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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2页）

上曰：然。

吾乃曰：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开，故虽多而不可用，而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之……故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湾、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

上曰：然，西人皆为有用之学，而吾中国皆为无用之学，故致此。

对曰：上既知八股之害，废之可乎？

上曰：可。

对曰：上既以为可废，请上自下明诏，勿交部议，若交部议，部臣必驳矣。

上曰：可。

……（据康有为《自编年谱》节录）

一个何等开明、锐进，富有超越眼光和远见卓识的光绪帝啊。难怪康有为开口闭口他和皇帝如何如何了；问题是变法烈火焚城一般亡于慈禧的政变，一时间人头落地，杀戒大开……改良派背井离乡，有国难投，皇帝又在软禁的折磨之中，而康有为这个时候仍然沉溺在当年短暂的得意，一概拒绝革命者的善意和帮助，这种固执和不智，对康氏本人，对幽禁中的光绪帝，对改良事业的前途，都是极大的根本的伤害。口能吐玫瑰，也能吐蒺藜。康有为常常口不择言，其言其文，伤人无数。

现今的国人大体上和旧时代不同了。他们不再渴望一个明智的皇帝和一些守正不阿的清官。他们业已懂得，只有西方式的*制度，才可以保证他们想得到的东西：富裕、安全和受到公正的对待。就算得力的强梁或中产以上阶层，也多作此想。这是他们急不可待地将子女玉帛转移到欧美的一个原因。

但那时的康有为却自始至终渴望一个明智的皇帝，而且这个皇帝对他那么赏识。

梁启超念头飘忽

1900年，梁启超想去美国，未及到，而义和团已在北京骚乱，接到多方函电催促回国。回至日本，闻北方失守。抵沪之日，唐才常等人已先后就义。

公私皆不获有所救。于是去国，先往香港，继而渡南洋，游澳洲（《三十自述》）。他1902年春办《新民丛报》。他说，“专欲鼓吹革命”，“如欲导以变法，则不可不骇以民权，欲导之以民权也，则不可不骇以革命”。大概唐才常的血把他刺激了一下。

钱基博说：“梁氏……其间亦为革命排满之论，而其师康有为深不谓然，屡责备之。”

1903年，康有为在香港发表《与南北美洲诸华商书》：“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章太炎作《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予以痛驳。

这个时候，梁启超将世界政体分为三种，一是*立宪政体，但他说该政体在选举总统时，竞争太烈，施政方略变数太大，不是国家之福；二是君主专制政体，朝廷把人不当人，防民如防备盗贼一样，各种矛盾冲突导致大乱，也可怕得很；三是君主立宪政体，乃是最优良的，它行之有效，又合于中国风俗。

但是他又说，今日中国遂可行君主立宪政体乎？还是不能。立宪政体，必待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中国最速亦须十年或十五年。

这又把话说回去了。既然如此，当年何必紧紧抓住光绪帝变法呢？像愚公移山一样，一代代等下去不好吗？

到了1905年，他撰写《开明专制论》，倡言中国今日万不能实行共和之宪制，也不能实行君主之宪制，当以开明专制为宪制之预备。较之同盟会此时发行的《民报》，梁氏常与之为敌，思想又趋保守逆动。

汪精卫《论革命之趋势》1910年春刊于《民报》。他在此数万言长文的结尾部分指出，立宪派的论点：应使宪法由国会产生，不应是国会由宪法而生。

这是不错的，它是宪政的正途。

问题是，前提是宪法若要由国会产生，就决不能使国会由朝廷的指定而组成。若是这样，那宪法也不可得。现实是什么呢？国会系由朝廷指派而成。

这一点，就连立宪派也绝望了。

所以，汪精卫在文章中呼叫立宪派赶紧醒悟，促他们勘破生死界限，假如他们真的念及人民的疾苦哀号，就应当奋然投袂而起。

作者指出，专制之世，上下都没有法可守。因此人民对于君主，只有以道德高下来判定，有道德就足以服人，无道德则被指为残贼。立宪的世道就不一样，君主和人民的权利义务，都有法条所限，人们看待君主，没有贤愚不肖的问题，仅有违法与否的分别。若要把危险的大权在握的君主控制在笼子里，使他不至于乱咬人，必须造成真正的宪政。若是国会由强权指定，那样的国会就只得名义，宪政呢？自然是晃晃悠悠，无根漂蓬，又必定泡汤了。

在同一年的梁启超的文章《国会期限问题》中，梁氏以为，清朝官吏视宪政为寇仇，所痴迷者，就是金钱，就是权位，没有别的。他们也大呼要立宪要宪政，不过前提是这种宪政必须保证他们对权位、金钱的攫取，否则什么宪政也不要。

梁启超论到，前些年，考察政治大臣曾有结论：立宪政治，上利君，下利民，而独独对中间的各级官僚不利。为什么呢？他们为之迷醉的贪贿之政，肯定不可行了。所以梁氏认为他们才是宪政的大阻碍，即宪政的阻碍并不在居于最高位的皇帝。基于此点，他推求再三，恭维说，皇上对宪政的期待，比任何人都还要急迫。皇上定然对国会爱护有加，就像爱护子女一样。可是，预备立宪一会儿九年，一会儿七年，没个盼头，他也急啊。那怎么向国人和读者解释呢？梁先生说，可能是要求宪政者的哀告还不够，诚心还不足，那么他就要带头，不断地请求，不断地上书，直到那一天的到来……此公也真可谓移宪政之山的愚公了。

章太炎对康、梁辈是很烦躁不耐的，主要就是他们难以沟通、难以疏通、难以交通的心性把他搞冒火了。他决然说：“世有大雄无畏者，必不与竖子聚谈猥贱之事已。”（《四惑论》）

就梁先生的言行看来，游移跳动，忽三忽四，忽天忽地，念头飘荡，殊少定见。谭嗣同的血算是白流了。他曾撰写《日本预备立宪时代与人民》，为当时清廷下预备立宪令合作。后又发起政闻社，其机关杂志《政论》，旋为清政府封禁。

到了1911年，武昌起义后，清廷起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连梁启超一块儿起用，授他为法部副大臣，这时他反而不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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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大笔如椽

1903年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振聋发聩，其文富于思辩、学理和论战性；而康、梁的文章都是血质充沛，感情外露，笔蘸浓墨，哀感顽艳。

章太炎投身论战后，他的文章征引繁博，论据坚实，康、梁逊之。无论掉书袋，还是述见解，章太炎均胜对手一筹。文人学士，转而佩之。“夫以一时之富贵，冒万亿不韪而不辞，舞词弄札，眩惑天下，使贱儒元恶为之则已矣；尊称圣人，自谓教主，而犹为是妄言，在己则脂韦突梯以佞满人已耳，而天下之受其蛊惑者，乃较诸出于贱儒元恶之口为尤甚。岂可无一言以是正之乎”？

“长素又曰：氐、羌、鲜卑等族，以至元魏所改九十六姓，大江以南，骆越、闽、广，今皆与中夏相杂，恐无从检阅姓谱而攘除之。不知骆越、闽、广，皆归化汉人而非陵制汉人者也。五胡代北，始尝宰制中华……日本定法，夙有蕃别，欧、美近制，亦许归化。此皆以己族为主人……今彼满洲者，其为归化汉人乎？其为陵制汉人乎？……徒以尊事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