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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老贾慢慢地苏醒了过来,办事处一个干事进来问他:“这伙学生为啥打你呢?”老贾揩着鼻上的血,什么也没有说。老贾在这个位子上干了多年,得罪的人一定不少,他虽然说不清具体的事情,却预感到会有这么一天。

大舅出了老贾的办公室,见孙喜凤在大门外张望。“站住!”他大喊一声,孙喜凤扭头就跑,她老汉的三轮车在巷口停着,她上去就踢了他一脚:“快蹬,反革命要打我呢!”她老汉弓着身子就蹬起来,大舅出来时,孙喜凤已无影无踪。

没有追上孙喜凤大舅有点懊丧。回到家他对我说:“来,你给我研墨。”我趴在桌上研墨,他拿来几张纸铺在桌上,铺平后,用毛笔蘸了蘸墨汁就写了起来。孙喜凤的破事也就那么多,当过日本人的姘头,最后到了梆子井,可大舅却洋洋洒洒写了五张多。写好后,他把大字报夹在腋下说:“走,拿到巷口贴去!”于是我提着浆糊桶跟在后面。到了巷口竟无处可贴——所有的墙上都写着标语。最后,大舅相中了办事处临街的一面墙:“就贴到这儿!”墙的中央也用红漆写着:“战无不胜的*思想万岁!”大舅在它的上方刷开了浆糊……

没过两天,标语下方也出现了几张大字报。说奶奶家当年是多么有钱,店里有多少相公娃,家里有多少丫环;奶奶又是怎么地对相公娃不好,把丫环的眼睛戳瞎等等,其内容与批斗奶奶时说得也差不多。但这绝不是孙喜凤写的,孙喜凤一个大字不识,只会骂大街;张凤莲呢,连一段“语录”都背不下来,所以,很有可能出自张晓文的手笔?张晓文已经很久不到我家来了,对这一点我也有点奇怪:“大舅,你一回来,红卫兵咋就不来了?”“他来了我就收拾,他敢来!”大舅今年二十七八,身材中等,人显得很精干,在学校人称“浪子燕青”。据说,他这次出来是同学们千里迢迢赶到农场把他接出来的。他们需要他,他一回来,那些走资派就没有好日子过,而他对革命的理解也就是报复:“毛主席为啥让造当权派的反呢,就是这伙人原先在位的时候,迫害群众,干了不少坏事!就象我,工农子弟,单位保送上的大学,可说我是投敌叛国,你不开除我,我跑到北京干什么?唉,毛主席还是英明,就知道这一伙不是好东西!”“你在学校打人了吧?”奶奶一问,大舅不说了。“你可不敢打人。咱有理说理,打人总是不对的。”“打人现在就没事!”大舅说道。

过了两天,巷口又出现了几张大字报。这回说的全是张凤莲的事情,而且还是章回小说的形式。第一回:贫家女误入窑子院,老嫖客偷摘迎春花。第二回:疯癫洞情结风liu僧,修房子偶遇张害怕……这无疑不是大舅的手笔,而且也偏离了斗争的轨道,但这却正是梆子井本来的面貌!

人们围得水泄不通,个个看得津津有味。“都趔开,趔开!”大娃子拿个苕帚挤进了人群:“狗日的,谁贴的?我让你们看!”他三下五除二就把大字报扫了个精光。很快,张凤莲也来了:“这是谁贴的吗,咋连个名字也不敢留呢?”没有人回答她。

梆子井的事情就这样告一段落了。那些老户一个也没有走,张子道还是每天去茶馆喝茶,邵主任见了人还是哈哈一笑,张风莲和李翠仙还住在她们那坐东向西的房里,一切的一切都没有变。但是抄家时也发生了一件异事,都说在张子道的家里抄出来一件东西,不是金砖、不是金条,究竟是什么,张子道不说,人们也不好去问。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不久就有人说,这件东西和毛主席还有关!这就更刺激了人们的好奇心,张子道爱到茶馆来,大家就撺掇着毛老三问:“你问他,他总说呢。”毛老三推脱不过就坐到了张子道面前:“到底是个啥吗?你给我说一下,让我也见识见识。”“也没啥。”张子道啜口茶说:“就是几个字。”“几个字!”众人张大了嘴巴。“几个啥字吗?”毛老三给张子道又添了点茶。“唉,这说起来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几十年前的事才好听呢,你慢慢说,甭着急。”于是张子道娓娓道来……

张子道,一九零零年生人。十八岁那年他考入了燕京大学。当时的中国就像一艘破船在大海里漂泊,凡是有志青年都关注着它的命运,张子道也一样,四处寻求着救国救民的真理。当时的知识界也满足了这种需要,各种各样的主义满天飞,有本国的,也有舶来的: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改良主义,乌托邦主义,社会主义,等等等等,那可真是个主义的年代!学校的图书馆是他和同学们常去的地方。有一天,图书馆新来了一个助理员,有二十五六岁,身着长袍,象一个乡下人。他分管着十几种中外杂志,这些杂志介绍了各国的社会变革情况,张子道酷爱这些杂志。时间一长,他发现助理员还写着一笔好字,字体飘逸潇洒,刚劲中透着阴柔,行笔间露出性格。他也爱好书法,他们的接触渐渐多了起来。助理员崇拜李大钊,向他灌输了一些共产主义的道理。在此之前,他也看了一些这方面的书籍,可助理员说的共产主义却和无政府主义相差无几:什么没有国家、没有议会,只有一群布尔什维领导的民众……究竟二者的区别何在,助理员也说不清。所以张子道对共产主义不感兴趣,对他的字倒是颇欣赏。来年三月,助理员突然要走了,毕竟在一起相处了几个月,助理员写了几个字作为留念:“书为师长,民为父母。毛润之。”

助理员走后,不久就爆发了“五四运动”。张子道和同学们一起烧了卖国贼曹汝霖的家,为此他被勒令退学,不久就回到了古城。过了十年他在报纸上看到,当年给他写字的毛润之竟然带着一帮人上了井岗山,搞起了土地革命,看样子还搞得轰轰烈烈,不然报纸不会披露。最后他在左下角看到,国民政府出三十万大洋要该人的头颅!尽管如此,他还是把那幅字保存了起来。然而他压根儿也不会想到,就是这个毛润之,就是这个当年谁也瞧不上眼的助理员,居然领导着民众夺取了政权,成为了全国人民爱戴的领袖!而他珍藏那八个字,一半是出于爱好,一半则是性格使然。他认为,为人不能因人的境遇取舍:人背了你跟着拿脚踩,人兴了你帮着凑哄,始终如一,是他做人的原则。所以,当毛润之成了*,成了一代伟人后,他并没有把这八个字拿出去炫耀,还是象以前那样把它珍藏着。当六十年代的红卫兵抄出这八个字时、登时瞪大了眼睛,仿佛站在他们面前的不是地富反坏而是皇亲国戚——那飘逸的字体,因为这场革命他们已经很熟悉!他们看着那八个字,就象看到了圣旨,只差跪地叩头了,最后,竟唯唯喏喏退出了他的家。

“现在那八个字在那儿呢?”张子道一讲完就有人提出要看看那八个字。“红卫兵拿走了。”“毛主席给你写的字,他敢拿?”“就是的,凭啥吗,就凭他是红卫兵!”“你应该问他去要。”还有人问:“毛主席给你写那八个字没写是赠送给你的?”“没写。”“哎呀,那可谁拿下就说是给谁写的了!”最后毛老三说:“毛主席给他娃们写字干啥呢,再说那会儿还没有他们呢。”于是众人各自散去。

这件事传到奶奶的耳朵时,她对大舅说:“过罢年我想到你二姐的部队去一趟。”“你现在去啥问题也解决不了,学校现在都乱着呢。”二姨生前的部队是一所军事院校,据说在北京。“它总有人吧,李干事总在吧。”“拿事的都没在,跟俺学校也一样。”“不管咋说,我还是得去一趟。”“都十年了,你现在去能解决啥问题?”“唉,你二姐死得不明不白,说是病故,我咋就想不通呢。”“你想不通又能咋,你能把医院的诊断书推翻了?”“唉,你二姐走的时候好好的,最后咋能得个心脏病死了呢?”大舅没有说什么,奶奶继续说:“我去也不给他要啥,就让学校给我个说法。”“说法早都有了,病故。”“病故我想不通么!”实际上,不管是病故还是牺牲,最后也都是给点抚恤金,它们的区别似乎仅在于门口的牌子,病故吗,是革命军属;牺牲则是光荣烈属。不管是军属还是烈属,至少红卫兵都不会来找你的事,可是奶奶的门口却光秃秃的,于是红卫兵就来了!听说当初民政局是要给奶奶挂一个军属的牌子的,可是奶奶却拒绝了,我想,这也许是奶奶这个军属和其他军属的含义不同吧?虽然如此,逢年过年民政局还是会给奶奶送来慰问品。但是现在,奶奶的身份就有点不伦不类:既是革命军属又是资本家太太,究竟是什么,谁也说不清!从奶奶家的房看,爷爷当年是资本家似乎是无疑的,但二姨是革命军人也是无疑的,而且至少是革命军人,革命军人的家属似乎不应该有这样的遭遇?现在看来,这次受冲击最烈的就是奶奶和李玉梅了,张子道和吴茂山游完街后也就没有什么事了。而张子道,自从在他家抄出了那件东西,不仅红卫兵没有再去骚扰他,连邵主任见了他也叫革命老人,从反动官吏到革命老人,这个变化仅在一夜之间。可见当今社会,没有一张政治的护身符是绝对不行的!

奶奶执意要去北京,并且为这件事做开了准备。她打开床头那个木柜,取出了一些有关的信件。有一封信是这样写的:“王玉娥同志:来信已经收到。第二天我们即派专人追查责任问题,过错将进行近(进)一步检查,待检查后逐复。最后,请你不要过于难过,好好保重身体,抚养孩子,此事我们将继续了解。至于你今后有什么困难,义请尽量向我们提出,我们将尽量帮助解决。致礼。中国人民解放军测绘学院。一九五六年,某月某日。”凭心而论,这封信的口气还是挺恳切的,态度也很诚恳,但是现在,奶奶就碰上了困难,不知你们能不能解决?

“解决不了,”大舅说:“要解决早都解决了。”“解决不了我也得去一趟,再说,也多年没去了。”从那封信的时间看,已经整整十年了!十年里,奶奶确实如他们所说,“好好保重身体,抚养孩子。”现在,孩子们大了,红卫兵却来了!大舅说:“当初人家民政局要给你挂牌牌儿,你为啥不要呢?”“你二姐就不是病故,我要他那牌子干啥呢,给我挂着,我还难受。”“你把那事情就认得真得很,军属和烈属有多大区别?”在我的印象中,奶奶也就是把荣誉看得太重,昨天她还对我说:“再开学了你就表现好点,争取把红小兵当上。”我也想当红小兵、也盼着开学,再开学就是四年级了,可是已经十一月了,连个开学的影儿也没有。所以,我还是希望奶奶去,奶奶去必定要带上我,又是春天,又是北京,我权当春游呢!最后大舅也同意奶奶去:“你要去就去。要不我和你一块去?”“我和娃去就行了,你呆到屋里。”

阴历十月一这天,奶奶带我去了二姨的坟。往年奶奶都是清明节来,既然明年开春要去北京,也就只能这时候来了。二姨的坟在城南一座普通的公墓里,坟前的碑子是奶奶引以为豪的,它清清楚楚地写着:“陈慧敏同学,永垂不朽。中国人民解放军测绘学院。”而“永垂不朽”四个大字则格外醒目——它用隶书嵌在墓碑的中央。

奶奶照例在坟前烧了些纸钱、哭了一场。以前我还没有上学时奶奶总是带着我来,总象这样坐在地上,默默地流着泪,用树枝挑着渐渐发黑的纸钱,她的神情也总是这样无奈。纸钱化作纸灰升上了天空,奶奶的眼泪却扑簌簌掉进了灰里。有时,未燃尽的纸钱发出吱吱的响声,有时,泪水竟扑灭了那堆纸钱!这二年我来得少了,上学后每年都要到烈士陵园祭扫。少先队的队鼓一路响着,我们高唱着:“踏着先辈的足迹前进,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胸前……”烈士陵园里,松柏常青,鲜花似锦。我们站在烈士墓前默哀、宣誓,人人都举起了右手,胸中翻腾着历史的风云!少先队队旗迎风飘舞,少先队员们心潮澎湃。

一束束鲜花敬献在烈士墓前,一双双小手紧握着滞重的扫把……

而今,也不过三年的光景,二姨的坟竟成了这般模样:坟头的荆棘密密匝匝,坟边的野草萋萋离离。那些酸枣刺相互缠绕,就象我们牵着手去烈士陵园一样。“奶,俺二姨的坟咋成了这样子了?”“唉,这二年你没来我也没来。”“奶,那你咋不来呢?”奶奶坐在坟前只管用树枝拨着那堆冥钱,冥钱已经燃尽,化作黑色的精灵四处飞扬。苍黄的天上堆着厚重的云,低低地压在头顶。枯黄的树叶瑟瑟作响,在疾风中做着最后的挣扎——整个世界都在奏着一曲无尽的挽歌!

“奶,咱走吧。”奶奶痴痴地坐在那里,仿佛我和我的话都不存在。奶奶常常就这样一坐几个小时,把她的哀思寄托在这无尽而又无奈的肃穆之中!我知道,这是奶奶的心在流泪,她要用这种方式祭奠死者。也许,在奶奶的心里,二姨永运都活着。奶奶来一次,她的年龄就增大一岁。也许,她该做妈妈了,那她的孩子一定和我一般大吧?可是眼前却只有这座坟茔!

不管是仲春还是暮秋,置身此地有的只是那种苍凉的静穆。阳春三月,一年一度的桃花依然盛开,可是生命却枯萎了,生命并不象自然那样循环往复,这是自然对人的嘲讽!人在这里深切地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与短暂,尽管时令正是三月,尽管面对的是“永垂不朽”的安慰!暮秋十月,枯藤老树,昏鸦噪晚,阴霾的天空满布着云彩,孤伶伶的野草在风中摇曳——这儿是生命的终点,也仿佛是世界的极致!

“慧敏,妈就要到你的部队去了……你走的时候活蹦乱跳的,才几年的工夫你咋就没了呢?你到底是咋死的,你给妈也托个梦,妈心头的这块石头也就落地了。”回答奶奶的是一阵紧似一阵的风声,坟边的小草齐刷刷地向一边倾倒。奶奶终于站了起来,望了望那四散飞扬的纸灰,携着我的手踏上了归程。

过罢年,我和奶奶就上了进京的路。

第七章

第七章

我从来也没有去过北京,我看到的北京只是在教科书上,而且仅仅局限在天安门。天安门前那拱形的石桥,石桥前那石头的华表……所以我认为,北京的地方也就是那么大,天安门周围也许是一片汪洋,不是说中南海吗,而毛主席就住在海中央的那个岛上。

但是奶奶说:“北京的地方可大着呢,比咱古城要大多了。”“比古城还大,有钟楼和城墙没有?”“北京好玩的地方多着呢。”“有啥好玩的,不就是个天安门吗!”“你不想去了就回去,小小个娃,话咋这么多的!”我不清楚奶奶为什么发火,但让我回去已不可能:我和奶奶逃难般地上了火车,不仅没有买票,带的钱也不多。我想奶奶是让我明白:象我们这种无票乘车者应当尽量沉默,而我在说了那句话后周围的人都看着我,对面这个女人还露出一副奇怪的笑容。“这娃说话没深没浅的!”奶奶指着我对她说。

我不说话了,默默地望着窗外那灰色的天空。暮霭笼罩了远处的山峦,向着黄色的原野弥漫。贫瘠的山村在暮色中露着悲苦的面容,似乎倾诉着生活的艰辛和凄凉。落日余晖映照下的大河,坦露着黄色的胸膛,义无反顾地向着未知的东方一路流去。列车似一匹脱缰的野马,狂呼着、嘶鸣着,越过河流,越过山川,向着那个陌生的远方、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疾驰、狂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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