地涉水而过。五座浮桥分别架设在于都两侧几英里长的河面上。

毛泽东和他的队伍沿着河岸没走多远，月亮就升起来了，河面很平静，没有一丝风。一会儿他们来到渡口，踏上喀喀作响的桥板，顺利地过了河。很快，这支队伍就到河对岸向西行进了。这静谧的夜，这月光，这河水拍击浮桥的声音，激发了男女战士的兴致。他们成一路或两路纵队沿着狭窄的小道行进，很多人轻轻地哼起了流行的红军歌曲。究竟走向何处，谁也捉摸不透。

第二章　“赤匪”的兴起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五日，蒋介石在南昌登上飞机，亲自前往动乱的西北地区进行视察。这时，他确认此行一切顺利，非常顺利。和往常一样，他的夫人、宋嘉树漂亮的小女儿美龄陪他同行。自他们结婚以来，美龄很少远离蒋介石的身边。他们是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日在上海的美琪饭店举行婚礼的。一千五百位客人应邀参加，一名基督教青年会的美以美牧师宣布他们为夫妻。一个俄国乐队演奏乐曲《新娘来了》，另有一位美国男高音演唱《请答应我》这支歌。这次，蒋介石首先要在陕西省省会西安逗留。

在对“赤匪”进行第一、二、三、四次和目前第五次“围剿”的四年中，蒋介石长时间住在南昌。他认为，由于采用了他的德国军事顾问的新战术，共产党人已是四面楚歌了：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翻脸对付他的共产党盟友时，苏联顾问撤走了，他随即聘用了德国人。蒋介石的刽子手们砍掉了无数共产党人的头颅，以致到后来，他们的胳膊酸疼得都举不动屠刀了。

苏联顾问是在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的时代来华的。蒋介石试图继承孙中山的衣钵，用他自己瘦小的肩膀来挑起这副沉重的担子。苏联加伦将军和其他几个人曾经赢得了当时广州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敬重。不过，假如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的鞭长可及，他肯定会把所有这些人，连同斯大林在中国的特别代理人鲍罗廷统统杀掉的。后来为了争夺权力，蒋介石决心不惜杀死中国所有的共产党人。

但那是另话了。不过，蒋介石对那些在江西同他作战的共产党指挥员们曾怀有过某种同行间的尊敬。当年，他们在孙中山的旗帜下并肩行进的时候，蒋就结识了其中的很多人。“匪首”之一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时曾是仅次于蒋的第二号人物、该校政治部主任。还有很多人也进过黄埔军校。毛泽东却从未进过黄埔军校。蒋介石从来没有见过毛泽东，但对毛的情况却了解的很多。他当然也认识那另一位厉害的“赤色”领袖——年长的朱德（四十八岁）。朱德参加共产党之前是一位军阀将领，还抽过鸦片。

即使蒋介石轻蔑地将这些人称之为“匪”，他也绝不能低估他们。七年来，尽管他使尽了浑身解数，却未能把他们消灭。现在，多亏了阿道夫·希特勒的帮助，他觉得消灭他们的日子已不远了。

希特勒把自己最好的将军之一——汉斯·冯·塞克特——派到中国。塞克特制定的碉堡战术，即将置共产党人于死地。

在冯·塞克特的指导下，国民党军队极其缓慢地、小心翼翼地向前推进，一路上修碉堡、筑工事（上一年共修了三干个碉堡），控制了所有的通道。这些碉堡在共产党人周围逐步形成一个坚固的包围困。冯·塞克特将这包围圈越缩越小，切断了被围困地区的贸易，使那里的大米或玉米无法出售；没人能出入这些地区；农民们好几个月吃不上盐，用不上煤油，买不到棉布。

还有另一方面的变化。在蒋的第五次“围剿”之前，共产党人一直采用“打了就跑”的战术，把国民党军队引进苏区腹地，然后用伏击战把他们打得晕头转向。共产党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并以成千上万的国民党俘虏来补充自己的兵员。

后来就不是那样了。现在，共产党人正在同蒋介石进行正面的、代价高昂的战斗，以保卫他们的土地，似乎每一寸土地对他们都是宝贵的。一九三四年四月广昌一战，他们和国民党军队打成僵局，至少伤亡了八千人，也许更多。蒋介石的损失也差不多。但是蒋介石可以通过拉夫来补充损失，共产党则不能，即使共产党能打赢这种战争，他们也无力承担因此而造成的牺牲。

蒋介石乘着他那架崭新的，闪闪发光的福特三引擎飞机北上时，踌躇满志地展望着前景。共产党人使他无法积聚力量来对付地方军阀，而这些军阀又无时无刻不在策划反对他。扫清共产党人以后，他甚至可以争取到一个外国盟友，这样，和日本人打交道时，就更有力了。日本人占领了满洲，现正威胁着中国内地。希特勒在帮助蒋介石打共产党人——希特勒或许可以悄悄地帮助蒋介石。苏联人也可能帮忙，但蒋介石和共产党人打仗时，斯大林是不会帮助蒋介石的。不过，斯大林是个现实主义者。面对日本的威胁，一个在蒋领导下的、统一的中国对斯大林来说是大有好处的。

蒋介石从南昌向北飞行。他飞过长江，飞过南方的大片稻田，飞过黄土高原的山丘。共产党人还被围困在赣南那个角落里，包围困越缩越小。让他们去挣扎吧。这回他们可跑不掉了。照《民国日报》的说法，“今年他们就要被消灭了。他们四面楚歌，溃败已指日可待了。”蒋介石回来后，就要下令发起最后的进攻。

蒋介石坚信，共产党在江西的气数已尽。对于这一点，南昌城里没有多少人会认真地提出异议。在中国的其它地方，人们只是模糊地感到共产党的存在，而南昌则对共产党比较熟悉。共产党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南昌城举行了著名的南昌起义，接着南下，企图拯救被蒋介石血腥扼杀在上海的革命，从那时起，共产党就已闻名南昌了。

南昌起义的关键人物是一个二十九岁的青年，他相貌英俊，才华横溢，能言善辩。他一生都在中国共产党内担任高级职务。这个人就是周恩来。他自称出身于“破落官僚家庭”。和同代的许多中国青年一样，他毫不犹豫地参加了激进的学生运动，漂洋过海到欧洲（巴黎和柏林）去工作（法国的雷诺工厂）、学习，并成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创建人之一。

一九二七年是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分水岭。其高潮是北伐战争。由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军一九二六年从广州出发，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作为盟友并肩参加了北伐战争。北伐的目标首先是武汉，第二步希望直取北京。周恩来奉命前去帮助上海的工人起义，却因时机不成熟前两次起义被镇压下去。第三次起义宣告成功，几十万工人涌上街头，夺取政权，准备迎接蒋介石和北伐军进上海。

然而，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清晨，一声号角在上海吹响，迎来的不是周恩来和他的同志们期待的革命胜利，而是一个“头颅的筵席”。就在工人们手举旗帜，准备欢呼“国民革命军万岁”和“蒋总司令万岁”的时刻，蒋介石和他在黑社会的旧友们达成了一笔交易。法租界稽查局长、青帮头子黄（金荣）大麻子和他的帮徒开始行动了。帮徒们在闸北、南市、吴凇和浦东地区扑向工人，蒋指挥的北伐军却袖手旁观。大刀挥舞，机关枪呼啸。

死难者不下数千，有的被枪杀，有的被砍头，还有的被活活扔进了烈火熊熊的火车头锅炉里，蒋介石悬赏八万元取周恩来的首级。共产党指挥部设在宝山路商务印书馆印刷厂的东方图书馆内。工会领导人顾顺章刚从楼里逃出来，过了一两分钟楼门就被砸开了。

多年来出版的各种书刊报道都说周恩来被国民党军队逮捕，但又逃脱了，可能是化装一个女人。安德烈·马尔罗在他描写上海惨案的小说《人的命运》中也讲到了这件事。但是，周恩来早在一九三六年就告诉埃德加·斯诺：“情况完全不是这样。”

实际情况是：大屠杀的次日，周恩来由六名卫兵和顾顺章陪同，来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师。二十六军军长是白崇禧将军。第二师的任务是“恢复治安”，它正在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周知道二师里有共产党员和同情共产党的军官。他和顾顺章到那里去是要对当时发生的镇压情况提出抗议。但他和卫兵们一到二师，就被缴了械，而且被关押起来了。

二师指挥官赵舒是国民党的党代表，同情共产党人，他的女儿是个共产党员。但赵当时不在。接待周思来的是副师长司列，原以为他的态度会比较友好。因为他的弟弟是地下党员，他本人在黄埔军校时当过周恩来的助手。

但是司列的态度很坏。他们争论得越来越激烈。显而易见，他根本不想放周恩来走。最后，赵舒赶来，把司列叫到隔壁房间。人们可以听见他们争得很厉害。过了一会儿，两人回来，向周恩来道歉，交还武器，把人全部放走了。周恩来向党的总部报告了事情的经过，然后秘密地到武汉去了。如果没有赵舒出来干预，周恩来恐怕会象他无数的党员同志一样，葬身在血泊之中了。

正是在这种白色恐怖的情况下，这位瘦瘦的身着灰色衣服、手提黑色皮包的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