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
“我问了,一斤好铁大约要###分银子。若平均按八分五算的话,十万五千斤好铁需银八千九百两,即使不算脚费,工部所给的银子也还短缺近五千两。”
“是呀!”张之洞捧着茶碗,慢慢地说,“我问了下先前的铁差押运官,从山西运到上海,光绪六年那一次,每斤铁耗银五分五,光脚钱就耗费一万五千两,现在开销可能还要大些。加上买铁的钱共差一万余两,这笔庞大的开支从何处来呢?”
“我这次在长治遇到一个人,他说如果这差使包给他,十万五千斤铁,他只要三千二百两银子,就可以按期全数运到上海。”
看着桑治平脸上洋溢着兴奋的神采,张之洞也兴奋起来:“此人是谁?他能有这大的本事,每斤铁只需三分的脚费!”
“此人是个洋人。”
听说是个洋人,张之洞脸上的喜色顿时消除了。他冷冷地说:“洋人都是骗子,不要相信。”
桑治平脸上的喜色却依旧:“我和这个人说过一晚上的话,我看他不是骗子,他比我们许多中国人都诚实。”
“你跟他说了一个晚上的话?”
张之洞睁大了眼睛。他虽然多年来就开始注意外国的事情,也读过几本江南制造局译书馆译的外国人写的书,并且上过不少关于夷务的折子,但和他的京师清流党朋友一样,始终没有近距离地见到一个外国人,更谈不上与他们交谈了。当然,最主要的是他不懂洋话;另一方面,他也不屑于跟那些黄头发、蓝眼睛的夷番对话:他们都居心险恶,且无学问,一个堂堂天朝礼义之邦的官员,岂能与他们交谈!
“是的。”桑治平笑了起来,说,“我们是用中国话交谈。香涛兄,你可能根本没有想到,他的中国话说得比我还中听。我的话里常有河南土音,而他说的竟是差不多标准的京腔。”
“真有这样的洋人?”张之洞知道桑治平是个诚实君子,不会说假话,但他还是不能不怀疑,因为这太不可思议了。
桑治平完全能理解张之洞的诧异,于是详细地说:“我到长治后,郝县令告诉我,有一个很能干的洋人住在驿馆里,问我要不要见他。我说洋人我愿见,但彼此不能交谈,见也是白见。郝县令笑着说,这个洋人可以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我一听马上说,那就好,我这就去见他。郝县令陪着我去驿馆。那洋人一见我,便用很娴熟的京腔跟我说话。我一高兴,就和他聊上了一个晚上。”
“都说了些什么?”
张之洞也来了兴致。他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凡他不知道的东西,他都有一股子要弄明白的强烈愿望。
“这个洋人告诉我,他的名字叫李提摩太,是英国人,同治八年二十五岁时就来到了中国,已在中国居住十五六年了。”
“哦,这么久了,怪不得会说中国话。他是做什么事的?”
“他是个传教士。”
听说是个传教士,张之洞的心中立即冒出一股反感来。他厌恶洋人,尤其厌恶洋人中的传教士。他曾远远地看过传教士:穿着黑色的宽大长袍,胸前挂着一个十字架。这种穿着打扮,他怎么看都不顺眼。而最令他不能接受的,则是传教士的那一套学说和教规。什么上帝、基督耶稣、圣母玛丽亚,什么凡男人皆兄弟、凡女人皆姊妹,什么死后灵魂升天堂,还有洗礼、做礼拜、祈祷唱圣歌等等,张之洞都视之为歪门邪道,荒诞不经。尤其令他深恶痛绝的,是那些洋教士在中国的横行霸道、仗势欺人。他们在中国到处建教堂,强行传教,收中国人做教民。他们藐视官府,目无中国法纪,挑起事端。许多事情明明是他们无理,打起官司来,却又都是中国人败诉。几十年来教案不断,无不以中国人认错赔款、拘杀自己的百姓来平息。到山西这两年来,他也遇到过几件头痛的教案,至今尚未了结。
张之洞紧锁着眉头说:“此人既是个传教士,你不应该与他交往,他即便可以省几千两银子的脚费,我们也不要找他。那些传教士都很阴险,不知他们背地里包藏着什么祸心。”
桑治平哈哈大笑起来:“你怎么变得这样胆小怕事了!你是一个堂堂的巡抚,他是一个小小的传教士,你难道还怕他吃了你不成?”
张之洞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不是我怕他,他们都不是好人,犯不着跟他们打交道。”
“我知道,你是清流出身,恨洋人。对于洋人,我和京师清流君子们有些不同的看法。”桑治平收起笑容,正色道,“洋人欺负我们,是应该恨,但我除开恨之外,还有一种佩服心。你看他们的铁船造得那样大,走得那样快,大海大洋中如履平地,这要多大的本事?他们把枪炮造得杀伤力那样大,把钟表、机器造得那样精巧。他们造出电报来,一封信函,万里之遥,顷刻可到。这些,要有多大的能耐才做得到?我是不得不佩服呀!”提起钟表,三年前龙树寺摔表的那一段往事,又浮起在张之洞的脑子里。他当时虽觉得那种做法过头了点,但他理解与会者的心情。钟表与燃香计时,孰优孰劣,这是不待智者而知的事;同样,铁舰与木船、洋炮与土炮、电报与马递,孰优孰劣,这也是不待智者而知的事。桑治平说得有道理,张之洞不得不认同。他静静地听着,没有做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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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观摩洋技(3)
“说起洋教来,也是有很多使人气愤的地方。说实话,他们那一套教义,我是决不会接受的,但是我也看到了另一面。”桑治平不疾不徐地继续说下去,“比如说,洋教的宗旨是劝人为善,反对作恶,这点与我们的儒学求仁成仁是一致的,更与老百姓的佛祖、菩萨一个样。洋教的传教士在中国办了不少育婴堂,收容流浪街头的孤儿,又大量散发药丸,免费为人治病,这些都是事实。尤其使我赞许的是,传教士都坚决反对吸食鸦片,他们与贩卖鸦片的洋人在这件事情上也是势不两立的。”
“此话当真?”传教士反对吸食鸦片这一点,张之洞过去不知道。
“是真的,先前我就听说过。这次我在李提摩太那里看到他们的教规,明文规定教徒万不可吸食鸦片,且有劝导别人不吸食鸦片的责任。”
听说传教士自己不吸鸦片,并劝告别人也不吸鸦片,正在大力禁止鸦片烟的山西巡抚,对传教士突然生发出一丝好感来。
“洋教士中确有不少作恶之徒,但我也听说过其中有不少慈善家,李提摩太就是一个慈善家。郝县令告诉我,李提摩太是光绪三年到山西来的,那时山西正遭旱灾,李提摩太在潞安府一带以教会的名义,捐献过一万两银子。他还面见过曾九帅,提出以工代赈的主张。曾九帅嘉奖他,并拟上报朝廷,赏他一顶四品衔的顶戴,他谢绝了。潞安府一带的百姓都说他是洋善人。”
张之洞一声不响地听着。这个从未谋面的属于可恶的洋教士一分子的李提摩太,在他的心中赢得了一分好感。
“李提摩太随我一起来到太原,我送他在驿馆住了下来。他想见见你,你是否愿意见他一面?”
“且慢!”
张之洞在心里犹豫着。尽管李提摩太反对吸食鸦片,又捐款救赈山西的旱灾,不属于洋人中的恶劣之辈,但自己身为山西之主,接见他,就是给他一个很大的脸面,这个脸面值得给他吗?当年清流党的中流砥柱,基于多年的宿怨,仍不愿意降尊纡贵与夷番打交道。
桑治平深知张之洞的疑虑,他从随身带着的布包里拿出一本小册子,递给张之洞说:“这是李提摩太写的一本小书,你不见他可以,我劝你不妨读读他的书。我先回家去了。”