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他是满怀激情地回到人民中间。他以一种可怕的柔情关怀受苦的人。他从教土变为哲学家,从哲学家变为角斗士。路易十五在位时,他已经模糊地信仰共和制了。是哪种共和制呢?也许是柏拉图的共和制,也许还是德拉孔①的共和制。
既然不许他爱,他便开始仇恨。他仇恨谎言、君主制、神权政治以及他的教士道施。
他仇恨现在,呼唤未来。他预感到未来,隐约看到未来,猜到未来既可怕又壮丽。他明白,要解决人类可悲的苦难,必须出现某种事物,它既是复仇者也是解放者。他早早地就崇拜灾难。
一七八九年,这场灾难来临时西穆尔丹已作好准备。他投身于人类这场波澜壮阔的变革之中,这是必然的,对他这种素质的人来说也是义无反顾的。必然性是不会为情所动的。他经历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年代,经历了令他战栗的波涛:八九年巴土底狱的倒坍——对人民苦刑的终结,九0年六月十九日封建制度的终结,九一年瓦雷②之后王权的终结,九二年共和国的成立。他目睹革命兴起,他是不怕这个巨人的。不仅如此,革命的成长壮大给他注入了活力。他已经年老——五十岁——而且教士比一般人老得更快。但他也开始成长。一年又一年,他看到革命在日趋壮大,他也和它一样成长起来。最初他担心革命流产,他观察它,发觉它合乎清理,便愿它成功。当革命越来越令人畏惧时,他感到宽慰。他希望这个头顶未来星辰的米涅瓦也是帕拉斯③,而且以毒蛇面具为盾牌。他希望神灵在必要时用目光向魔鬼投去地狱之火,以牙还牙。
①公元前七世纪的雅典立法者,以严厉著称。
②指一七九一年路易十六出逃,在瓦雷被捕,被押回巴黎。
③前者为罗马智慧女神,后者是它的希腊名字,即雅典娜的别名,多以战神面貌出现。
他就是这样过到了九三年。
九三年是战争的一年。欧洲反对法国,法国反对巴黎。什么是革命呢?就是法国对欧洲的胜利,巴黎对法国的胜利。因此,九三年这可怕的时刻举足轻重,比本世纪的任何时期都更伟大。
欧洲进攻法国,法国进攻巴黎,还有什么比这更悲惨的呢?这是史诗性的悲剧。
九三年是紧张的一年。风暴骤起,夹杂着愤怒和崇高。西穆尔丹在风暴中感到自在。
这种狂乱、野蛮及壮美的形势很适合他的胸怀。他像海鹰一样,内心深沉宁静,外表却喜欢冒险。有些人长着翅膀,暴烈而平静,他们生来就是为了迎接巨风的。喜爱风暴的心灵是存在的。
西穆尔丹具有恻隐之心,但仅仅是对穷人。在令人厌恶的痛苦前,他奉献自己,不嫌弃做任何事,这就是他的善心。他乐于行善,其方式既丑陋又完美。他专门去亲吻脓疮。面貌丑陋的善举往往难以做到,但却受到他的偏爱。有一天,王宫医院的一位病人因喉部肿块而窒息,危在旦夕,这种脓疮发出恶臭,极为难看,而且可能有传染性,必须立即除掉。西穆尔丹正在那里,他将嘴贴到脓疮上吸脓,吸满了一嘴后吐掉再吸,就这样吸干了血脓,拯救了病人。那时他还穿着教土跑,有人对他说:“你要是为国王这样做,就会被提升为主教。”西穆尔丹回答说:“我不会为国王这样做的。”这个行动和这句话使他在巴黎的阴暗街区里颇得人心。
因此,他能使那些受苦的、哭泣的、发出威胁的人们按照他的话去做。当群众愤怒地反对囤积居奇分子时,激愤情绪往往产生过激的错误,西穆尔丹说一句话便阻止了错误,使圣尼古拉码头装载肥皂的船免遭抢劫,便聚集在圣拉扎尔道口拦车的愤怒人群散开。
八月十日以后两天,是西穆尔丹带领人民去推倒国王的雕像的。雕像倒下时造成了伤亡。在旺多姆广场,一个叫兰内·维奥莱的女人将绳子套住路易十四的脖子,她拉绳时被倒下的雕像压死。路易十四的这个雕像已经站立了一百年,它于一六九二年八月十二日被竖立,于一七九二年八月十二日被拆毁。在协和广场,一位名叫甘盖尔洛的男人咒骂拆毁者是恶棍,便被打死在路易十五雕像的底座上。这个雕像被粉碎后,被制成铜币,只有一只手臂得以幸免,那就是路易十五以罗马皇帝的姿势伸出的右臂。在西穆尔丹的要求下,人民交出了这只手臂,并派代表将它送给在巴士底狱里囚禁了三十七年的拉蒂德。拉蒂德曾被这位国王——其雕像曾俯视巴黎——送进巴土底狱,戴着脚镣手铐,在狱底度过一年又一年。当时谁能告诉他这座监狱将被摧毁,这座雕像将倒坍,他将走出坟墓,而君主制将进入坟墓呢?谁能告诉他,他这个囚徒将成为这只铜手,这只签署他的入狱令的铜手的主人呢?谁能告诉他那位卑劣的国王将只剩下这只铜手臂呢?
西穆尔丹属于这一类人:他们内心有声音,他们倾听这个声音;他们看上去心不在焉,其实他们专心致志。
西穆尔丹什么都懂又什么都不懂。他懂科学却不懂生活。因此他严峻刻板。他像荷马笔下的忒弥斯女神一样蒙着双眼。他盲目自信,像箭一样,眼中只有箭靶,直直奔向箭靶。在革命中最可怕的莫过于笔直的路线了。西穆尔丹笔直朝前走,不留余地。
西穆尔丹认为,在社会大变革时期,极端点是最牢靠的阵地——这是以逻辑代替清理的人们的通病。他走得比国民公会更远,比公社更远,他属于主教府。
之所以称作主教府,是因为会议地点是主教的老府评。这些会议与其说是聚会,不如说是大杂烩。一些沉默无语却意味深长的观众列席会议,就像列席公社会议一样,用加拉的话说,他们身上“有多少个口袋就有多少支枪”。主教府是一个奇异的大杂烩,世界和巴黎的大杂烩,这并不矛盾,因为巴黎是各国人民心脏跳动的地方。在主教府,平民的激奋达到白热化。与主教府相比,国民公会显得过于冷静,公社显得过于温和。
主教府是一个具有火山气质的革命组织。它包纳一切:无知、愚蠢、廉洁、英勇、愤怒、监视。布伦瑞克在这里有他的密探。主教府中有人可与斯巴达人媲美,也有人该蹲监狱。
大多数人狂热而正直。吉伦特派通过暂任国民公会议长的伊斯纳尔之四,说了这句可怕的话:“当心,巴黎人。你们的城市将片瓦不留。会有一天谁也不知道巴黎曾在何处。”
这句话促使了主教府成立。有些人,我刚才说过,各个民族的人,感到必须团结在巴黎周围。西穆尔丹加入了这个小团体。
这个团体对反动分子进行反击。它是在公众对暴力的需求中诞生的——这是革命神秘而可怕的一面。主教府借助这股强大的力量,立刻壮大起来。在巴黎的大动荡中,开炮的是公社,敲警钟的是主教府。
西穆尔丹单纯而固执,他认为只要是为了真理,一切都是合理的,因此他能超越极端的派别。坏蛋们感到他正直而暗中高兴,因为罪恶可以以德行作为掩护。他们既局促又满意。建筑师帕卡瓦普利用拆毁巴土底狱的机会,私下出卖砖石,而且,当他负责粉刷路易十六的牢房时,极力在墙上涂满铁栅、镣铐和铁项圈;圣安托万区的雄辩家贡雄行为可疑,人们后来发现了他的受款收据;美国人富尔尼埃在七月十七日向拉法耶特开枪,据说是被拉法耶特买通的;从比塞特来的昂里奥曾当过仆人、小丑和奸细,后来成为将军并且指挥大炮瞄准国民公会;拉雷尼原是夏特尔教区的代理主教,竟然以《杜歇老爹报》代替日课经。所有这些人都对西穆尔丹敬畏三分;在西穆尔丹可怕而真诚的单纯面前,他们有时不得不放弃更大的恶行。圣茹斯特就是这样使施奈德促服的。主教府里主要是贫穷和激进的人,他们都是好心人,信任西穆尔丹,并且追随他。西穆尔丹有位助理,或者称为副官,这就是拥护共和制的教士丹儒,人民喜欢他高大的身材,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作七尺神甫。这位人称梭枪将军的勇敢首领以及那位绰号大尼古拉的特吕雄都能追随西穆尔丹到天涯海角。特吕雄曾大胆地试图救出朗巴尔夫人①,挽着她的手臂跨过尸体。要是没有理发师夏尔洛残酷的恶作剧;他能把她救出来。
①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女友,在九月恐怖中被杀(一七四九…一七九二)。
公社监视国民公会,主教府监视公社。西穆尔丹为人正直,不好权术,曾阻止帕什——伯尔农维尔称作的黑人——的多起阴谋。在主教府,西穆尔丹与所有的人平等相待。多市桑和莫莫罗常求教于他。他和古斯曼说西班牙语,和皮奥说意大利语,和阿瑟说英语,和佩雷拉说佛来芒语,和奥地利人普罗利——一位亲王的私生子——说德语。他在不和睦中进行调解,因此他的处境微妙而举足轻重。埃贝尔也惧怕他几分。
在这个时期,在这些悲剧性的团体中,西穆尔丹具有毫不留情者的威力。他本人无懈可击,自认永远正确。谁也不曾见他流泪,这是一种冰冷的、难以达到的德行。他是令人畏惧的正人君子。
对教士而言,革命没有中间道路。一位教士投身于这场明显而非凡的冒险,无非出于两种动机,或是高尚的动机或是卑下的动机。他或是无耻或是崇高。西穆尔丹崇高,但他是在孤立中,在崎岖中,在冷冷的疏远中表现崇高,在四周的悬崖峭壁中表现崇高。
高山就有这种险恶的童贞。
西穆尔丹貌不惊人,衣着随便,外表贫寒。他年轻时受过剃发礼,年岁大了便成了秃头,几根稀疏的头发变成灰白色。他前额宽大,对观察者来说这是一个标记。他说话时生硬、热情而庄严,声音短促,语气武断,严肃地撇着嘴,目光明亮而深送,整个面孔表现出一种难以说清的愤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