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园

我们所学之事（第1页）

基兰加，1960年6月30日

利娅·普莱斯

起初，我们和亚当、夏娃的处境无异。我们不得不学习每一样东西的名称。恩可可，蒙哥，祖鲁——河流，山脉，天空。要认领每一样东西，都必须用我们新学的这些发音从虚空中喊出它的名字。上帝所造的万物都有名字，无论是蜿蜒游走于我们门前小径的长蛇，还是摆在我们家前门台阶上的售卖之物，莫不如是。林羚，獴，狼蛛，眼镜蛇，叫恩贡多的红黑相间的猴子，穿梭于墙面的壁虎。还有从河里拖出来的尖吻鲈、恩肯多、电鳗。阿卡拉，恩肯托，阿－阿纳：分别代表了男人，女人，孩子。另外还有每一样生长的植物：鸡蛋花，蓝花楹，曼格万西豆，甘蔗，面包果，天堂鸟。恩古巴是花生（和我们家乡说的花生豆①的发音相近），马拉拉是汁水血红的橙子，曼孔多是香蕉。纳纳西是菠萝，纳纳西姆普图的意思是“穷人的菠萝”，即木瓜。所有这些植物都是野生的！我们家的后院和伊甸园很像。我在笔记本里记下了每一个新单词，发誓一定要一直记着，直到我成年，成为一名美国女士，有自己的后花园，我会把自己在非洲攒下的这些见闻告诉全世界。

我们从福尔斯修士留下的那几本书上学到，寻找哺乳动物、鸟类和鳞翅目昆虫的野外向导就是蝴蝶。我们还从任何一个愿和我们交谈并且指点给我们看的人（大多数都是孩子）那儿学到知识。母亲有一两次让我们大吃一惊，比起我们，她可是地地道道的迪克西。当树上的花蕾开出花朵，她会讶异地扬起黑色眉毛，蓝色的眼睛睁得老大，宣称：九重葛，木槿，哎呀，那可是天堂之树啊！谁能想到母亲还懂树？而水果——芒果，番石榴，鳄梨——以前我们在亚特兰大的克罗格超市里见都没见过。如今，那些树弯下枝条，直接把充满异国情调的奖赏放入我们手中！还有一件事我得记住，等我成年后，讲起刚果时要说到它：芒果是如何垂缀在加长电线似的茎蔓下端的。我认为是由于上帝把椰子放到了根本够不着的地方，懊悔莫名，于是就让芒果变得触手可及了。

每一样东西我都会死命地盯着看，然后眨眼睛，就好像我的双眼是一架布朗尼相机，拍出来的照片可让人再三回味。对那些名字很难叫的人，我也会死盯着看。渐渐地，我们开始能叫出邻居的名字了。住得最近的是可怜的腿坏了的玛玛·姆万扎，她可以用双手在路上飞快地爬来爬去。还有玛玛·恩古扎，她走起路来脖子伸得异乎寻常的直，那是因为她下巴底下的甲状腺肿得像只硕大的鹅蛋。塔塔·波安达是个老渔夫，每天清晨都要驾船出海。他总穿着一条艳红的裤子，你这辈子都没见过那么红的裤子。当地人日复一日穿得都一样，大体来说，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得以辨认他们。（母亲说要是他们真想耍我们的话，只要一天换一身衣服就行。）有时，在较为凉爽的早晨，塔塔·波安达也会穿上一件淡蓝色的运动衫，口袋那里镶着条白边——他简直就是道风景，肌肉发达的胸脯很有男子气概，而女式运动衫的大V领让他的胸肌显露无遗！但你是否想过，他，以及这里任何一个人，怎么会知道那是件女式运动衫呢？我又是怎么知道的呢？通过款式，但我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所以在刚果，那还算女式运动衫吗？我很怀疑。

关于塔塔·波安达，还有件事，我得透露一下：他是个罪人。就在上帝的眼皮子底下，他竟然有两个妻子，一个年轻，一个年老。唉，她们还都去教堂！父亲说我们要为他们三个人祈祷。但当你静下心来思考细节，就会发现很难说清楚到底该祈祷什么。我觉得他应该放弃一个妻子，但他肯定会放弃老的那个，而她看上去已经够愁眉苦脸的了。另一方面，他所有的孩子都是年轻的妻子为他生的，因此你没法硬下心肠祈祷，让当爹的直接丢下孩子不管，是吧？我总是相信，只要让耶稣基督进入你的心里，任何一种罪都能轻而易举地修正，但这儿的情况很复杂。

玛玛·波安达二号似乎没觉得自己的身份有什么尴尬。事实上，她看上去心满意足，乐呵得很。她和她的那些小姑娘们都把头发扎成尖尖的短辫子，一根根竖在脑袋上，那效果和针插有得一比。（蕾切尔把这叫作“乱稻草发型”。）而玛玛·波安达总是小心地裹着缠腰布，那布幅上有一大块粉色光芒似的图案在她的整个大屁股上四射开来。女人们布料长裙上的图案都很欢乐，但都是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很难预料什么时候一大堆黄色遮阳伞，斑点猫和条纹狗，或是脑袋朝下的天主教教皇就会闲庭信步地穿过我们的院子。

秋末，每栋房子和小径周边的奶绿色灌木丛倏然间显出了真容——原来是圣诞花。它们开得好旺，压断了枝头，圣诞节就这样裹在黏稠的热气中离我们而去，就像七月听到收音机里播放《天使在歌唱》一样令人吃惊。啊，刚果是座神圣的天堂，有时候，我真想永远生活在这里：我可以一直像男孩子们那样爬树，找番石榴，啃食它们，任由汁水流下，沾湿我的衬衫，永远如此。只是现在我十五岁了。我和艾达的生日将在十二月到来，让我有点措手不及。艾达和我在乳房发育、每月一次的例假之类不好的事方面，都很晚熟。在佐治亚那会儿，我的同学都络绎不绝地戴起了少女胸罩，就像得传染病似的。我却把头发剪短，发誓要继续当个假小子。艾达和我做大学代数、大部头书有一本读一本的时候，其他孩子还在循序渐进地吭哧吭哧做作业。我想我们曾指望能一直想成为什么年纪的人，就成为什么年纪的人。但时光不再。现在，我十五岁了，必须考虑如何当个基督教女士这样的问题了。

说句老实话，这儿还不能算是纯粹的天堂。或许我们在伊甸园里吃错了果子吧，因为我们家似乎总是知道得太多，同时却又总不够。不管什么时候发生了大事，我们总会吓一跳，其他人却波澜不惊。雨季来了又去，没人吃惊；绿色的灌木丛猛然间变成了圣诞花，也没人吃惊；蝴蝶的翅膀像猫眼镜片一样透明，没人吃惊；路上的蛇有的极长、有的极短、有的绿得不可思议，没人吃惊。这儿的小孩子似乎都比我们知道得多，就像他们讲自己的母语那样从容自如。

我不得不承认，起初让我泄气的便是听小孩子们叽里呱啦地讲刚果语。比露丝·梅还小的小娃娃怎么能把这种火星话讲得这么好呢？就像有时候你会发现艾达竟然懂法语或圆周率的平方根这么难的东西，而我还想当然地以为她懂的一切我都懂呢。我们刚到的时候，这里的孩子每天一大清早就会聚在我们家外面，这让我们困惑不已。我们觉得肯定是因为有不寻常的地方，比如说屋顶上没准儿有只狒狒什么的。后来，我们才意识到不寻常的就是我们自己。他们被吸引到我们家的理由，和有人去看着火的房子或车祸现场的理由一样。我们根本就不用做什么有意思的事，只要在房子里走来走去，穿着裤子，烧水，都会有人看。

在我看来，我们的生活乏善可陈。母亲放了我们几个礼拜的假，不用看课本，毕竟我们需要时间适应和安顿下来。但到了九月，她拍着双手宣布：“不要管什么刚果了，你们这些女孩子都得收心上课了！”她决定把我们——不光是我们中间有天分的——都培养成学者。在她的策略下，我们被拴在了一起。每天早上，吃过早饭，做过祷告，她就会让我们坐在桌边，用食指捅我们的后脑勺，让我们低头读课本。（露丝·梅画画就行。）我琢磨着，这是想让我们进炼狱吧。然而，我的心思都飞到了屋外，一些孩子正不断地发出特别古怪而又有趣的音节。听上去像是在胡说八道，却带有那么多不为人知的意图。有个男孩喊出了一个神秘的句子，让一大群孩子发出尖叫和大笑声。

午饭后，她允许我们自由自在玩上宝贵的几小时。我们一出门，孩子们就尖叫着慌里慌张地跑开了，好像我们身上有毒似的。过一两分钟后，他们就会蹑手蹑脚地再次走上前来，都光着身子，眼睛瞪得老大，似乎被我们的普通穿着惊呆了。没多久，他们又重新在院子外面围成半圆，嚼着粉色的甘蔗秆，盯着我们看。胆大的会朝前走几步，伸出手尖叫着“cadeau”，叫完就咯咯笑着惊恐地跑开。这是目前为止我们享受到的最近似于友谊的关系了——尖叫着要礼物！我们能给他们什么呢？在预先的计划里，我们丝毫没想到他们竟然会想要尘世的物品。我们只给自己带了东西过来。于是，当我躺在吊床上，鼻子冲着那本已经读了三遍的书的时候，便决定不再去理会那些事儿了。我假装不在乎他们像看动物园里的动物那样围观我，也不在乎他们在我身上打什么坏主意。他们指指点点地彼此说着话，向我逞威风：他们的整个世界都把我排除在外。

母亲说：“好啦，甜心，事情总归有两面。你知道怎么说英语，他们就不懂！”

我知道她说得对，但我没觉得自己受到了安慰。能讲英语什么都说明不了。这种技能和说出各国首都、南美的主要产物，背诵圣经，或在篱笆顶上走路等等都不一样。我不记得自己学母语花了多大的力气。有一段时间，我学法语确实很卖力，但艾达摘得桂冠后，我就放弃了。在我看来，她懂法语，也就可以代表我们俩了。不过，我确实不得不承认，对一个把拒绝说话当原则的人而言，那似乎是种古怪的才能。总之，在家那会儿，学法语就像是一项室内游戏。到了这儿之后，还是如此。这些孩子根本就不说“jesuis②”或者“vousêtes③”。他们的母语落雨般出其不意地从他们嘴里冒出来，像水流出管子一样自然。从第一天起，我就特别想学。我想从吊床上起身，吼上几句，让他们臊得脸通红，像一群受惊的鸭子。我试着去发明或想象这么一个斩钉截铁的句子。“布卡布卡！”我在想象中这么喊道。“我们喜欢艾克！④”或者喊出我以前看过的一部太空科幻电影里的一句话：“克拉图巴拉达尼克托！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