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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冗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等现象。”＇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00页。＇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这个倡议。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给各根据地的工作指示申要求：“为进行长期斗争，准备将来反攻，必须普遍的实行‘精兵简政’。敌后抗战能否长期坚持的最重要条件，就是这些根据地居民是否能养活我们，能维持居民的抗日积极性，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力财富一般的说已经很大减弱，因此：‘精兵简政’，节省民力，是目前迫切的重要的任务。”

指示具体要求各根据地的党、政和民众团体的全部脱产人数应力求不超过甚至少于居民总数的3％。＇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64～265页。＇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军委己就根据地军事建设中应当贯彻精兵主义向各根据地发出指示，军委指出：“敌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我军人力、物力、财力及地区之消耗，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敌我斗争，进入新的更激烈的阶段。”“在这一新阶段中，我之方针应当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军委认为：在前一段根据地建立时期，主要着眼于主力军的扩大与巩固是正确的，但在目前新的环境中，军事建设的中心应放在地方军及人民武装的扩大与巩固上；主力军应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着重提高其政治军事的质量，进行缩编和充实编制。主力军与地方军在山区根据地一般以二与一之比为原则；在平原根据地以一与一之比为原则；在特别困难的地区主力军全部地方比。同时，大力加强不脱产的人民武装，其数量应超过地方军与主力军的全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12～213页。＇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下达后，敌后各根据地先后对党政军各部门进行了“精兵简政”。

晋察冀边区在1941至1942年间，由于日军残酷的“扫荡”和“蚕食”，边区的面积、人口急剧减少。1941年底，北岳、平西、冀中3个基本区的人口已降至800余万人，其中巩固区人口减少了一半多，只有近500万人。当时边区的主力部队和脱产的党政民干部加起来，约占根据地总人口的5％。

边区人民1941年税收负担平均较1940年增长5％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如不采取果断措施，就会出现根据地民力、物力资源逐渐枯竭的现象，影响根据地在敌后的长期坚持和发展。因此，边区从1942年初开始厉行“精兵简政”。边区八路军本着精简主力军，加强地方军，紧缩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地方性的原则，使主力军精简了5000余人，地方军由占边区武装部队总数的14。3％上升到20％，总兵力精简了8。3％。边区的党政民脱产人员精简了24％，减少8000余人。但精简后的边区脱产人员总数仍超过中共中央关于占人口总数3％的比例。

1943年和1944年，晋察冀边区又进行了第二和第三次大规模的“精兵简政”。党政民机关本着精简上层，充实基层，裁撤重迭机构，加强一元化统一集中领导，加强第一线，特别是游击区、边缘区基层政权和组织独立斗争能力等原则进行了大规模的精简整顿。边区政府的脱产人员由1942年的2000余人减至500余人，精简了75％。边区各级政权人员结构比例变为：边区政府17。07％，专署14。33％，县32。73％，区35。87％。克服了“头重脚轻”的现象，大大充实了区、县两级基层政权。边区的农、工、妇、青以及“文救”、“学联”、“抗敌后援会”等群众组织也统一归并为边区“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从而使边区党政民机关脱产人员的总数大幅度减少。晋察冀边区的部队在1943年12月再次进行精简整编，将大团（3营12连制甲种团，编制名额2770人）一律改为小团，每个团辖5个步兵连、1个特务连和1个侦察连；撤销第12军分区，所属部队分别划入第11和第13军分区；撤销冀中军区领导机关（8月撤销），其所属5个军分区直属晋察冀军区领导。此外，还撤销了一些部队。

1944年3月，晋察冀军区奉中共中央命令，将部分部队、学校等外调执行任务，结果边区部队总兵力减少了近40％，整个边区各类脱产人员总数最终达到了不超过边区总人口3％的目标。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是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幅员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根据地，其中的太行区又是晋冀鲁豫边区的基本根据地。在这里集中驻扎着大量的领导机关，不仅有晋冀鲁豫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边区政府和边区参议会及其直属单位，以及第129师师部和直属部队，而且有领导整个华北抗日战争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和其直属机关。随着对敌斗争的深入发展，各种机构不断扩大，非生产人员不断增加。到1941年以后，由于战争日益残酷，根据地面积缩小，各种庞大的组织机构已不适应形势的需要。当时，领导机关集中的大行区共有人口180万人（包括根据地和游击区），但是，太行区的部队有4万人，地方干部2万余人，脱产干部中又以上层机关为多，“鱼大水小”、人民负担较重的情况较为突出。

为解决这一矛盾，1942年，晋冀鲁豫边区党政军展开大规模的“精兵简政”运动。为了精确计算民力、物力，以确定根据地所能负担的脱产人员数量和支持抗战的能力，边区党和政府发动各级工作人员深入基层、农村调查研究，井据此制订了合理的简政方案。边区政府简政工作的重点放在调整合并行政机构方面，确定了多减上层、加强下层，多减事务人员的原则。边区政府决定，除本身统一各部预算和事务工作，减少杂务人员、马匹，归并其他机关，减少人员48％以外，还决定专署兼理所在地的县政，如和西、平顺、涉县、沙河各县均由专署兼理，县政府亦可兼理所在区的区政；小县可改为区，或2县归并1县，或由一方兼理，如邢东邢西合并为邢台，平南平北合并为平顺，武南磁县归并为武磁；各县并可依照不同情况，划分为甲、乙、丙、游击四种不同县份，配以不同编制比例的工作人员；对于区，则酌量归并以减少原有区数的40％为标准；对于村，则采取联合村等形式。经过此次简政，边区的机构和脱产人员大大减少，仅太行区县以上工作人员即减少了18％，节省经费38％。

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八路军主力部队第129师在“精兵简政”中起了表率作用。在中共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下达前，第129师就根据斗争需要进行过精简整编，把师后勤部门合并于八路军总后勤部，从各级领导机关抽调人员充实连队，师部抽出250多人到第385、第386旅。接到中央指示后，第129师把“精兵简政”列为1942年度的中心任务之一。师部决定：精兵建设从师直属队开始，由上到下，层层落实。1月7日，刘伯承师长向直属队作《如何贯彻中央精兵简政政策》的动员报告。1月15日，师部发出关于实施精兵建设的命令，确定紧缩统率机关，减少指挥层级，充实战斗连队的原则，对主力军、军区及地方部队的精兵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随后，第129师从师部开始，调整编制，缩减机关，减少人员马匹，充实战斗连队；并抽调一批干部到地方武装和地方武委会中，以加强地方武装；抽调一批干部去抗大和陆军中学深造；经营生产事业以安置老弱战士和荣誉军人。经过精简整编，第129师师直由29个单位减为12个单位，人员由2627人减为1163人。包括第129师师直、第385旅、新1旅及各军分区在内的太行区八路军，共裁减151个单位、约6650人。

1942年9月7日，毛泽东在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中，特地表扬了晋冀鲁豫边区的“精兵简政”工作。

1943年，晋冀鲁豫边区的“精兵简政”工作继续深入，边区政府由548人减少到100人，八路军前方总部机关和第129师师部合并办公，此外，各级党政军机构也进一步合并紧缩，大批干部由上级机关到下级机关。经过两年的努力，晋冀鲁豫根据地的“精兵简政”工作成绩显著，全区党政军脱产人员只占人口的3％以下。

山东抗日根据地在中共山东分局领导下也普遍实行了“精兵简政”。

1942年，山东分局为贯彻落实中央的指示，成立“精简委员会”，专门研究各地的精简问题，并直接领导、督促、检查该项工作。同年9月9日，山东分局作出贯彻“精兵简政”的决定，要求各地“打破一切借口，无论如何坚决的执行中央所提出党政军民脱离生产人员不超过根据地总人数百分之三（军队不超过百分之二，党政民学不超过百分之一）的规定，在某些山区或工作薄弱地区应少于这个比例。各地党政军负责机关应立即清查自己根据地人口（游击区除外）及党政军民脱离生产的人员总数，超过中央所规定比例的，立即重新精简下来，重新予以安插。”并决定“以后经济、粮食的预算决算一律以合乎这比例的数目为根据，超过的一律停发经费与粮食。”＇山东省档案馆等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9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页。＇

1942年至1943年春，山东抗日根据地连续进行了3次“精兵简政”。山东分局机关的人数由1942春的180余人减至不足50人；八路军第115师师直（包括后勤、医院、工厂）减为1200人，过去1支枪掩护5个人变成了2支枪掩护1个人，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的比例产生了根本变化；山东军区连同司政各部机关、警卫、电台及勤务人员减至200人；鲁南、鲁中军区均精简了23。

精简后，胶东地区脱产人员由10万降为6万。除鲁南脱产人员超过3％以外，山东各根据地的脱产人员均降至3％以下。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从1941年12月下旬起，即展开“精兵简政”工作。

至1942年3月，晋西北军区第一次精简整编结束，全军区主力部队由39000余人减至35000余人。旅、纵队以上机关人数与团以下部队人数的比例由1：　1。7改为1：2。晋西北行署也于1942年3月试行简政工作，按裁减缩并原则减少了部分马匹和勤杂人员。晋绥分局和晋绥军区成立后，再次部署进一步“精兵简政”。

1942年10月，中共晋绥分局召开高于会议，要求主力部队缩编单位，合并后方，调整机关，充实连队，并调整军分区区划。全部主力军应缩减至27000人以下，地方武装以4500人为限。会议还规定了党政机关、工厂、学校、医院的具体精简要求及编余人员的处理原则。随即，晋绥军区部队实施了第二次精简。精简后的团以上领导机关人贝由9151人减至3580人，其中军区、军分区两级机关人员由7132人减至1754人。军区部队主力军由30000人减至25000人，地方武装由6520人减至5000人。同年11月，晋绥边区党政机关、民众团体、学校也根据分局会议精神进行第二次精简。分局和行署依据简政原则对边区行政区划作了新调整：3、4专署合并为3专署，岚县划归3专署；5专署委托绥察行署代管，5专署东四县办事处撤销，5、9地委合并为5地委，朔具划归5专署；7、8地委合并为8地委等。机关人员由15000人减至7000人。

在华中抗日根据地，1942年8月4日，毛泽东就华中“精兵简政”问题写信给陈毅，指示说：“看了关于精兵简政的电报，使我们明了华中全情况，这是很好的。……但有一点须请你注意，即伴随着极端残酷斗争，根据地缩小，必然要到来，而且可能很快到来，这一点如不预先计及，将来必要吃大亏。在此情形下，不论华中华北，都不能维持过大军队，如愿勉强维持，必难持久，一九三四年下半年中央苏区的经验我们不应忘记。……明年必是非常困难的一年，其困难程度为目前许多人所不能想象，高级领导机关必须预为计及。……华中情形虽略有不同，但总方向是相同的。此事请你预加考虑，到年底或明春作一通盘计划，达到精简目的为盼。”＇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24～425页。＇

1942年9月，华中局军分会发出关于“精兵简政”的通知，要求华中各根据地应以精简为冬季工作的中心，分三期实施“精兵简政”。

第一期为政治教育和动员。各地党政军自上而下地进行教育，使之了解中央“精兵简政”政策的目的、意义；

第二期为调查研究与计划布置。发动地方党政和部队广泛进行调查研究，讨论各自的执行方案，订出自己“精兵简政”的具体计划；

第三期为确定方案，总结与交换经验及彻底完成精简计划。

通知还提出：“在精兵方面应注意在提高部队质量与加强战斗实力的原则下，调整编制，缩减编并某些单位，充实连队，规定战斗人员与直属队人员数目及比例（连队六与一之比，直属队四与一之比），严格紧缩后方机关，减少人员马匹，抽调一批有相当能力的地方干部到地方军及群众中工作。在简政方面应注意在紧缩行政机关，提高行政效率的原则下，裁减机关，合并单位，达到各级短小精干适合敌后游击战争环境，严格遵照政民脱离生产干部及杂务人员不得超过居民百分之一的规定，减少大批杂务人员马匹及伙食单位，……”＇江苏省财政厅、档案馆等编：《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1卷，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第81～83页。＇

华中各根据地党政军依据中共中央指示和华中局的部署，先后进行了“精兵简政”。

通过“精兵简政”，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鱼大水小”、“头重脚轻”的状况得到了根本扭转，成功地解决了机构庞大和受到战争破坏的社会经济缺乏足够承受力之间的矛盾，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更加适合游击战争的需要，同时，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进一步密切了党同群众的联系。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二十八章　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战胜严重困难的斗争

第三节　开展整风运动及加强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

一、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的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党的建设方面进行的一次卓有成效的实践活动。经过整风运动，全党思想高度统一，团结大大加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进一步深入，为党领导人民战胜严重的困难，夺取抗战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和组织基础。

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井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会议还指出：“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534页。＇

为了执行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学习问题的决议，193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特设了干部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